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V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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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然從專注的閱讀中冒出臉來，左顧右盼，像是沒看見喚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
她從劉先生的眼裡知道，自己的一切設計都很奏效。
我母親說：“怎麼這樣巧？” 劉先生說；“要不要去我辦公室坐坐？” “這是你的辦公室啊？好排場。
” “這樓是我父親報館的。
” 我母親想，千萬不能熱乎，不能黏上他，别跟他上樓。
她說：“我要去上課呢。
” “上課？” “我在修會計課，還修了英文課。
” 根據她對劉先生的了解，我母親曉得劉先生會喜歡一個好學上進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燈初亮的馬路上分了手。
果然不出我母親所料，劉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間來了。
他和她交往上的鏽迹，立刻被除去。
她對他承認，她曾經瞞了自己年齡，她到現在也還不滿十八歲。
劉先生聽了，顯出很傷感的樣子，伸一隻手撸着她的頭發：這是個多麼潔身自好、意志如鋼的孩子。
我母親講到殷家三十幾口為守着五百兩黃金，外面的生意、學業，樣樣可以丢棄，他們讓她一天也不願多忍，甯願冒受窮挨餓的危險獨自闖蕩，她以那種孩子式單純直接的語言講述，而劉先生卻慢慢流下眼淚。
他抱住她，說：“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麼低賤，多麼沒有尊嚴。
”我母親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劉先生買了鑽戒，打算向我母親求婚時，解放軍大隊人馬開進了上海。
我母親被夜校的女同學拽上街去，看這支穿上布軍服、生着農民面孔的隊伍浩蕩進城。
我母親對我說：“開始你覺得這支軍隊很奇怪，像是走錯了地方，但是過了一會兒，你就會覺得，這支軍隊有種氣勢，有股勁頭，任何軍隊都沒有。
”我母親在叙述這一段時，眼睛像在看電影：在隊伍裡一位長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馬背上。
學生們在街道兩側打着腰鼓。
一隻腰鼓槌兒不知怎樣就飛起來，飛到那位長官頭上。
長官眼都沒眨。
然後他跳下馬，拾起鼓槌兒，遞給學生們。
學生們既害怕又驚喜，竟沒人伸手去接。
大約有兩三秒鐘的僵局，一隻細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兒。
那是我母親的手，無名指上閃着鑽石的光。
我母親和長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塊兒。
我母親說：“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麼是男人。
” “讓我們看看……你父親最高的職位……相當于一個美國的州務卿？”便衣福茨從卷宗裡擡起眼。
他眼睛總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裡面兩江海藍的無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親也是共産黨員？” “是的。
” “你們家隻有你是非共産黨員？” “所以我父母覺得我不孝順。
” “為什麼？” “因為我要參加了共産黨，他們就不必為我操那麼多心了。
”我父母從來不操我的心。
他們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條螞蟥，剁成幾截，眨眼就能愈合如新。
我母親看着我，目光裡總有潛台詞：行，不比我當年差。
當我二哥發現我和他的同學開始相互傳遞不明不白的詩歌時，他給了我一頓臭罵，中心内容是：你有一個男朋友了，幹嗎來招惹我的同學？最後他伸出食指點了我半晌，掂量他嘴裡那句話是否太惡毒，他把那句惡毒的話壓低好幾個調，說：“你知道你是什麼嗎？你這是腳踩兩隻船！！！”沒等我反應，母親從浴室伸出滿是肥皂沫的臉，說：“不腳踩兩隻船，她怎麼比得出好壞？她這個年紀腳踩兩隻船怎麼了，腳踩十隻船也不過分。
”她眼睛給肥皂辣壞了，龇牙咧嘴地對我說：“我當時要腳踩兩隻船踩長些時間，就不會受你爸蒙騙。
” “你父母的關系怎麼樣？”理查問。
“你父母呢？”我反問。
“他們離婚三十年了。
” “我父母……”我懶得同這便衣解釋什麼叫“風雨同舟，生死與共”，什麼是“相濡以沫”。
我隻說：“他們是那種老式夫婦，離婚這樣的詞從來沒進入過他們的意識。
” “你的父親，在‘文革’期間，被批鬥過？” “當然。
”他有三年時間被非官方囚禁。
母親在那三年中突然變得極其沉默，眼睛失神卻有種凄慘美麗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樣的目光。
她的内心時光逆流，她回到了1949年初秋的那個傍晚。
我母親和十幾個女同學戴着紅十字袖箍輕盈地走在醫院長長的過道裡。
病房内外全是傷号，見了這些年輕的義務看護立刻垂下眼皮。
等她們走過去，他們卻扭過臉，追看她們背影。
年輕的士兵們從未見過如此單薄、蒼白的少女，他們印象中的女性是紅撲撲的，有着圓滾滾的四肢和脹鼓鼓的胸和臀。
而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護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層淺藍、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個具體的、物質的女性，隻是一股仙氣、一個精靈。
這些農夫的兒子們還說不上喜歡她們，除了新鮮感的刺激，他們甚至有些害怕她們。
仿佛她們和他們不屬于同一人間，盡管她們蒼白細瘦的手也做出些潑辣的動作：把他們扔在床墊下血污發硬的土布軍裝扯出來，扔到一挂推車裡，第二天，軍裝被送回來時，已洗淨熨平，一股太陽光的暖意和一絲清淡的漿衣水香氣。
經過她們細瘦蒼白的手，一切都整潔得令人生畏：綁腿、布襪、繃帶。
一切都潔淨得成了她們素淨苗條身影的延伸，令農夫出身的士兵們不忍也不舍去觸碰。
她們和他們隔着一層口罩，她們在口罩的那一面對他們施舍恬淡的笑容。
她們的手指清涼如露珠，每一記觸碰都在他們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種奇特的、好受的傷痛。
士兵們将眼睛閉起，羞得無地自容，感受着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護細瘦、蒼白的接觸：她們将他們的腳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細細剪去趾甲。
或者将他們靠在她們單薄的胸前，把一匙勺一匙勺的粥或湯喂進他們口内。
那真是讓他們一秒鐘也忍受不了的好受。
她們有時也在雪白的口罩後面講一兩句話。
本來就細而柔軟的話音給雪白口罩的紗布篩得更加細而柔軟，到達他們的知覺時，同樣地觸傷了他們，留下異樣的、好受的疼痛。
這疼痛包括她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縮減的距離，不可能建立的熟識，不可能将她們挽留住，哪怕是短暫的挽留。
而隻有一個小女看護是例外的。
她總是來得早，走得遲，偶爾會問幾句士兵們答得上來的話，比如：家鄉主要種麥還是種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澇？大軍南下了，可給家裡老人捎過信？知道你受了傷，他們會急壞了嗎…… 這個跟士兵們頗談得來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烏黑的齊耳短發被一根白色發帶箍在耳後。
士兵們認為她戴口罩的臉非常好看。
他們認為每個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這姑娘又是尤其适合戴口罩。
口罩襯得她眉眼、頭發更黑了。
她兩隻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時候也是笑的，沒話的時候也在說話。
九月這天傍晚，幾位首長來看望傷兵們。
那個“月白”少女正要離開，這時站下了。
她黑而亮的眼睛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掃向首長們，最後停留在最年輕的首長臉上。
她聽士兵們稱呼他“李師長”。
她分析着，很快發現這位年輕的首長實際上是一行首長中官銜最高的。
他極少開口，偶爾有話，隻是一兩個字。
他挎着精巧的小手槍，軍服是種粗毛料，但給腰間的牛皮帶一紮，顯得很合體。
他的軍裝口袋裡插着一本書。
年輕的李師長回過頭，發現小女看護緊緊盯着他。
士兵們中有個傳說，說是李師長打仗勇敢，但從來沒挂過花，是因為李師長後腦勺上長着眼睛。
假如士兵們在這一刹那看見李師長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頭，他們會進一步相信李師長腦後确實有眼。
所有的傷兵們這時都不去看首長們了，全去看那小看護，因為她摘下了口罩。
農民的兒子們第一次看見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現在他們眼前。
原來口罩很該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幹淨的臉頰，最精彩的是她的嘴。
他們形容不來它怎樣好看，他們隻知道他們從來無法想象這樣的天然淺紅、天然濕潤的嘴唇微微一彎，露出的牙像剛除了殼的新米。
士兵們沒注意的是，她恰是在李師長回頭的瞬間一把扯去口罩的。
她的果敢、大膽，讓三十多歲的長官眉頭一皺。
我母親說：隻要你自己曉得你本錢好，别怕他——他哪裡是對你沒興趣？他越有興趣越會做出沒興趣的樣子。
我母親就這點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錢：年輕，貌美，有點兒文化。
首長們來到一個重傷号床邊。
李師長把他唯一沒受傷的左手拿起，輕輕握一下。
他佝下身，把嘴湊到傷員臉旁邊，問他家住哪裡，家裡都還有誰。
然後他把耳朵湊過去，一面聽一面點頭：婆姨、孩子、老娘…… 這時候他對跟在身邊的小衛兵說：“去，找個能寫字的人來，他有話要捎給他婆姨。
” 站在門口的我母親，對正要向外跑的小衛兵說：“給我一張紙一支筆。
” 首長們擡頭看她一眼。
我母親穩穩拿住架勢，不卑不亢。
她知道首長們一直在留神她，這個時刻都裝着眼一亮，剛發現她似的。
她感覺到李師長馬上抽出口袋裡那本書，書裡夾着幾頁紙，稀落地寫了些字。
我母親一看便知，那是他把書裡的生字摘抄下來，練習讀寫的。
李師長沒有把書和紙遞給我母親，而是對小衛兵說：“沒有桌子，請她墊着書寫吧。
” 我母親倚窗站着，把重傷号的話通過李師長的臨時整理，口頭編輯，一字一句落實到紙上。
傷号有一陣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
在這空隙中，李師長再次回頭，看着我母親。
我母親背襯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裝束和白皙皮膚使她看上去像個半透明的玉人。
然後是重傷号的咽氣，一個醫生兩個護士進來。
我母親見李師長毫不動容，反剪雙手，帶頭走出了病房。
我母親趕上前，把寫得半滿的那張紙交給李師長。
她說：“首長先生，請您過目。
” 李師長一看見那一行行極有功夫的字迹就呆了。
我母親她們那個時代，一筆好字是附加在年輕美貌之上的本錢。
李師長又轉回去念那些字的内容，可那些字已經沒了内容。
他腦子裡轉來轉去的話就是：真看不出，她還是個秀才…… 我母親說：“首長先生，信沒有寫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門子先生。
” “那該怎樣稱呼您？” “問他，”李師長指着身後的衛兵，“他叫我什麼，你就叫我什麼。
信沒寫完，你去想想辦法，好不好？” “好的。
” “用張幹淨紙，把它重新謄一謄。
戰鬥英雄的遺書，至少要有頭有尾。
好不好？” “好的。
” 李師長想，這個小姑娘怎麼一點兒都不啰嗦？小小一個人，倒是很懂事的。
到底是肚裡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時，眼睛沒了原先的寒光。
他見這個姑娘兩眼平直地看着他，身體也不忸怩作态。
好大方的一個女孩。
讀了書，就是見了世面；見了世面，人就這樣大大方方。
“那我謄寫完了，明天給您送去。
” 他轉頭對衛兵交代：“你明天去接她一下。
”又對我母親說：“寫個地址給小趙。
” 我此刻與便衣福茨對答如流，背誦着上次給那位大臉蛋便衣的回答。
區别是這回是講中文。
估計他們是想用兩種語言折騰折騰看，是否能讓我露馬腳。
我牢記我母親的話：在任何情況下，能講半句話絕不講一句。
理查·福茨對于我父親這樣的老共産黨員，有種年輕的獵奇心理。
那獵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腦中引發的活躍過程，類似我曾經的朋友們在談論通奸時所煥發的年輕活力。
一個人能有如此強烈的獵奇心，是年輕的表現。
我和這便衣年齡相仿，我卻沒有那樣年輕的獵奇心了。
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點獵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
還有就是對于他們這一行的便衣。
阿書要和眼前這位英俊便衣來一場情愛遭遇的大膽假設，假如她真那麼英勇地重現那假設，對我的獵奇心可能會給予一些滿足。
不然這張五官端正的雅利安種面孔不是挺浪費的？ “你的父親把你送到軍隊，據說是走了後門的？” “是。
阿書告訴你的？” “他并沒有開後門送你的哥哥們去軍隊？” “沒有。
”他們不必走後門。
他們符合走前門的條件。
“是不是說明，你父親和你關系更密切？” “可能吧。
”
她從劉先生的眼裡知道，自己的一切設計都很奏效。
我母親說：“怎麼這樣巧？” 劉先生說；“要不要去我辦公室坐坐？” “這是你的辦公室啊？好排場。
” “這樓是我父親報館的。
” 我母親想，千萬不能熱乎，不能黏上他，别跟他上樓。
她說：“我要去上課呢。
” “上課？” “我在修會計課，還修了英文課。
” 根據她對劉先生的了解，我母親曉得劉先生會喜歡一個好學上進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燈初亮的馬路上分了手。
果然不出我母親所料，劉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間來了。
他和她交往上的鏽迹，立刻被除去。
她對他承認，她曾經瞞了自己年齡，她到現在也還不滿十八歲。
劉先生聽了，顯出很傷感的樣子，伸一隻手撸着她的頭發：這是個多麼潔身自好、意志如鋼的孩子。
我母親講到殷家三十幾口為守着五百兩黃金，外面的生意、學業，樣樣可以丢棄，他們讓她一天也不願多忍，甯願冒受窮挨餓的危險獨自闖蕩，她以那種孩子式單純直接的語言講述，而劉先生卻慢慢流下眼淚。
他抱住她，說：“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麼低賤，多麼沒有尊嚴。
”我母親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劉先生買了鑽戒，打算向我母親求婚時，解放軍大隊人馬開進了上海。
我母親被夜校的女同學拽上街去，看這支穿上布軍服、生着農民面孔的隊伍浩蕩進城。
我母親對我說：“開始你覺得這支軍隊很奇怪，像是走錯了地方，但是過了一會兒，你就會覺得，這支軍隊有種氣勢，有股勁頭，任何軍隊都沒有。
”我母親在叙述這一段時，眼睛像在看電影：在隊伍裡一位長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馬背上。
學生們在街道兩側打着腰鼓。
一隻腰鼓槌兒不知怎樣就飛起來，飛到那位長官頭上。
長官眼都沒眨。
然後他跳下馬，拾起鼓槌兒，遞給學生們。
學生們既害怕又驚喜，竟沒人伸手去接。
大約有兩三秒鐘的僵局，一隻細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兒。
那是我母親的手，無名指上閃着鑽石的光。
我母親和長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塊兒。
我母親說：“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麼是男人。
” “讓我們看看……你父親最高的職位……相當于一個美國的州務卿？”便衣福茨從卷宗裡擡起眼。
他眼睛總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裡面兩江海藍的無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親也是共産黨員？” “是的。
” “你們家隻有你是非共産黨員？” “所以我父母覺得我不孝順。
” “為什麼？” “因為我要參加了共産黨，他們就不必為我操那麼多心了。
”我父母從來不操我的心。
他們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條螞蟥，剁成幾截，眨眼就能愈合如新。
我母親看着我，目光裡總有潛台詞：行，不比我當年差。
當我二哥發現我和他的同學開始相互傳遞不明不白的詩歌時，他給了我一頓臭罵，中心内容是：你有一個男朋友了，幹嗎來招惹我的同學？最後他伸出食指點了我半晌，掂量他嘴裡那句話是否太惡毒，他把那句惡毒的話壓低好幾個調，說：“你知道你是什麼嗎？你這是腳踩兩隻船！！！”沒等我反應，母親從浴室伸出滿是肥皂沫的臉，說：“不腳踩兩隻船，她怎麼比得出好壞？她這個年紀腳踩兩隻船怎麼了，腳踩十隻船也不過分。
”她眼睛給肥皂辣壞了，龇牙咧嘴地對我說：“我當時要腳踩兩隻船踩長些時間，就不會受你爸蒙騙。
” “你父母的關系怎麼樣？”理查問。
“你父母呢？”我反問。
“他們離婚三十年了。
” “我父母……”我懶得同這便衣解釋什麼叫“風雨同舟，生死與共”，什麼是“相濡以沫”。
我隻說：“他們是那種老式夫婦，離婚這樣的詞從來沒進入過他們的意識。
” “你的父親，在‘文革’期間，被批鬥過？” “當然。
”他有三年時間被非官方囚禁。
母親在那三年中突然變得極其沉默，眼睛失神卻有種凄慘美麗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樣的目光。
她的内心時光逆流，她回到了1949年初秋的那個傍晚。
我母親和十幾個女同學戴着紅十字袖箍輕盈地走在醫院長長的過道裡。
病房内外全是傷号，見了這些年輕的義務看護立刻垂下眼皮。
等她們走過去，他們卻扭過臉，追看她們背影。
年輕的士兵們從未見過如此單薄、蒼白的少女，他們印象中的女性是紅撲撲的，有着圓滾滾的四肢和脹鼓鼓的胸和臀。
而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護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層淺藍、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個具體的、物質的女性，隻是一股仙氣、一個精靈。
這些農夫的兒子們還說不上喜歡她們，除了新鮮感的刺激，他們甚至有些害怕她們。
仿佛她們和他們不屬于同一人間，盡管她們蒼白細瘦的手也做出些潑辣的動作：把他們扔在床墊下血污發硬的土布軍裝扯出來，扔到一挂推車裡，第二天，軍裝被送回來時，已洗淨熨平，一股太陽光的暖意和一絲清淡的漿衣水香氣。
經過她們細瘦蒼白的手，一切都整潔得令人生畏：綁腿、布襪、繃帶。
一切都潔淨得成了她們素淨苗條身影的延伸，令農夫出身的士兵們不忍也不舍去觸碰。
她們和他們隔着一層口罩，她們在口罩的那一面對他們施舍恬淡的笑容。
她們的手指清涼如露珠，每一記觸碰都在他們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種奇特的、好受的傷痛。
士兵們将眼睛閉起，羞得無地自容，感受着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護細瘦、蒼白的接觸：她們将他們的腳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細細剪去趾甲。
或者将他們靠在她們單薄的胸前，把一匙勺一匙勺的粥或湯喂進他們口内。
那真是讓他們一秒鐘也忍受不了的好受。
她們有時也在雪白的口罩後面講一兩句話。
本來就細而柔軟的話音給雪白口罩的紗布篩得更加細而柔軟，到達他們的知覺時，同樣地觸傷了他們，留下異樣的、好受的疼痛。
這疼痛包括她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縮減的距離，不可能建立的熟識，不可能将她們挽留住，哪怕是短暫的挽留。
而隻有一個小女看護是例外的。
她總是來得早，走得遲，偶爾會問幾句士兵們答得上來的話，比如：家鄉主要種麥還是種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澇？大軍南下了，可給家裡老人捎過信？知道你受了傷，他們會急壞了嗎…… 這個跟士兵們頗談得來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烏黑的齊耳短發被一根白色發帶箍在耳後。
士兵們認為她戴口罩的臉非常好看。
他們認為每個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這姑娘又是尤其适合戴口罩。
口罩襯得她眉眼、頭發更黑了。
她兩隻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時候也是笑的，沒話的時候也在說話。
九月這天傍晚，幾位首長來看望傷兵們。
那個“月白”少女正要離開，這時站下了。
她黑而亮的眼睛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掃向首長們，最後停留在最年輕的首長臉上。
她聽士兵們稱呼他“李師長”。
她分析着，很快發現這位年輕的首長實際上是一行首長中官銜最高的。
他極少開口，偶爾有話，隻是一兩個字。
他挎着精巧的小手槍，軍服是種粗毛料，但給腰間的牛皮帶一紮，顯得很合體。
他的軍裝口袋裡插着一本書。
年輕的李師長回過頭，發現小女看護緊緊盯着他。
士兵們中有個傳說，說是李師長打仗勇敢，但從來沒挂過花，是因為李師長後腦勺上長着眼睛。
假如士兵們在這一刹那看見李師長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頭，他們會進一步相信李師長腦後确實有眼。
所有的傷兵們這時都不去看首長們了，全去看那小看護，因為她摘下了口罩。
農民的兒子們第一次看見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現在他們眼前。
原來口罩很該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幹淨的臉頰，最精彩的是她的嘴。
他們形容不來它怎樣好看，他們隻知道他們從來無法想象這樣的天然淺紅、天然濕潤的嘴唇微微一彎，露出的牙像剛除了殼的新米。
士兵們沒注意的是，她恰是在李師長回頭的瞬間一把扯去口罩的。
她的果敢、大膽，讓三十多歲的長官眉頭一皺。
我母親說：隻要你自己曉得你本錢好，别怕他——他哪裡是對你沒興趣？他越有興趣越會做出沒興趣的樣子。
我母親就這點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錢：年輕，貌美，有點兒文化。
首長們來到一個重傷号床邊。
李師長把他唯一沒受傷的左手拿起，輕輕握一下。
他佝下身，把嘴湊到傷員臉旁邊，問他家住哪裡，家裡都還有誰。
然後他把耳朵湊過去，一面聽一面點頭：婆姨、孩子、老娘…… 這時候他對跟在身邊的小衛兵說：“去，找個能寫字的人來，他有話要捎給他婆姨。
” 站在門口的我母親，對正要向外跑的小衛兵說：“給我一張紙一支筆。
” 首長們擡頭看她一眼。
我母親穩穩拿住架勢，不卑不亢。
她知道首長們一直在留神她，這個時刻都裝着眼一亮，剛發現她似的。
她感覺到李師長馬上抽出口袋裡那本書，書裡夾着幾頁紙，稀落地寫了些字。
我母親一看便知，那是他把書裡的生字摘抄下來，練習讀寫的。
李師長沒有把書和紙遞給我母親，而是對小衛兵說：“沒有桌子，請她墊着書寫吧。
” 我母親倚窗站着，把重傷号的話通過李師長的臨時整理，口頭編輯，一字一句落實到紙上。
傷号有一陣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
在這空隙中，李師長再次回頭，看着我母親。
我母親背襯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裝束和白皙皮膚使她看上去像個半透明的玉人。
然後是重傷号的咽氣，一個醫生兩個護士進來。
我母親見李師長毫不動容，反剪雙手，帶頭走出了病房。
我母親趕上前，把寫得半滿的那張紙交給李師長。
她說：“首長先生，請您過目。
” 李師長一看見那一行行極有功夫的字迹就呆了。
我母親她們那個時代，一筆好字是附加在年輕美貌之上的本錢。
李師長又轉回去念那些字的内容，可那些字已經沒了内容。
他腦子裡轉來轉去的話就是：真看不出，她還是個秀才…… 我母親說：“首長先生，信沒有寫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門子先生。
” “那該怎樣稱呼您？” “問他，”李師長指着身後的衛兵，“他叫我什麼，你就叫我什麼。
信沒寫完，你去想想辦法，好不好？” “好的。
” “用張幹淨紙，把它重新謄一謄。
戰鬥英雄的遺書，至少要有頭有尾。
好不好？” “好的。
” 李師長想，這個小姑娘怎麼一點兒都不啰嗦？小小一個人，倒是很懂事的。
到底是肚裡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時，眼睛沒了原先的寒光。
他見這個姑娘兩眼平直地看着他，身體也不忸怩作态。
好大方的一個女孩。
讀了書，就是見了世面；見了世面，人就這樣大大方方。
“那我謄寫完了，明天給您送去。
” 他轉頭對衛兵交代：“你明天去接她一下。
”又對我母親說：“寫個地址給小趙。
” 我此刻與便衣福茨對答如流，背誦着上次給那位大臉蛋便衣的回答。
區别是這回是講中文。
估計他們是想用兩種語言折騰折騰看，是否能讓我露馬腳。
我牢記我母親的話：在任何情況下，能講半句話絕不講一句。
理查·福茨對于我父親這樣的老共産黨員，有種年輕的獵奇心理。
那獵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腦中引發的活躍過程，類似我曾經的朋友們在談論通奸時所煥發的年輕活力。
一個人能有如此強烈的獵奇心，是年輕的表現。
我和這便衣年齡相仿，我卻沒有那樣年輕的獵奇心了。
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點獵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
還有就是對于他們這一行的便衣。
阿書要和眼前這位英俊便衣來一場情愛遭遇的大膽假設，假如她真那麼英勇地重現那假設，對我的獵奇心可能會給予一些滿足。
不然這張五官端正的雅利安種面孔不是挺浪費的？ “你的父親把你送到軍隊，據說是走了後門的？” “是。
阿書告訴你的？” “他并沒有開後門送你的哥哥們去軍隊？” “沒有。
”他們不必走後門。
他們符合走前門的條件。
“是不是說明，你父親和你關系更密切？” “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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