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VI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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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的“A”。
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訛詐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
我要的遠比“A”實質。
我得要那九千塊。
他說：“系主任那裡，你放心。
” 有他這句話，我放心了。
他會把我發表的兩篇小說誇大地向系主任彙報，反正系主任不會瞎耽誤工夫去找那兩篇玩意兒來讀的。
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話還有點作用。
系主任那張嚴峻凜然的面孔會出現一種厭倦的笑容。
他一般在核審學生獎學金資格時，都會有這樣的笑容出現。
他是系裡出版書籍最多的人，認為這個系裡的學生沒有一個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幾塊料也沒有作家必備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嚴謹、精緻地從頭寫到尾。
他卻對我吃不準。
有次系主任來我們班上聽課，正碰上一個同學在讀我的書信體小說。
他一舉手，翰尼格叫那同學停下來。
系主任問那同學：“這是你寫的？”回答說不是，是他代我讀，因為我一在課堂上大聲朗讀即席寫作，英文發音就變得很差勁。
系主任請那同學繼續讀。
讀完後他問全體學生：“有沒有讓你們誰打瞌睡？”同學們說：“沒有。
”系主任說：“為什麼沒有呢？”沒人答得上來。
系主任說：“因為她不寫陳詞濫調。
她不寫陳詞濫調的原因是什麼？”一個同學說：“因為她還沒學會陳詞濫調——她不是美國人。
”系主任說：“有一點道理。
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寫作很當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當真。
這所藝術學院給不了你們任何人天賦，但拿教授當真的人，至少能從教授那裡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樁事講完而不會把别人屎都煩出來。
”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請信和我的成績單擺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親自起草、精心修改的兩頁紙的推薦信展開，擱在那張黑色的大辦公桌上。
系主任讀着，一面聽翰尼格講述我即将喝西北風的經濟絕境，那個厭倦的笑容消失了。
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來，滿頭殘存的銀發間隙中，露出赤裸的頭顱，表層有點濕意。
震驚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
他始終是美國的公衆良知的象征，對貧苦階級和第三世界有着豐富的同情。
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審訊，書稿被查抄。
因而當他聽說就在他的系裡，竟存在着一個我這樣的赤貧階級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轉椅轉向窗外。
他受到震驚往往就這樣，“噌”地一擰身子，讓皮轉椅載他去看芝加哥鉛一樣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衆生。
在系主任七十歲的視野中，在他憤世嫉俗的心情裡（就像他剛聽到一個有關我的貧窮生活感到的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變得滿目瘡痍；尤其正對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紀初的建築，它背面荒涼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後——那是永遠不打算示人的一個剖層。
系主任在這時會蹙起濃眉，他的長眉須微妙地抽搐，他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轉椅再轉回來，一般他轉回來時心情會好一些，他畢竟還有一點權力對窗外千瘡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類做點什麼，他至少可以消減他系裡這份赤貧。
然後他抽出老式派克筆，在我的獎學金申請表上簽上名。
他那白求恩胸懷至少可以在我這裡具體化。
這時他見翰尼格臉上現出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
八十年前，那個寫偵探小說寫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臨終前将一筆不大的遺産捐到這個系來，他在遺囑裡闡明他的錢隻由這個系自己支配，接濟天分不壞的貧窮學生。
系主任慶幸系裡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頑韌，怎樣也沒讓錢落到學校的魔爪裡。
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權威來救助我這樣的人。
我在聽見翰尼格說“你放心”時，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畫面。
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辦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親走出李師長的居處，心裡有種慘烈的美感。
我母親名字叫恬菁。
因為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
我父親幾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國着陸時，來洛杉矶機場接我的是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
他看上去隻有五十幾歲，長着女性的細皮嫩肉，眼鏡是三十年代的式樣，金絲框架。
頭發黑黑的背向腦後，也是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發式。
我當然知道他頭發的顔色是假的，他長相年輕有一部分也歸結到他的眼鏡上，那種極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圍的皺紋。
這是個隻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親的人。
他是和我父親暗中較量過好一陣的劉先生。
劉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唯一叫我母親菁妹的人。
我設想母親的細皮嫩肉再加上劉先生的細皮嫩肉，出來的我不知會什麼樣。
說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麼半實半虛的一具人體，很可能就不會有我了。
沒有我可能會讓今天許多人失望，會讓牧師夫婦有一份施舍心而無處去施舍，會讓FBI缺乏一點事幹，會讓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點兒空虛。
劉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裡，花園修得整齊，遊泳池裡一片枯樹葉也沒有。
劉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間騰得更大更空。
倒時差的當夜我在淩晨醒來，以我母親的目光打量這原本該盛着她的豪宅。
我完全沒有了白天和劉先生在一塊兒的局促，放手放腳地在冰箱裡翻東西吃喝。
冰箱是不鏽鋼面的，有種富人低調的樸素。
它大得足夠劉先生去開一個肉鋪子。
我從裡面找到一盒未啟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來挖下一大塊，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幾條。
然後我端着盤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電視打開。
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發裡。
我得為母親享受享受，為我母親把這麼好的冰淇淋吃夠本。
然後我發現地上擺了一摞相簿，茶幾上擱着一個雞尾酒淺漏鬥形的杯子，裡面隻剩了個酒底。
這些相片簿的深處，藏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我年輕的母親。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劉先生反剪雙手在我母親住的那條弄堂裡踱步。
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弄堂。
弄堂兩邊每個窗子都開了條縫，看那輛解放軍的車裡鑽出始終讨他們歡喜的少女。
少女雖然講話帶江北口音，但氣韻卻是寄宿女校好學生的。
她似乎張張口便會出來一句英文或法文。
他們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他們從她房東的老媽子那裡聽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
起初他們弄不清是哪個“恬”哪個“菁”，但幾次有人見她從自己亭子間伸出一根竹竿。
搭在上面的總是一件白布圍單，腰間打褶子，肩上背兩根帶荷葉邊背帶那種洋娃娃穿的圍單。
她的胸前繡了個紅十字和藍色的姓名“殷恬菁”。
藍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陽光裡，樓下的人也看得清楚。
跟白圍單晾在一根竹竿上的有一個口罩、一頂白色小帽、一雙白帆布鞋、一雙白細紗長筒襪。
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這個藍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衛生。
解放軍吉普車如同解放這條小弄堂一樣，轟轟烈烈從一戶戶小門前開過。
在窗子裡的人們就說：“解放軍車子停了！解放軍車子停了！”過兩秒鐘，便又說：“殷恬菁下車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們在窗子後面應該能清清楚楚看見背着手站在路燈下的劉先生。
他給吉普車讓路，眼睛在金絲眼鏡後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燈光。
但弄堂兩側的窗内，沒一個人看見劉先生的。
一旦人們認為誰不重要，可以從注意力中模糊掉，那個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劉先生那樣被模糊掉了。
劉先生蠻大一個人竟被融解在人們廣漠遼闊的無知覺裡。
他在人們把偵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時，從西服褲袋裡掏出一方潔白的手絹，佝下身來擦拭吉普車輪濺到他皮鞋上的泥水。
他從稍低的位置擡臉來看少女在司機替她拉開車門後輕盈地下車，動作流暢地順手一揣旗袍的前擺，順着這動勢直起身向司機道了謝，再順着同一股慣性向已轉身向車的另一側繞去的司機揚了揚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頰上的短發。
劉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裡：她這一連串動作是流淌的波紋，中間沒有一絲斷裂，一個好動而動作雅緻的青春軀體，她這時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讓劉先生險些發出呻吟。
他看見她身上裹了件軍用雨衣，尺碼過分大，看起來她像是穿了一頂軍用帳篷。
假如劉先生知道鄰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會認為這略帶惡意的稱呼很形象。
她的确有了種曾經沒有的氣勢，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級許多的氣勢。
劉先生找不出适當的詞來形容這個英氣勃勃的女郎。
他善良懦弱的心裡當然産生不出我這樣的诠釋：一個女仗男勢的女子的氣韻。
我在腦子裡給母親下結論時，從來不給她留情面。
她開始在她那個勾針織出的镂花小包裡摸索鑰匙。
小包裡的東西太雜太碎：一個小粉盒，一管口紅，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織了一小截的銀灰毛線衣，一個記英文單詞的小本，用四個鋼子彈殼做成的小笙（是李師長送她玩兒的），還有一小包松子糖。
大概比這還多，但我不能一一數出來。
她的手在裡面翻來抄去，把七零八碎兜底抄起好幾次，卻找不着那把銅鑰匙。
劉先生其實已經全都明白了，已經不必再去向她面對面讨實情，她才十九歲，十九歲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謊、在誤人的事、在害人。
你跟她較真兒：你為什麼不幹脆告訴我，你不想見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權的掌權人物？你為什麼推三推四，害得我什麼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無法決定？但她會清亮地看着你，眨動着無辜的睫毛，最多說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來想等她一進去就默默走開，從此走開。
我一見劉先生就發現他是那種碰到争奪，或給誰傷了心就會默默走開的那種男人。
是愛情悲劇中一個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開、走開。
那背影上寫着他一生一世的窩囊情債而他自我感覺相當凄美。
他就是《白夜》裡把心捧給娜斯金卡去碎的窩囊廢。
不過直到21世紀初，我們文學的多産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這種窩囊廢在舞文弄墨的男人們中挺時尚。
一般是他們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現實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攪和别人的戀愛，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無縫的婚姻。
我無法知道劉先生是否攪過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絕不會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鬧得不知多少夫妻間雞飛狗跳。
劉先生叫了聲“菁妹”。
殷恬菁回過頭。
劉先生原來也融解在她廣漠的無知覺中。
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銅鑰匙。
她曾為他配了這把鑰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熱。
他們疏遠後他便再也沒有用過這把鑰匙，即便來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樣按門鈴。
他剛才見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裡找鑰匙，心想，不如借這機會把鑰匙還她吧。
趁這樣的機會兩人都會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驚喜地說：“哎呀，你幾時來的？” “來了一會兒了。
”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鑰匙，一點感傷的時間都不給他。
她說：“我剛才還想，你好久沒給我打電話了！沒淋到雨吧？” “喏，我有傘。
” “要不要上來吃杯茶？” “不要了。
我還要回去理東西。
” 她沒有問“理什麼東西”之類的廢話。
劉先生心裡又是一陣溫熱的遺憾：要是娶了這個姑娘，一生中要少說多少廢話。
她知道理東西便意味着他決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個憂郁騎士遠走天涯了。
她說：“真不要上來嗎？” 他說：“不了。
” 他笑一下，心裡又高貴又窩囊。
他特别當心，不讓一句話脫口而出。
我現在才知道我有多愛你。
像他這種才華平平的男人，真心話跟台詞一般
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訛詐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
我要的遠比“A”實質。
我得要那九千塊。
他說：“系主任那裡，你放心。
” 有他這句話，我放心了。
他會把我發表的兩篇小說誇大地向系主任彙報，反正系主任不會瞎耽誤工夫去找那兩篇玩意兒來讀的。
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話還有點作用。
系主任那張嚴峻凜然的面孔會出現一種厭倦的笑容。
他一般在核審學生獎學金資格時，都會有這樣的笑容出現。
他是系裡出版書籍最多的人，認為這個系裡的學生沒有一個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幾塊料也沒有作家必備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嚴謹、精緻地從頭寫到尾。
他卻對我吃不準。
有次系主任來我們班上聽課，正碰上一個同學在讀我的書信體小說。
他一舉手，翰尼格叫那同學停下來。
系主任問那同學：“這是你寫的？”回答說不是，是他代我讀，因為我一在課堂上大聲朗讀即席寫作，英文發音就變得很差勁。
系主任請那同學繼續讀。
讀完後他問全體學生：“有沒有讓你們誰打瞌睡？”同學們說：“沒有。
”系主任說：“為什麼沒有呢？”沒人答得上來。
系主任說：“因為她不寫陳詞濫調。
她不寫陳詞濫調的原因是什麼？”一個同學說：“因為她還沒學會陳詞濫調——她不是美國人。
”系主任說：“有一點道理。
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寫作很當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當真。
這所藝術學院給不了你們任何人天賦，但拿教授當真的人，至少能從教授那裡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樁事講完而不會把别人屎都煩出來。
”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請信和我的成績單擺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親自起草、精心修改的兩頁紙的推薦信展開，擱在那張黑色的大辦公桌上。
系主任讀着，一面聽翰尼格講述我即将喝西北風的經濟絕境，那個厭倦的笑容消失了。
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來，滿頭殘存的銀發間隙中，露出赤裸的頭顱，表層有點濕意。
震驚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
他始終是美國的公衆良知的象征，對貧苦階級和第三世界有着豐富的同情。
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審訊，書稿被查抄。
因而當他聽說就在他的系裡，竟存在着一個我這樣的赤貧階級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轉椅轉向窗外。
他受到震驚往往就這樣，“噌”地一擰身子，讓皮轉椅載他去看芝加哥鉛一樣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衆生。
在系主任七十歲的視野中，在他憤世嫉俗的心情裡（就像他剛聽到一個有關我的貧窮生活感到的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變得滿目瘡痍；尤其正對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紀初的建築，它背面荒涼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後——那是永遠不打算示人的一個剖層。
系主任在這時會蹙起濃眉，他的長眉須微妙地抽搐，他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轉椅再轉回來，一般他轉回來時心情會好一些，他畢竟還有一點權力對窗外千瘡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類做點什麼，他至少可以消減他系裡這份赤貧。
然後他抽出老式派克筆，在我的獎學金申請表上簽上名。
他那白求恩胸懷至少可以在我這裡具體化。
這時他見翰尼格臉上現出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
八十年前，那個寫偵探小說寫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臨終前将一筆不大的遺産捐到這個系來，他在遺囑裡闡明他的錢隻由這個系自己支配，接濟天分不壞的貧窮學生。
系主任慶幸系裡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頑韌，怎樣也沒讓錢落到學校的魔爪裡。
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權威來救助我這樣的人。
我在聽見翰尼格說“你放心”時，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畫面。
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辦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親走出李師長的居處，心裡有種慘烈的美感。
我母親名字叫恬菁。
因為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
我父親幾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國着陸時，來洛杉矶機場接我的是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
他看上去隻有五十幾歲，長着女性的細皮嫩肉，眼鏡是三十年代的式樣，金絲框架。
頭發黑黑的背向腦後，也是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發式。
我當然知道他頭發的顔色是假的，他長相年輕有一部分也歸結到他的眼鏡上，那種極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圍的皺紋。
這是個隻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親的人。
他是和我父親暗中較量過好一陣的劉先生。
劉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唯一叫我母親菁妹的人。
我設想母親的細皮嫩肉再加上劉先生的細皮嫩肉，出來的我不知會什麼樣。
說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麼半實半虛的一具人體，很可能就不會有我了。
沒有我可能會讓今天許多人失望，會讓牧師夫婦有一份施舍心而無處去施舍，會讓FBI缺乏一點事幹，會讓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點兒空虛。
劉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裡，花園修得整齊，遊泳池裡一片枯樹葉也沒有。
劉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間騰得更大更空。
倒時差的當夜我在淩晨醒來，以我母親的目光打量這原本該盛着她的豪宅。
我完全沒有了白天和劉先生在一塊兒的局促，放手放腳地在冰箱裡翻東西吃喝。
冰箱是不鏽鋼面的，有種富人低調的樸素。
它大得足夠劉先生去開一個肉鋪子。
我從裡面找到一盒未啟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來挖下一大塊，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幾條。
然後我端着盤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電視打開。
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發裡。
我得為母親享受享受，為我母親把這麼好的冰淇淋吃夠本。
然後我發現地上擺了一摞相簿，茶幾上擱着一個雞尾酒淺漏鬥形的杯子，裡面隻剩了個酒底。
這些相片簿的深處，藏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我年輕的母親。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劉先生反剪雙手在我母親住的那條弄堂裡踱步。
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弄堂。
弄堂兩邊每個窗子都開了條縫，看那輛解放軍的車裡鑽出始終讨他們歡喜的少女。
少女雖然講話帶江北口音，但氣韻卻是寄宿女校好學生的。
她似乎張張口便會出來一句英文或法文。
他們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他們從她房東的老媽子那裡聽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
起初他們弄不清是哪個“恬”哪個“菁”，但幾次有人見她從自己亭子間伸出一根竹竿。
搭在上面的總是一件白布圍單，腰間打褶子，肩上背兩根帶荷葉邊背帶那種洋娃娃穿的圍單。
她的胸前繡了個紅十字和藍色的姓名“殷恬菁”。
藍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陽光裡，樓下的人也看得清楚。
跟白圍單晾在一根竹竿上的有一個口罩、一頂白色小帽、一雙白帆布鞋、一雙白細紗長筒襪。
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這個藍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衛生。
解放軍吉普車如同解放這條小弄堂一樣，轟轟烈烈從一戶戶小門前開過。
在窗子裡的人們就說：“解放軍車子停了！解放軍車子停了！”過兩秒鐘，便又說：“殷恬菁下車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們在窗子後面應該能清清楚楚看見背着手站在路燈下的劉先生。
他給吉普車讓路，眼睛在金絲眼鏡後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燈光。
但弄堂兩側的窗内，沒一個人看見劉先生的。
一旦人們認為誰不重要，可以從注意力中模糊掉，那個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劉先生那樣被模糊掉了。
劉先生蠻大一個人竟被融解在人們廣漠遼闊的無知覺裡。
他在人們把偵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時，從西服褲袋裡掏出一方潔白的手絹，佝下身來擦拭吉普車輪濺到他皮鞋上的泥水。
他從稍低的位置擡臉來看少女在司機替她拉開車門後輕盈地下車，動作流暢地順手一揣旗袍的前擺，順着這動勢直起身向司機道了謝，再順着同一股慣性向已轉身向車的另一側繞去的司機揚了揚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頰上的短發。
劉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裡：她這一連串動作是流淌的波紋，中間沒有一絲斷裂，一個好動而動作雅緻的青春軀體，她這時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讓劉先生險些發出呻吟。
他看見她身上裹了件軍用雨衣，尺碼過分大，看起來她像是穿了一頂軍用帳篷。
假如劉先生知道鄰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會認為這略帶惡意的稱呼很形象。
她的确有了種曾經沒有的氣勢，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級許多的氣勢。
劉先生找不出适當的詞來形容這個英氣勃勃的女郎。
他善良懦弱的心裡當然産生不出我這樣的诠釋：一個女仗男勢的女子的氣韻。
我在腦子裡給母親下結論時，從來不給她留情面。
她開始在她那個勾針織出的镂花小包裡摸索鑰匙。
小包裡的東西太雜太碎：一個小粉盒，一管口紅，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織了一小截的銀灰毛線衣，一個記英文單詞的小本，用四個鋼子彈殼做成的小笙（是李師長送她玩兒的），還有一小包松子糖。
大概比這還多，但我不能一一數出來。
她的手在裡面翻來抄去，把七零八碎兜底抄起好幾次，卻找不着那把銅鑰匙。
劉先生其實已經全都明白了，已經不必再去向她面對面讨實情，她才十九歲，十九歲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謊、在誤人的事、在害人。
你跟她較真兒：你為什麼不幹脆告訴我，你不想見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權的掌權人物？你為什麼推三推四，害得我什麼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無法決定？但她會清亮地看着你，眨動着無辜的睫毛，最多說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來想等她一進去就默默走開，從此走開。
我一見劉先生就發現他是那種碰到争奪，或給誰傷了心就會默默走開的那種男人。
是愛情悲劇中一個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開、走開。
那背影上寫着他一生一世的窩囊情債而他自我感覺相當凄美。
他就是《白夜》裡把心捧給娜斯金卡去碎的窩囊廢。
不過直到21世紀初，我們文學的多産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這種窩囊廢在舞文弄墨的男人們中挺時尚。
一般是他們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現實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攪和别人的戀愛，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無縫的婚姻。
我無法知道劉先生是否攪過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絕不會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鬧得不知多少夫妻間雞飛狗跳。
劉先生叫了聲“菁妹”。
殷恬菁回過頭。
劉先生原來也融解在她廣漠的無知覺中。
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銅鑰匙。
她曾為他配了這把鑰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熱。
他們疏遠後他便再也沒有用過這把鑰匙，即便來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樣按門鈴。
他剛才見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裡找鑰匙，心想，不如借這機會把鑰匙還她吧。
趁這樣的機會兩人都會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驚喜地說：“哎呀，你幾時來的？” “來了一會兒了。
”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鑰匙，一點感傷的時間都不給他。
她說：“我剛才還想，你好久沒給我打電話了！沒淋到雨吧？” “喏，我有傘。
” “要不要上來吃杯茶？” “不要了。
我還要回去理東西。
” 她沒有問“理什麼東西”之類的廢話。
劉先生心裡又是一陣溫熱的遺憾：要是娶了這個姑娘，一生中要少說多少廢話。
她知道理東西便意味着他決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個憂郁騎士遠走天涯了。
她說：“真不要上來嗎？” 他說：“不了。
” 他笑一下，心裡又高貴又窩囊。
他特别當心，不讓一句話脫口而出。
我現在才知道我有多愛你。
像他這種才華平平的男人，真心話跟台詞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