第VII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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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理查·福茨打了個電話，是他辦公室的留言機接的。
我口氣簡短有力，隻說我需要立即見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師夫婦都沒睡。
我剛把鑰匙插進鑰匙孔，門鎖就從裡面擰開，然後我看見了牧師太太驚慌失措的面孔。
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擺出微笑的形狀，眼睛卻白熱地瞪着。
我問：“你好嗎？”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賬了。
“很好。
”她馬上回過頭去看牧師，禮貌順着慣性從嘴裡出來：“你呢？” 我說很好。
這時我發現牧師已邁着長腿攆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離她兩步遠的地方。
兩人就這樣一前一後一高一矮站着看我解下圍脖，摘掉帽子，脫掉靴子。
我和他們仍在進行禮貌廢話。
比如說：天氣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後我穿着又冷又濕的棉襪，跟他們夫妻倆面面相對站在門廳裡。
雙方都客套得累壞了。
我想說：“這個月的房租我下禮拜保證交。
”想想算了。
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麼保證都說明問題。
我還想說：“出什麼事了嗎？”他們會想這人看上去挺謙謙君子，其實是個潑皮無賴——白住房白用水電，在房東和房客之間還能出比這更壞的事？ 牧師太太又急速看了牧師一眼，那意思是說：“你不說我可不客氣了。
” 牧師終于開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觸？” “怎麼了，他們找你們麻煩了？” “不是。
是這樣，今天下午一點鐘，我妻子在留言機上聽到一段很可疑的聲音。
你來聽聽就知道了。
” 我被他們領到起居室。
牧師伸出修長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機的倒帶鍵上。
兩人以一模一樣的表情聽着機器沙沙沙響起來，不久出來一個喉音極重的男低音，說：“聽到沒有？聽到沒有……”然後是個年輕些的男聲說：“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輩子的時間才找到。
你聽我怎麼樣？”男低音說：“還行。
你聽我呢？”年輕男聲說：“不怎麼樣……”機器“咔哒”一聲停住。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眼睛瞪得跟他們一模一樣。
牧師太太說：“大概在它發生二十分鐘以後，我接到一個電話，開門見山就告訴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
他問我你的作息時間，夜裡一般是不是都住在這裡。
” 牧師說：“他還問你有沒有把朋友和熟人帶到這所房子裡來過……” 我告訴他我們的房客跟我們一向有契約的，都不會違背契約帶人回來。
牧師太太顯然對這場莫名其妙的事有些不高興。
很可能她在我進門前正發我的牢騷，連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開了爐子沒關，把爐子上面橡木吊櫃的底子都烤得發了黃。
小半輩子沒講過人壞話的年輕牧師太太把所有的惡聲惡氣攢足，全用在我這兒。
我說：“那這留言機上的對話是怎麼回事呢？” 夫婦倆一模一樣地聳聳肩。
牧師說：“從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們正在調試竊聽器。
就是說，他們已經聽了我們家的許多私人對話。
他們已經侵犯了我們這樣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權益。
” 牧師脾氣很溫和，憤怒都是和風細雨的。
可是歸根到底，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名堂。
牧師太太手指指留言機，如同指一攤穢物。
“我聽起來，像是兩個拿報話器的人在通話。
像兩個警察。
”我說。
心裡咬牙切齒：便衣福茨實在萬惡，他折騰到最後可能是将我攆到冰天雪地的大馬路上去。
“也有可能。
”牧師微皺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緩緩地一扇一扇。
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東西灌輸到人們腦子裡和行為中，他的灌輸失敗，才會輪到FBI們去忙。
他現在輕微感覺到失敗。
牧師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壞了。
她的安全感是因她上幾代人離罪惡的遙遠而建立的。
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惡有關，但她更無法确定我和罪惡無關。
她突然覺得我離她的認識極其遙遠，她曾自信地在我行為氣質上讀出的謙和多禮原來是錯誤，它們都是神秘内向的東方所給予我的僞裝，而絕不能給她證據證實我的無辜。
而壞就壞在我的内向和神秘。
她覺得過去跟我的相處全不能作數，而未來都要在長期的一無所知中相處下去。
或許東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個逃犯，像我這樣斯文的一個逃犯。
她聽我解釋這其實是怎麼回事：美國在五十年代為外交官員建立的法規，讓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正式羅曼史受到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的影響。
因為我的國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國家所列的敵人名單上。
我對牧師太太解釋道。
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麼也沒聽進去。
我接着跟他們夫婦二人講到我的從軍曆史，尤其我當戰士記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軍隊宣傳骨幹，抑或情報人員。
對于他們這樣給我重視，我是怎樣也講不清的。
因為他們拿美國軍隊各行各業來套中國軍隊。
我給牧師夫婦舉例說：“有一次我跟幾位台灣朋友談到中國軍隊的歌舞團，他們馬上說：‘噢，康樂隊呀，我們軍隊裡也有。
’我說那和‘康樂隊’不同。
他們說：‘差不多啦，就是讓士兵開心嘛！’他們和美國人都把中國軍隊的歌舞團員想成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朝性饑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
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的歌舞團是關照意識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撫他們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饑荒的。
台灣朋友說：‘有軍營的地方就有性饑荒，這點你得承認吧？’我說：‘可能是的。
’他們立刻得勝地大聲說：‘那就對了！你給他們意識形态，他們接受的是性救濟！’我說：‘那就不是前者的問題了。
如果一個人賣出去的是飯鍋，結果給買去的人當成了尿盆，你不能說前者就是賣尿盆的……’” 我見牧師夫婦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勢上下左右地動，但他們已在我舉的這個例子裡失去了方向。
他們想，她在胡扯什麼呢？三個月住下來，他們頭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個挺能胡扯的人。
并在講到尿盆這類詞時語言毫無梗阻，同講到飯鍋一樣坦然。
他們還想：這個貌似文雅的人原來是個标準三八。
我想，壞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認識我。
我怎麼在這種時候舉出個幫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沒聽見任何聲響從牧師夫婦的卧室傳出來。
他們平穩的日常活動也給我攪了，給便衣福茨攪了。
因而我一見理查就說：“FBI得負責給我找房——我肯定會給房東踢出來的！” 理查很驚訝：“怎麼？你給踢出來了？” “遲早的事！” “你跟他們應該簽了租約的，租約上又沒說不準FBI打電話。
”他年紀輕輕，已經有了老特務的痞勁。
他兩手一攤，又說：“如果他們真要攆你走，我家倒有間地下室空着。
”他明擺着是跟我瞎逗，臉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們真要攆你，可沒我什麼事。
“我正失業，再去租另一處房，連押金都拿不出來。
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東都要看你有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兩到三個月的房租做押金。
就這樣的話，能租到房已經算走運……” “我當然知道。
”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煩我的房東？” “我也不想煩他們。
這是調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
我很抱歉。
” 我和他站在他的辦公樓大廳裡說話。
我不願穿過那個安檢通道，讓兩個面無表情的人翻看我書包裡是否裝有炸藥。
理查隻穿了件襯衣，紮一條非常花哨的領帶。
他下巴左側被刮胡刀拉了條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襯衫領子。
總之我這案子讓他連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時間也沒了。
他做個手勢要我跟他去。
他領着我走到大廳一邊的咖啡鋪。
我不領情地說我沒喝咖啡的胃口。
他說他有胃口。
他連早飯都沒顧得上吃。
那個“陽光燦爛”在去上托兒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開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濕透。
隻好又開車回去，替她換上幹淨衣服。
理查說着打了個長哈欠，這讓我看見了他嘴裡的所有牙齒，有三顆牙補過。
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國人牙齒，人為地整齊潔白。
他為他的哈欠說了兩聲“對不住”。
哈欠打完，他臉上出現一種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麼了，活得顧頭不顧尾，跟他女朋友的争執也越來越頻繁。
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們生活裡添了個“陽光燦爛”和我。
這兩個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給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麼多亂，要他額外操那麼多心，這一點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過意不去，我們不可能不向你的房東了解你的情況。
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裡……”他的話給他腰裡揣的呼機打斷了。
他皺起眉，把呼機拿出來，看一眼上面的号。
“是‘陽光燦爛’的托兒所打來的。
”他告訴我，好像他給我權利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樂趣和苦惱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電話，我可以現在就走。
我就是專程來告訴你，你們不要竊聽我房東的電話。
”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說，不竊聽他們的話我們打哪兒下手竊聽你呀？ “并沒有竊聽他們啊！”他說。
“他們都是厚道人，與人為善，樂善好施……” “什麼叫‘樂善好施’……聽上去特别耳熟。
我感覺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語。
”他說着從襯衫口袋拔出一支筆，要我把“樂善好施”寫在餐巾紙上。
我一筆一畫地寫，他一筆一畫地看。
然後他點點頭說：“噢，我明白了。
比如我們對‘陽光燦爛’。
” 這小子真油，把事情從竊聽的問題上扯開了。
“所以請你們不要對樂善好施的人幹這種事。
”我說。
“幹哪種事？” “竊聽他們的電話。
” “誰說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 “他們的話有什麼聽頭呢？他們無非講講教堂裡的事。
”最多是牧師外出工作，牧師太太在家，兩人在電話裡交換三兩句夫妻間的甜蜜廢話，比如牧師說：今早我起來的時候你還在熟睡，我沒跟你道早安。
牧師太太說：對呀，我不知道怎麼睡得那麼沉。
牧師說：（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裡來了幾次？……牧師太太說：（滿臉赤紅）哦，看上帝份上請閉嘴！……牧師說：能讓你快樂我很快樂。
……牧師太太說：我也是。
（在電話筒上做一個親吻的吧唧聲）我等着你，早點回來。
……牧師說：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
……牧師太太咯咯樂着，說：你最好閉嘴…… “他們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們幹嗎竊聽他們的電話呢？”我換成英語和他争。
講中文我沒那麼理直氣壯、直截了當。
“你看看！我問你，誰告訴你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見我一點都不信，他又強調地說：“他們的電話有什麼聽頭嗎？！” “那你們還去聽？” “誰說我們聽了？” “不聽你怎麼知道沒聽頭？”我在這兒等着你哪。
他一看，進了我的邏輯圈套，歎息地笑了一聲。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
它唯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
美國大概是唯一把冰冷當作美味的國家。
冰冷使完全徹底的寡淡無味變得不再寡淡無味，它給你的味覺帶來的刺激強過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
他撕開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裡，又呷一口，還是提不起胃口，又撕開一隻小奶杯，将濃渾的奶油倒進咖啡。
他無精打采地攪動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無精打采。
我說：“我正在寫三門功課的學期終結作業，如果我現在被攆出來，我這三份作業很可能做不下去。
這麼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兒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 “那你要我怎麼辦？” “在牧師家好好待着。
他們燒暖氣不摳門兒吧？一般牧師都挺摳門兒。
美國有句俗語形容人貧窮的程度：那家夥窮得像教堂裡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裡的耗子更窮。
”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邊，這時定住了，臉從杯沿上端來看我。
我說：“教堂裡的耗子好歹還有教堂，它們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 “慢着，讓我想想——”理查·福茨說，“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麼？” “我說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個教堂！那地方專門收留中國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來的留學生。
那裡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給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機打斷。
他急忙摘下呼機，看一眼，兩道劍眉擰成一道。
“怎麼搞的？又是托兒所！” “那你快去回電話吧。
”我做出告辭的樣子，把圍脖往身上一搭。
“絕對是個好主意——那教堂的側面有十來間房，一共住了三十多個各國學生。
要不要我去偵察一下，給你找來他們的電話。
” “我不能在學期結束前搬家……” “這不取決于你啊。
” “可是取決于你。
” “怎麼講？” “你隻要保證不在我學期結束前再給牧師夫婦打電話。
” 他想了想，說：“你學期什麼時候結束？” “一月二十五号。
”
我口氣簡短有力，隻說我需要立即見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師夫婦都沒睡。
我剛把鑰匙插進鑰匙孔，門鎖就從裡面擰開，然後我看見了牧師太太驚慌失措的面孔。
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擺出微笑的形狀，眼睛卻白熱地瞪着。
我問：“你好嗎？”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賬了。
“很好。
”她馬上回過頭去看牧師，禮貌順着慣性從嘴裡出來：“你呢？” 我說很好。
這時我發現牧師已邁着長腿攆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離她兩步遠的地方。
兩人就這樣一前一後一高一矮站着看我解下圍脖，摘掉帽子，脫掉靴子。
我和他們仍在進行禮貌廢話。
比如說：天氣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後我穿着又冷又濕的棉襪，跟他們夫妻倆面面相對站在門廳裡。
雙方都客套得累壞了。
我想說：“這個月的房租我下禮拜保證交。
”想想算了。
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麼保證都說明問題。
我還想說：“出什麼事了嗎？”他們會想這人看上去挺謙謙君子，其實是個潑皮無賴——白住房白用水電，在房東和房客之間還能出比這更壞的事？ 牧師太太又急速看了牧師一眼，那意思是說：“你不說我可不客氣了。
” 牧師終于開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觸？” “怎麼了，他們找你們麻煩了？” “不是。
是這樣，今天下午一點鐘，我妻子在留言機上聽到一段很可疑的聲音。
你來聽聽就知道了。
” 我被他們領到起居室。
牧師伸出修長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機的倒帶鍵上。
兩人以一模一樣的表情聽着機器沙沙沙響起來，不久出來一個喉音極重的男低音，說：“聽到沒有？聽到沒有……”然後是個年輕些的男聲說：“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輩子的時間才找到。
你聽我怎麼樣？”男低音說：“還行。
你聽我呢？”年輕男聲說：“不怎麼樣……”機器“咔哒”一聲停住。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眼睛瞪得跟他們一模一樣。
牧師太太說：“大概在它發生二十分鐘以後，我接到一個電話，開門見山就告訴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
他問我你的作息時間，夜裡一般是不是都住在這裡。
” 牧師說：“他還問你有沒有把朋友和熟人帶到這所房子裡來過……” 我告訴他我們的房客跟我們一向有契約的，都不會違背契約帶人回來。
牧師太太顯然對這場莫名其妙的事有些不高興。
很可能她在我進門前正發我的牢騷，連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開了爐子沒關，把爐子上面橡木吊櫃的底子都烤得發了黃。
小半輩子沒講過人壞話的年輕牧師太太把所有的惡聲惡氣攢足，全用在我這兒。
我說：“那這留言機上的對話是怎麼回事呢？” 夫婦倆一模一樣地聳聳肩。
牧師說：“從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們正在調試竊聽器。
就是說，他們已經聽了我們家的許多私人對話。
他們已經侵犯了我們這樣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權益。
” 牧師脾氣很溫和，憤怒都是和風細雨的。
可是歸根到底，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名堂。
牧師太太手指指留言機，如同指一攤穢物。
“我聽起來，像是兩個拿報話器的人在通話。
像兩個警察。
”我說。
心裡咬牙切齒：便衣福茨實在萬惡，他折騰到最後可能是将我攆到冰天雪地的大馬路上去。
“也有可能。
”牧師微皺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緩緩地一扇一扇。
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東西灌輸到人們腦子裡和行為中，他的灌輸失敗，才會輪到FBI們去忙。
他現在輕微感覺到失敗。
牧師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壞了。
她的安全感是因她上幾代人離罪惡的遙遠而建立的。
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惡有關，但她更無法确定我和罪惡無關。
她突然覺得我離她的認識極其遙遠，她曾自信地在我行為氣質上讀出的謙和多禮原來是錯誤，它們都是神秘内向的東方所給予我的僞裝，而絕不能給她證據證實我的無辜。
而壞就壞在我的内向和神秘。
她覺得過去跟我的相處全不能作數，而未來都要在長期的一無所知中相處下去。
或許東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個逃犯，像我這樣斯文的一個逃犯。
她聽我解釋這其實是怎麼回事：美國在五十年代為外交官員建立的法規，讓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正式羅曼史受到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的影響。
因為我的國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國家所列的敵人名單上。
我對牧師太太解釋道。
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麼也沒聽進去。
我接着跟他們夫婦二人講到我的從軍曆史，尤其我當戰士記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軍隊宣傳骨幹，抑或情報人員。
對于他們這樣給我重視，我是怎樣也講不清的。
因為他們拿美國軍隊各行各業來套中國軍隊。
我給牧師夫婦舉例說：“有一次我跟幾位台灣朋友談到中國軍隊的歌舞團，他們馬上說：‘噢，康樂隊呀，我們軍隊裡也有。
’我說那和‘康樂隊’不同。
他們說：‘差不多啦，就是讓士兵開心嘛！’他們和美國人都把中國軍隊的歌舞團員想成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朝性饑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
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的歌舞團是關照意識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撫他們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饑荒的。
台灣朋友說：‘有軍營的地方就有性饑荒，這點你得承認吧？’我說：‘可能是的。
’他們立刻得勝地大聲說：‘那就對了！你給他們意識形态，他們接受的是性救濟！’我說：‘那就不是前者的問題了。
如果一個人賣出去的是飯鍋，結果給買去的人當成了尿盆，你不能說前者就是賣尿盆的……’” 我見牧師夫婦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勢上下左右地動，但他們已在我舉的這個例子裡失去了方向。
他們想，她在胡扯什麼呢？三個月住下來，他們頭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個挺能胡扯的人。
并在講到尿盆這類詞時語言毫無梗阻，同講到飯鍋一樣坦然。
他們還想：這個貌似文雅的人原來是個标準三八。
我想，壞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認識我。
我怎麼在這種時候舉出個幫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沒聽見任何聲響從牧師夫婦的卧室傳出來。
他們平穩的日常活動也給我攪了，給便衣福茨攪了。
因而我一見理查就說：“FBI得負責給我找房——我肯定會給房東踢出來的！” 理查很驚訝：“怎麼？你給踢出來了？” “遲早的事！” “你跟他們應該簽了租約的，租約上又沒說不準FBI打電話。
”他年紀輕輕，已經有了老特務的痞勁。
他兩手一攤，又說：“如果他們真要攆你走，我家倒有間地下室空着。
”他明擺着是跟我瞎逗，臉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們真要攆你，可沒我什麼事。
“我正失業，再去租另一處房，連押金都拿不出來。
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東都要看你有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兩到三個月的房租做押金。
就這樣的話，能租到房已經算走運……” “我當然知道。
”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煩我的房東？” “我也不想煩他們。
這是調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
我很抱歉。
” 我和他站在他的辦公樓大廳裡說話。
我不願穿過那個安檢通道，讓兩個面無表情的人翻看我書包裡是否裝有炸藥。
理查隻穿了件襯衣，紮一條非常花哨的領帶。
他下巴左側被刮胡刀拉了條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襯衫領子。
總之我這案子讓他連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時間也沒了。
他做個手勢要我跟他去。
他領着我走到大廳一邊的咖啡鋪。
我不領情地說我沒喝咖啡的胃口。
他說他有胃口。
他連早飯都沒顧得上吃。
那個“陽光燦爛”在去上托兒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開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濕透。
隻好又開車回去，替她換上幹淨衣服。
理查說着打了個長哈欠，這讓我看見了他嘴裡的所有牙齒，有三顆牙補過。
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國人牙齒，人為地整齊潔白。
他為他的哈欠說了兩聲“對不住”。
哈欠打完，他臉上出現一種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麼了，活得顧頭不顧尾，跟他女朋友的争執也越來越頻繁。
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們生活裡添了個“陽光燦爛”和我。
這兩個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給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麼多亂，要他額外操那麼多心，這一點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過意不去，我們不可能不向你的房東了解你的情況。
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裡……”他的話給他腰裡揣的呼機打斷了。
他皺起眉，把呼機拿出來，看一眼上面的号。
“是‘陽光燦爛’的托兒所打來的。
”他告訴我，好像他給我權利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樂趣和苦惱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電話，我可以現在就走。
我就是專程來告訴你，你們不要竊聽我房東的電話。
”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說，不竊聽他們的話我們打哪兒下手竊聽你呀？ “并沒有竊聽他們啊！”他說。
“他們都是厚道人，與人為善，樂善好施……” “什麼叫‘樂善好施’……聽上去特别耳熟。
我感覺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語。
”他說着從襯衫口袋拔出一支筆，要我把“樂善好施”寫在餐巾紙上。
我一筆一畫地寫，他一筆一畫地看。
然後他點點頭說：“噢，我明白了。
比如我們對‘陽光燦爛’。
” 這小子真油，把事情從竊聽的問題上扯開了。
“所以請你們不要對樂善好施的人幹這種事。
”我說。
“幹哪種事？” “竊聽他們的電話。
” “誰說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 “他們的話有什麼聽頭呢？他們無非講講教堂裡的事。
”最多是牧師外出工作，牧師太太在家，兩人在電話裡交換三兩句夫妻間的甜蜜廢話，比如牧師說：今早我起來的時候你還在熟睡，我沒跟你道早安。
牧師太太說：對呀，我不知道怎麼睡得那麼沉。
牧師說：（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裡來了幾次？……牧師太太說：（滿臉赤紅）哦，看上帝份上請閉嘴！……牧師說：能讓你快樂我很快樂。
……牧師太太說：我也是。
（在電話筒上做一個親吻的吧唧聲）我等着你，早點回來。
……牧師說：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
……牧師太太咯咯樂着，說：你最好閉嘴…… “他們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們幹嗎竊聽他們的電話呢？”我換成英語和他争。
講中文我沒那麼理直氣壯、直截了當。
“你看看！我問你，誰告訴你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見我一點都不信，他又強調地說：“他們的電話有什麼聽頭嗎？！” “那你們還去聽？” “誰說我們聽了？” “不聽你怎麼知道沒聽頭？”我在這兒等着你哪。
他一看，進了我的邏輯圈套，歎息地笑了一聲。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
它唯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
美國大概是唯一把冰冷當作美味的國家。
冰冷使完全徹底的寡淡無味變得不再寡淡無味，它給你的味覺帶來的刺激強過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
他撕開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裡，又呷一口，還是提不起胃口，又撕開一隻小奶杯，将濃渾的奶油倒進咖啡。
他無精打采地攪動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無精打采。
我說：“我正在寫三門功課的學期終結作業，如果我現在被攆出來，我這三份作業很可能做不下去。
這麼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兒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 “那你要我怎麼辦？” “在牧師家好好待着。
他們燒暖氣不摳門兒吧？一般牧師都挺摳門兒。
美國有句俗語形容人貧窮的程度：那家夥窮得像教堂裡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裡的耗子更窮。
”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邊，這時定住了，臉從杯沿上端來看我。
我說：“教堂裡的耗子好歹還有教堂，它們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 “慢着，讓我想想——”理查·福茨說，“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麼？” “我說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個教堂！那地方專門收留中國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來的留學生。
那裡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給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機打斷。
他急忙摘下呼機，看一眼，兩道劍眉擰成一道。
“怎麼搞的？又是托兒所！” “那你快去回電話吧。
”我做出告辭的樣子，把圍脖往身上一搭。
“絕對是個好主意——那教堂的側面有十來間房，一共住了三十多個各國學生。
要不要我去偵察一下，給你找來他們的電話。
” “我不能在學期結束前搬家……” “這不取決于你啊。
” “可是取決于你。
” “怎麼講？” “你隻要保證不在我學期結束前再給牧師夫婦打電話。
” 他想了想，說：“你學期什麼時候結束？” “一月二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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