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V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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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中。
一頓飯要從上午八點做到中午十二點，每個人才有希望吃飽。
一個老虎竈的煙囪要不斷冒煙，每個人才洗得上澡。
我母親的一個姐姐嫁出去了，一個嫂嫂娶進來了。
兩個不比她年長多少的女子就變得隔了代一樣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當着一大家子敞開懷拽出長形的奶子，塞到小毛頭嘴裡。
我母親覺得她們眨眼間變形的長形奶子是她頭一個不想要的。
好好的奶子說變就變，變得那麼醜，她們連大敞着懷也無妨了。
我母親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裡，看見她們的滿足：那種對自己的未來完全熟知的滿足。
她們的未來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條小路，一共兩個彎、三個坎、四個台階，她們閉着眼都走不錯。
這是令她們踏實的好事，令她們兩眼瞪着二尺遠的一處空白，心裡一個心思也沒有；偶然有的個把心思，無非是一個成色好的玉镯，一塊杭州綢料，一條南京來的雲片糕。
等她們把孩子從胸前換到背後，她們便再次大起肚皮來。
我母親第二個不要的，就是她們的杭州綢緞小褂，她們的玉镯，以及她們的丈夫或她們的相好。
她們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親眼裡都毫無區别：梳着分頭，穿着長衫或短衫，聊天的時候總是每隔幾分鐘往地上啐一口唾沫。
他們還是能讓女人們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頂多押車到縣城去賣賣茶葉或蠶繭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親對殷家大瓦屋中每樣東西都搖頭撇嘴，實在看不上。
唯有一樣東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離家出走才決定不要的。
那是五百兩黃金，是殷家的頭一任家長留下的。
那位祖爺爺和我母親隔着四代，據說沒任何人知道他從事什麼掙下了家業和那五百兩黃金。
村裡的老人們有見過他到來時的模樣，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還戴個不倫不類的禮帽。
老人們說他來了不久就買下田畝，蓋起房子。
殷家的人都聽我母親的祖父說，祖爺爺一訓話就說他的五百兩黃金将落到哪個兒孫手裡，要看這些兒孫的出息，更要看他們的孝敬程度。
直到祖爺爺咽氣，兒孫們沒有對他回過嘴的。
但祖爺爺咽氣是他獨自咽的，一早起來兒孫們發現老頭兒在自己床上誰也沒驚動地走了許久了。
他從來沒告訴任何一個兒孫，五百兩黃金存放在何處。
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動起來。
翻箱倒櫃，一寸一寸地敲牆，一塊一塊地撬鋪地的青磚。
三年後，大家意識到悄悄分頭去尋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讓聰明搭起夥來。
果然進展出現了：在祖爺爺床闆的背面，釘着一個木匣，打開，裡面有些洋鈔票，還有幾張照片。
照片上的祖爺爺很年輕，和七八個年輕男人站在一起。
那些年輕男人都穿着不合體的洋服，全戴不倫不類的禮帽。
殷家兒孫們把洋鈔票拿到縣城銀行，鑒定下來說是美國鈔票，數額小得不夠他們一行人的盤纏。
那以後殷家子孫沒有往外搬的，女兒們嫁出門，也常常回來，看看五百兩黃金是否有了線索。
陰陽先生請了四個，按他們的招數抽幹過渠和井，殷家的大魚塘也弄了幾回底朝天，一兩黃金也沒找見。
我母親是殷家頭一個想開的人。
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見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滿臉的無所事事，她想，他們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頭了，就是等着五百兩黃金被發現的那一天。
我知道我母親從來就看不起這家裡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從來沒像那個瞬間一樣感到惡心。
她想到曾經在鎮上看見的兩個姑娘，她倆是鎮上醫生的女兒。
她們給父親做幫手，戴雪白的口罩，頭上頂個馄饨帽。
她們進過縣城的衛生學校，所有人都叫她倆“衛生小姐”。
她們從來不穿綢緞，不穿繡花鞋，總是一身細布旗袍，冬天陰丹藍，夏天淺藍。
她們從來不戴玉镯耳環，遠遠走過，人們聞到一股好聞的藥水味。
人們都說那是“衛生香”。
我母親看見衛生小姐的時候隻有十歲。
她開始拒絕豔色衣裳就是那年。
在她十五歲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棄那五百兩黃金了。
我當然清楚，我母親這隻井底之蛙在做這項人生選擇時，隻有兩個參照，一個是等待發掘黃金的三十多個殷姓子女半癡呆半瞌睡的面孔，一個是拒人于千裡之外的兩個衛生小姐。
我母親認為衛生小姐的魅力大過黃金。
我母親坐在鉛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
她卻一動不動，兩個胳膊肘緊緊壓住膝上的印花包袱。
包袱裡的十塊光洋，是以這個轉折點到廣闊無際的未來的唯一保障，是她十六年來積攢的壓歲錢。
她一分錢也沒有亂花過。
我母親可以為一個她自己也不認識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極緻。
我也不知道什麼世面也沒見過的母親，從哪裡來的堅定信仰——她一定會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業。
我不能要求我母親超越她的局限：憑她自身去成就自身。
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業，就是通過一個男人來成就自身。
我來點穿她吧，我母親在開往南京的長途汽車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個有大本事的男人。
至少像殷家祖爺爺那樣的男人。
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車到達南京的時候，天已黑了。
所有旅客下車後，老司機說要把我母親送到家門口。
我母親說：“謝謝老師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 她輕盈地跳下車，在一盞盞路燈和闊葉梧桐之間，時明時暗，走出了老司機的視野。
我母親走過街邊一家小食鋪，鋪裡一共六張方桌，張張都滿，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門的一桌客人叫住她。
叫她的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
她笑嘻嘻地問我母親：“你們南京人都愛吃些什麼？” 我母親看着她，滿臉的莫名其妙。
她見這女子穿件黑白細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妝。
她身後的桌上，是兩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還有個戴着眼鏡的男子，口音都有點兒南腔北調。
穿黑白細格子旗袍的女子問我母親是不是在找座，我母親點點頭。
她便拍拍那條長闆凳，叫我母親同他們一塊兒坐，順便告訴他們南京有哪些東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親把從她父母、叔嬸、姑姑、姑父那兒聽來的食品特産，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們。
這當中她發現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瞅着她，覺得她很好玩似的。
她看見男子面前擺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針線釘成的。
他們按照我母親的推薦點了菜，請我母親一塊兒吃。
我母親想，跟着他們不花飯錢，說不定住店錢也能省掉。
我對我母親的直覺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觸，頭五分鐘就能确定此人将給她多大益處或害處。
她立即确定這四位外省人不會給她太大害處。
一邊吃着飯，我母親聽他們談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戲、劇本、角色。
她在席間也弄清了幾個人的姓名。
穿黑白細格子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鏡的男子姓劉。
魏小姐不時講到的事就是“刻鋼闆”。
她很快弄清，所謂“刻鋼闆”就是寫字。
我母親突然說：“我會刻鋼闆。
” 四個人一塊兒扭過臉：一小時不到，他們忘了她的存在。
劉先生說：“你刻過？” “嗯。
” 魏小姐指着劉先生說：“當心，他很會剝削人的！” 劉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支筆，對我母親說：“來，寫幾個字給我看看。
” 我母親從來沒見過這種筆，帶一個帽子，旋下帽子，筆尖上居然沒有毛。
但她一點兒也不露她的孤陋寡聞，她不去接筆，對那劉先生說：“你先寫幾個字，我照着你的字寫。
”這樣一來，我母親馬上看見這杆筆的全部功能：墨原來是裝在筆肚裡，它自己溢向筆尖，落到紙上。
她心裡冷冷一笑，原來外面的一切反比家裡容易，城裡人的事由竟比鄉下好混。
她一揮而就地寫下了幾個字。
四個人立刻說：“不錯不錯，蠻像樣的行書。
” 劉先生說：“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 我母親說：“你們都是去上海？” 他們說他們的火車誤了點，才給了他們逛南京的機會。
我母親說：“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 她這個時刻向那位劉先生笑了一下。
這種笑很奇怪，隻有當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見它從燃起到熄滅的瞬息，也無法确定它是一個笑。
所以我在這兒的意思，就是我母親對男女間微妙關系的無師自通。
假如我現在告訴她：你那是暗送秋波。
她一定死不認賬：胡說八道，我那時才十六歲，懂什麼“暗送秋波”！ 劉先生是這個笑的靶子，當然被擊中了。
他說：“你去上海做什麼？上學？” 我母親說：“嗯。
” “想勤工儉學？” 我母親根本不知什麼是“勤工儉學”，但劉先生臉上的表情告訴她，它多半不是壞事。
她點點頭。
這樣她是留了餘地給自己的。
劉先生說：“真不簡單。
你多大了？” 我母親膽子一乍，說：“我十八歲。
” 魏小姐說：“看上去你隻有十三歲！” 她沒看出來，劉先生在聽我母親謊報年齡時，臉色一紅，眼睛一亮。
我母親卻看見了。
她基本上已給劉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數，他人是不壞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課，撰寫些文稿、劇本過活，不松也不緊，錢多的時候他愛錢，沒錢的時候他愛氣節。
這樣的男人在我母親的生命中會扮些角色，有時還會顯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終極目标。
她一提當年勇就說：我一個小包袱進大上海，靠過誰呀？她可能主觀上并不是存心要靠劉先生，但她一連幾十分鐘向劉先生發射魅力，劉先生盡管心裡有點嘀咕，認為這小姑娘有點來者不善，但他已經死心塌地地要給我母親舒舒服服靠上來了。
劉先生為我母親在上海租了房，領她剪了頭發，給她找了大堆的文件來抄寫、複寫、刻寫。
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親一記小當——她在上海根本無學業，他對我母親的印象毫不受損。
那個年代，脫離封建家族，投奔獨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歡迎的，尤其在劉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群落裡：獨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對他們就方便了。
要他們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閨秀出來，第一是費事，第二很可能徒勞。
他們對男女關系的新觀念，他們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會上漂流的新女性身上。
剪了頭發，同家裡不複來往的我的母親，很快成了個“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覺得不費事。
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寫字台前一筆一畫抄文稿，一坐十二個小時。
她的律己、樸素，她的勤勞使劉先生覺得，她是個模範“密司”。
劉先生和我母親幾乎天天見面。
她很清楚他對她懷有希望。
我母親知道，對她懷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
但她懂得一個女人在這個時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時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懷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驅使、利用；弄得不好，就會砸鍋。
包括劉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沒有一個完全如她意的。
他們都沒什麼大本事，隻能約了去一同看看電影，軋軋馬路，使她總有足夠的抄寫生意。
她想，沒準哪天這幾個男人裡就出息出來一個呢。
她的方針是，先拿他們将就着，時刻準備發現新目标。
劉先生寫的劇本被拍成了電影，電影打得又很響，一夜間就本事起來，來看我母親時黃包車也不坐了，坐了部轎車。
他告訴我母親他已經是電影片廠的股東兼副廠長。
我母親随他坐進轎車，臉上雖淡淡的，心裡卻想：幸虧我沒得罪他，幫他維護住了他心裡對我的希望。
她聽他談笑風生，講拍片中的荒唐事。
我母親想，原來魏小姐也一夜間成了大明星！她和劉先生工作中往來緊密，隻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對手了。
三個月内，劉先生一發而不可收，不僅有車，房也有了。
他對我母親的造訪，漸漸稀疏起來。
我母親想：好了，時候到了。
她打開櫃子，從角落裡拿出那個印花包袱布，裡面的十塊光洋絲毫未損。
我母親很厲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樣，守得鐵緊。
她遏制了自己的貪嘴、吃零食的習慣，每一文錢都花在節骨眼兒上。
她多少次告訴我：好吃懶做的女人，下場往往很慘。
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進了布料店。
她的對手是電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敗給她。
她一塊塊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後選了塊蘋果綠的薄呢。
她穿上蘋果綠的半長大衣，剪了一排齊眉劉海，在下午六點來到劉先生辦公室樓下。
她看見劉先生走了出來，便把手裡的書打開，慢慢地邊看邊走。
聽到劉先生的嗓音喚她，她
一頓飯要從上午八點做到中午十二點，每個人才有希望吃飽。
一個老虎竈的煙囪要不斷冒煙，每個人才洗得上澡。
我母親的一個姐姐嫁出去了，一個嫂嫂娶進來了。
兩個不比她年長多少的女子就變得隔了代一樣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當着一大家子敞開懷拽出長形的奶子，塞到小毛頭嘴裡。
我母親覺得她們眨眼間變形的長形奶子是她頭一個不想要的。
好好的奶子說變就變，變得那麼醜，她們連大敞着懷也無妨了。
我母親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裡，看見她們的滿足：那種對自己的未來完全熟知的滿足。
她們的未來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條小路，一共兩個彎、三個坎、四個台階，她們閉着眼都走不錯。
這是令她們踏實的好事，令她們兩眼瞪着二尺遠的一處空白，心裡一個心思也沒有；偶然有的個把心思，無非是一個成色好的玉镯，一塊杭州綢料，一條南京來的雲片糕。
等她們把孩子從胸前換到背後，她們便再次大起肚皮來。
我母親第二個不要的，就是她們的杭州綢緞小褂，她們的玉镯，以及她們的丈夫或她們的相好。
她們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親眼裡都毫無區别：梳着分頭，穿着長衫或短衫，聊天的時候總是每隔幾分鐘往地上啐一口唾沫。
他們還是能讓女人們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頂多押車到縣城去賣賣茶葉或蠶繭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親對殷家大瓦屋中每樣東西都搖頭撇嘴，實在看不上。
唯有一樣東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離家出走才決定不要的。
那是五百兩黃金，是殷家的頭一任家長留下的。
那位祖爺爺和我母親隔着四代，據說沒任何人知道他從事什麼掙下了家業和那五百兩黃金。
村裡的老人們有見過他到來時的模樣，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還戴個不倫不類的禮帽。
老人們說他來了不久就買下田畝，蓋起房子。
殷家的人都聽我母親的祖父說，祖爺爺一訓話就說他的五百兩黃金将落到哪個兒孫手裡，要看這些兒孫的出息，更要看他們的孝敬程度。
直到祖爺爺咽氣，兒孫們沒有對他回過嘴的。
但祖爺爺咽氣是他獨自咽的，一早起來兒孫們發現老頭兒在自己床上誰也沒驚動地走了許久了。
他從來沒告訴任何一個兒孫，五百兩黃金存放在何處。
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動起來。
翻箱倒櫃，一寸一寸地敲牆，一塊一塊地撬鋪地的青磚。
三年後，大家意識到悄悄分頭去尋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讓聰明搭起夥來。
果然進展出現了：在祖爺爺床闆的背面，釘着一個木匣，打開，裡面有些洋鈔票，還有幾張照片。
照片上的祖爺爺很年輕，和七八個年輕男人站在一起。
那些年輕男人都穿着不合體的洋服，全戴不倫不類的禮帽。
殷家兒孫們把洋鈔票拿到縣城銀行，鑒定下來說是美國鈔票，數額小得不夠他們一行人的盤纏。
那以後殷家子孫沒有往外搬的，女兒們嫁出門，也常常回來，看看五百兩黃金是否有了線索。
陰陽先生請了四個，按他們的招數抽幹過渠和井，殷家的大魚塘也弄了幾回底朝天，一兩黃金也沒找見。
我母親是殷家頭一個想開的人。
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見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滿臉的無所事事，她想，他們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頭了，就是等着五百兩黃金被發現的那一天。
我知道我母親從來就看不起這家裡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從來沒像那個瞬間一樣感到惡心。
她想到曾經在鎮上看見的兩個姑娘，她倆是鎮上醫生的女兒。
她們給父親做幫手，戴雪白的口罩，頭上頂個馄饨帽。
她們進過縣城的衛生學校，所有人都叫她倆“衛生小姐”。
她們從來不穿綢緞，不穿繡花鞋，總是一身細布旗袍，冬天陰丹藍，夏天淺藍。
她們從來不戴玉镯耳環，遠遠走過，人們聞到一股好聞的藥水味。
人們都說那是“衛生香”。
我母親看見衛生小姐的時候隻有十歲。
她開始拒絕豔色衣裳就是那年。
在她十五歲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棄那五百兩黃金了。
我當然清楚，我母親這隻井底之蛙在做這項人生選擇時，隻有兩個參照，一個是等待發掘黃金的三十多個殷姓子女半癡呆半瞌睡的面孔，一個是拒人于千裡之外的兩個衛生小姐。
我母親認為衛生小姐的魅力大過黃金。
我母親坐在鉛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
她卻一動不動，兩個胳膊肘緊緊壓住膝上的印花包袱。
包袱裡的十塊光洋，是以這個轉折點到廣闊無際的未來的唯一保障，是她十六年來積攢的壓歲錢。
她一分錢也沒有亂花過。
我母親可以為一個她自己也不認識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極緻。
我也不知道什麼世面也沒見過的母親，從哪裡來的堅定信仰——她一定會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業。
我不能要求我母親超越她的局限：憑她自身去成就自身。
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業，就是通過一個男人來成就自身。
我來點穿她吧，我母親在開往南京的長途汽車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個有大本事的男人。
至少像殷家祖爺爺那樣的男人。
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車到達南京的時候，天已黑了。
所有旅客下車後，老司機說要把我母親送到家門口。
我母親說：“謝謝老師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 她輕盈地跳下車，在一盞盞路燈和闊葉梧桐之間，時明時暗，走出了老司機的視野。
我母親走過街邊一家小食鋪，鋪裡一共六張方桌，張張都滿，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門的一桌客人叫住她。
叫她的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
她笑嘻嘻地問我母親：“你們南京人都愛吃些什麼？” 我母親看着她，滿臉的莫名其妙。
她見這女子穿件黑白細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妝。
她身後的桌上，是兩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還有個戴着眼鏡的男子，口音都有點兒南腔北調。
穿黑白細格子旗袍的女子問我母親是不是在找座，我母親點點頭。
她便拍拍那條長闆凳，叫我母親同他們一塊兒坐，順便告訴他們南京有哪些東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親把從她父母、叔嬸、姑姑、姑父那兒聽來的食品特産，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們。
這當中她發現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瞅着她，覺得她很好玩似的。
她看見男子面前擺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針線釘成的。
他們按照我母親的推薦點了菜，請我母親一塊兒吃。
我母親想，跟着他們不花飯錢，說不定住店錢也能省掉。
我對我母親的直覺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觸，頭五分鐘就能确定此人将給她多大益處或害處。
她立即确定這四位外省人不會給她太大害處。
一邊吃着飯，我母親聽他們談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戲、劇本、角色。
她在席間也弄清了幾個人的姓名。
穿黑白細格子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鏡的男子姓劉。
魏小姐不時講到的事就是“刻鋼闆”。
她很快弄清，所謂“刻鋼闆”就是寫字。
我母親突然說：“我會刻鋼闆。
” 四個人一塊兒扭過臉：一小時不到，他們忘了她的存在。
劉先生說：“你刻過？” “嗯。
” 魏小姐指着劉先生說：“當心，他很會剝削人的！” 劉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支筆，對我母親說：“來，寫幾個字給我看看。
” 我母親從來沒見過這種筆，帶一個帽子，旋下帽子，筆尖上居然沒有毛。
但她一點兒也不露她的孤陋寡聞，她不去接筆，對那劉先生說：“你先寫幾個字，我照着你的字寫。
”這樣一來，我母親馬上看見這杆筆的全部功能：墨原來是裝在筆肚裡，它自己溢向筆尖，落到紙上。
她心裡冷冷一笑，原來外面的一切反比家裡容易，城裡人的事由竟比鄉下好混。
她一揮而就地寫下了幾個字。
四個人立刻說：“不錯不錯，蠻像樣的行書。
” 劉先生說：“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 我母親說：“你們都是去上海？” 他們說他們的火車誤了點，才給了他們逛南京的機會。
我母親說：“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 她這個時刻向那位劉先生笑了一下。
這種笑很奇怪，隻有當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見它從燃起到熄滅的瞬息，也無法确定它是一個笑。
所以我在這兒的意思，就是我母親對男女間微妙關系的無師自通。
假如我現在告訴她：你那是暗送秋波。
她一定死不認賬：胡說八道，我那時才十六歲，懂什麼“暗送秋波”！ 劉先生是這個笑的靶子，當然被擊中了。
他說：“你去上海做什麼？上學？” 我母親說：“嗯。
” “想勤工儉學？” 我母親根本不知什麼是“勤工儉學”，但劉先生臉上的表情告訴她，它多半不是壞事。
她點點頭。
這樣她是留了餘地給自己的。
劉先生說：“真不簡單。
你多大了？” 我母親膽子一乍，說：“我十八歲。
” 魏小姐說：“看上去你隻有十三歲！” 她沒看出來，劉先生在聽我母親謊報年齡時，臉色一紅，眼睛一亮。
我母親卻看見了。
她基本上已給劉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數，他人是不壞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課，撰寫些文稿、劇本過活，不松也不緊，錢多的時候他愛錢，沒錢的時候他愛氣節。
這樣的男人在我母親的生命中會扮些角色，有時還會顯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終極目标。
她一提當年勇就說：我一個小包袱進大上海，靠過誰呀？她可能主觀上并不是存心要靠劉先生，但她一連幾十分鐘向劉先生發射魅力，劉先生盡管心裡有點嘀咕，認為這小姑娘有點來者不善，但他已經死心塌地地要給我母親舒舒服服靠上來了。
劉先生為我母親在上海租了房，領她剪了頭發，給她找了大堆的文件來抄寫、複寫、刻寫。
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親一記小當——她在上海根本無學業，他對我母親的印象毫不受損。
那個年代，脫離封建家族，投奔獨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歡迎的，尤其在劉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群落裡：獨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對他們就方便了。
要他們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閨秀出來，第一是費事，第二很可能徒勞。
他們對男女關系的新觀念，他們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會上漂流的新女性身上。
剪了頭發，同家裡不複來往的我的母親，很快成了個“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覺得不費事。
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寫字台前一筆一畫抄文稿，一坐十二個小時。
她的律己、樸素，她的勤勞使劉先生覺得，她是個模範“密司”。
劉先生和我母親幾乎天天見面。
她很清楚他對她懷有希望。
我母親知道，對她懷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
但她懂得一個女人在這個時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時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懷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驅使、利用；弄得不好，就會砸鍋。
包括劉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沒有一個完全如她意的。
他們都沒什麼大本事，隻能約了去一同看看電影，軋軋馬路，使她總有足夠的抄寫生意。
她想，沒準哪天這幾個男人裡就出息出來一個呢。
她的方針是，先拿他們将就着，時刻準備發現新目标。
劉先生寫的劇本被拍成了電影，電影打得又很響，一夜間就本事起來，來看我母親時黃包車也不坐了，坐了部轎車。
他告訴我母親他已經是電影片廠的股東兼副廠長。
我母親随他坐進轎車，臉上雖淡淡的，心裡卻想：幸虧我沒得罪他，幫他維護住了他心裡對我的希望。
她聽他談笑風生，講拍片中的荒唐事。
我母親想，原來魏小姐也一夜間成了大明星！她和劉先生工作中往來緊密，隻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對手了。
三個月内，劉先生一發而不可收，不僅有車，房也有了。
他對我母親的造訪，漸漸稀疏起來。
我母親想：好了，時候到了。
她打開櫃子，從角落裡拿出那個印花包袱布，裡面的十塊光洋絲毫未損。
我母親很厲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樣，守得鐵緊。
她遏制了自己的貪嘴、吃零食的習慣，每一文錢都花在節骨眼兒上。
她多少次告訴我：好吃懶做的女人，下場往往很慘。
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進了布料店。
她的對手是電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敗給她。
她一塊塊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後選了塊蘋果綠的薄呢。
她穿上蘋果綠的半長大衣，剪了一排齊眉劉海，在下午六點來到劉先生辦公室樓下。
她看見劉先生走了出來，便把手裡的書打開，慢慢地邊看邊走。
聽到劉先生的嗓音喚她，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