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章
關燈
小
中
大
房間很小，一扇窗也沒有，比我寒碜公寓裡的那間浴室還小。
一隻日光燈被四面白牆反射，光線過剩。
靠近天花闆的地方有個長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夠空氣就看它的了。
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
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樣，對這間八平方米審訊室的頭一個條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這扇門，還有門外長長的走廊，然後是個四通八達的大辦公室，在那裡你馬上會失去東南西北。
即使你走運，找到了出路，你也會在接待室被截住。
接待室是一間明亮寬敞的大廳，公正而森嚴，架子擺得很大，挂着星條旗和聯邦調查局的徽記。
你最遠能逃到那裡。
再遠，大廳門口那個彪形衛士就會馬上翻臉，叫你“站住！舉起手來”，他會拔出手槍，叫你“到牆根那兒去”！然後槍口頂着你的後腦勺，空閑的那隻手便上來搜你的身。
那個場面比較沒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當然不是正面人物。
從天花闆上的方形口子裡面的監視器鏡頭裡看，我大概有不少疑點。
鏡頭中我臉色蒼白，缺乏營養和睡眠，心神不甯且腦筋遲鈍，如同大部分剛着陸到這個國度的中國人。
在鏡頭裡我的白色羽絨服、大紅圍脖、冒牌“LEVI'S”牛仔褲使我大緻混得過去。
一個超齡留學生，像大多數亞洲女學生一樣，留着最省錢的發式——披肩長發。
不過，你别想輕易混過去，沒那麼簡單。
我看了看手表，十點半，那麼就是十點二十分。
我的表總比正确時間快，是增加緊迫還是虛設從容，我也搞不清。
我在那張坐過殺人、縱火、搶劫、強奸、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這是一張醜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讓你陷入被動和劣勢。
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劃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幹的。
什麼都幹得出來的手，堅硬肮髒的指甲在椅子上刻畫，同時使謊言、狡辯不得自圓其說，這上面或許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劃痕。
我的手也什麼都幹得出來：一小時前，在書店裡把一本課堂急用的書塞進了羽絨服的大口袋。
我買這件不合身的羽絨服，就圖它有兩個巨大的口袋，使我的書本開銷大大減少。
我的落網很可能和我在書店的不良表現有關。
除此之外，我不覺得我有什麼破綻。
門開了，進來個男人，一個标緻的小夥子，頭發火紅，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臉色新鮮，身上帶着一股得當的科隆香氣。
他向我伸出手：“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他的京腔一點兒調也不跑。
我把手給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點魂飛魄散。
審訊者的漂亮是個冷不防，他比我認識的所有美國男人都漂亮，聲音純淨，笑起來白牙如光亮那樣一閃。
而且他很年輕，最多三十歲。
不過，你别忘了你在哪裡。
我看不透：是因為他牙齒特别整齊，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還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齒顯得異常整齊？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審訊者。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
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别偵探”。
更準确的稱号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
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
别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
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鐘後他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在我辦公室裡。
” 我說：“謝謝你。
”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紐扣，松了松黃底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裡熱得不像話。
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裡要穿件毛背心。
有什麼必要？夏天這屋裡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
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
芝加哥的夏天隻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 我笑了笑。
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裡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
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
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着的年輕的笑。
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檔案夾，兩個小臂壓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輕輕彈動。
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
這段沉默并不長，頂多幾十秒鐘，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裡。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麼會請你到這裡來。
”他略略偏着臉，這讓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歡自己正在做着的這樁事。
他彈着手指說：“要是我，我就會很好奇。
”他開始從這樁事裡得到樂趣。
“我的确很好奇。
”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司匹林和一個針線盒。
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理查又笑了。
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
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出賣了他？還是他出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他眼光不錯。
”理查說。
他穩穩地看着我，身體卻很不老實。
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
不管他與我呈現一個怎樣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終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
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問，“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麼關系？” “朋友。
”你以為呢？當然不隻是“朋友”。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系。
” 我看着他，說：“噢。
”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系多種多樣，除通奸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男女朋友。
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你們真的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面色有了些焦慮。
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着别扭。
我想了想，說：“嗯。
”我能說什麼呢？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
我曾花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
我将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麼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
從天花闆的鏡頭裡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就是說，你承認你和我們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正式開始了有婚姻趨向的戀人關系？” “嗯。
”我怎麼知道？我又沒有想過給它定義。
你到底想拿我怎樣？十二本書的偷竊和安德烈有什麼相幹？“我不知道你對中文裡‘戀愛’這詞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緻。
” “我可以再給你一個定義，”他說，“你在和美國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交往過程中，是否談到過結婚？”他口氣一粗，“談到過，是吧？” “好像是。
” “是，還是不是？” 審訊是這樣開始的。
特務福茨是這樣笑眯眯地開始審訊的。
“是的。
” 他的笑一下變得松弛了，他身體也是一陣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認。
“好，這就明确了。
你看，我們指的正式戀人就是指這個。
” 我還是看不出我的禍闖在了哪裡。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維斯談戀愛嗎？” “噢，”他說，“歡迎你和他談戀愛！我給你錯覺了嗎？你怎麼會覺得我反對你們的戀愛呢？”他肩膀聳起，兩手張開，他的肢體充滿表達。
“戴維斯先生是個傑出的外交官，二十三歲剛出學校，苗頭就很好。
當然歡迎你和他戀愛。
他的中文怎麼樣？比我的怎麼樣？” “他能背古文。
你知道，中國古文。
”别以為我想拿他鎮住你。
你臉上有了輕微的酸意，極輕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說：“我聽說他會唱不少墨西哥情歌。
”他說着拉開抽屜，眼睛在裡面略一搜索，然後又擡起，看着我。
抽屜裡一定有安德烈·戴維斯的資料，他剛才顯然來了個緊急補習，“你聽他用德文朗誦過《浮士德》嗎？” “當然。
”從來沒聽過。
即便安德烈樂意對牛彈琴，我也無從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對了，他一定告訴了你，他當過兵。
” “沒有。
”他當然告訴過我。
“他居然沒告訴你這件事？”理查的肢體語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當過兵！在上大學之前，他當了三年步兵。
美國軍隊提供上大學的費用……” “軍隊付學費？！” 我此刻的興趣很真切。
就是從天花闆的鏡頭一眼看下來，也看得出我對“學費”二字的敏感，勁頭很大，我對和錢有關的信息都勁頭很大。
理查說：“你們中國軍隊沒有給你一筆錢嗎？哦，我是說，你退伍的時候？”我的心跳加快了一個節拍。
原來他在這兒埋伏着，他剛才的每句話都不是閑話。
我告訴他，中國軍人退伍會得到一筆錢，一個美國人不屑的數目。
我還告訴他，我們是窮人的隊伍。
“不過你不同啊，你是軍官。
軍官會有一筆不小數目的錢吧？” “記不太清了。
”我記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塊，叫作“安家費”。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樂。
他說：“夠買五輛自行車。
”他挖苦成功了，快樂使他變得明眸皓齒。
“六輛自行車。
” 他說：“那得看什麼官了。
” 我說：“那得看什麼自行車了，這算不算你有興趣的情報。
” “别叫它情報嘛，純粹是我個人的興趣。
可能你猜出來了，我是個中國迷。
” “這不用猜。
”在人自我吹捧的時候，我一向比較合作。
“中國軍隊是個特殊的部隊，自給自足。
” 我說他對極了，他對中國的理解一點兒也用不着我幫忙。
他又來個明眸皓齒的快樂。
即便是特務，他也是個心地明澈的特務。
他無非是想讓我明白，蒙騙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當艱巨的事情。
假如我蒙騙他，我可不是故意的。
我喜歡對陌生人口是心非。
尤其對一個上來就是對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發展成一個對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鐘了，這個人到底想拿我怎樣？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是怎樣認識的？” “在地鐵站認識的。
” 理查藍汪汪的眼睛裡滿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
我告訴他我當時在地鐵站等一個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
”那是第三次見面。
理查在本子上“唰唰唰”地寫着，要把我的不實之言落實下來。
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東西就接着咬，我又不缺這方面的見識。
六歲就見識過類似的局勢，我那時多沉着。
審訊者比這位态度壞多了，手裡一根真正的軍用皮帶，銅帶鈎碰擊出危險的金屬聲響。
它每響一次，父親和母親就一塊兒眨眼。
銅頭皮帶一聲“丁零”，父母就出來了謊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話。
我的謊言卻貫穿一緻，毫無矛盾并圓潤流暢。
那句謊言是什麼，已不必去記憶，隻記得它給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說，“你能确定那是你們的第一次見面？” “我确定。
” 我看着他清澈的藍色眼睛。
很早很早，我就學會，先去找對方的眼睛，深入無論怎樣聰明、狡黠、陰險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獵物找死那樣，緊緊地看着黑洞洞的槍口。
我直視着他的眼睛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的話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氣，盡管推翻。
“你不願再好好想想嗎？”理查問我，他的眼睛變窄了，如同畫家虛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視地去看眼前的畫面。
他等于告訴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報。
誰出賣了我？安德烈？還是阿書？或許他們在我今早出門後已經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經聯絡不上我，無法與我同謀。
我心一橫：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記憶花招很多。
”我對理查說。
我改口講英文，拿别人的語言講這類似是而非的話更少些品德上的負擔。
微笑完全沒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動作打開檔案夾。
他的目光在一頁上迅猛地掃過幾行字，擡起頭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說：“就是說，根據你的記憶，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認識始于地鐵站？” 你看，他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時多麼鋒利！理查·福茨的多禮、溫和、單純是别人的語言給他的風貌。
回到他自己的語言，他是個才幹卓著、體現美國式效率的優秀特務。
我大緻相信他下一秒鐘會徹底拉下臉，對我說：“你被指控為有中國軍方間諜嫌疑，你現在的每句話，或實話或謊言，都将有後果。
” 我在書店裡手腳不幹淨，看來沒有什麼不良後果，不然因為那點渺小的貪圖而受到FBI的處理是比較難為情的。
我說是的，是在地鐵站。
在美國半年，我起碼知道，殺人放火，隻要拼死抵賴，出路總會有的。
我說完局面就僵了。
理查把紙頁翻出煩躁的聲響，我呢，擡眼去看空白的四壁。
昨天下午我在教室裡看見理查·福茨的便條時，并沒想到會有這間密不透風的審訊室。
便條上寫：“請務必在明天上午十點到傑克遜街×××号××層來一趟。
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愉快的面談。
”當時我的反應是：寄出的無數份求職信終于有了回複。
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寫的便條，他向系裡的值班秘書臨時要了張打字白紙，就地寫的，寫完便交給了秘書。
秘書是五十多歲的女人，是離罪惡最遙遠的良民。
她對我說她對不住我，因為她完全無意地瞄了便條一眼，“傑克遜街×××号”這幾個英文字是它們自己進入了她的眼睛。
她突然前後左右看看，問我是否知道傑克遜街×××号是什麼地方。
我說我怎麼會知道。
她坐在椅子上盡量靠近我的耳朵，聲音很輕但每個音節都吐得很賣力。
她說傑克遜街×××号可是個有名的地方，不信問問大馬路上的人，他們都會知道傑克遜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來，你會怎樣？”我的語調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
一隻日光燈被四面白牆反射，光線過剩。
靠近天花闆的地方有個長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夠空氣就看它的了。
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
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樣，對這間八平方米審訊室的頭一個條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這扇門，還有門外長長的走廊，然後是個四通八達的大辦公室，在那裡你馬上會失去東南西北。
即使你走運，找到了出路，你也會在接待室被截住。
接待室是一間明亮寬敞的大廳，公正而森嚴，架子擺得很大，挂着星條旗和聯邦調查局的徽記。
你最遠能逃到那裡。
再遠，大廳門口那個彪形衛士就會馬上翻臉，叫你“站住！舉起手來”，他會拔出手槍，叫你“到牆根那兒去”！然後槍口頂着你的後腦勺，空閑的那隻手便上來搜你的身。
那個場面比較沒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當然不是正面人物。
從天花闆上的方形口子裡面的監視器鏡頭裡看，我大概有不少疑點。
鏡頭中我臉色蒼白，缺乏營養和睡眠，心神不甯且腦筋遲鈍，如同大部分剛着陸到這個國度的中國人。
在鏡頭裡我的白色羽絨服、大紅圍脖、冒牌“LEVI'S”牛仔褲使我大緻混得過去。
一個超齡留學生，像大多數亞洲女學生一樣，留着最省錢的發式——披肩長發。
不過，你别想輕易混過去，沒那麼簡單。
我看了看手表，十點半，那麼就是十點二十分。
我的表總比正确時間快，是增加緊迫還是虛設從容，我也搞不清。
我在那張坐過殺人、縱火、搶劫、強奸、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這是一張醜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讓你陷入被動和劣勢。
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劃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幹的。
什麼都幹得出來的手，堅硬肮髒的指甲在椅子上刻畫，同時使謊言、狡辯不得自圓其說，這上面或許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劃痕。
我的手也什麼都幹得出來：一小時前，在書店裡把一本課堂急用的書塞進了羽絨服的大口袋。
我買這件不合身的羽絨服，就圖它有兩個巨大的口袋，使我的書本開銷大大減少。
我的落網很可能和我在書店的不良表現有關。
除此之外，我不覺得我有什麼破綻。
門開了，進來個男人，一個标緻的小夥子，頭發火紅，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臉色新鮮，身上帶着一股得當的科隆香氣。
他向我伸出手：“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他的京腔一點兒調也不跑。
我把手給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點魂飛魄散。
審訊者的漂亮是個冷不防，他比我認識的所有美國男人都漂亮，聲音純淨，笑起來白牙如光亮那樣一閃。
而且他很年輕，最多三十歲。
不過，你别忘了你在哪裡。
我看不透：是因為他牙齒特别整齊，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還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齒顯得異常整齊？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審訊者。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
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别偵探”。
更準确的稱号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
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
别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
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鐘後他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在我辦公室裡。
” 我說：“謝謝你。
”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紐扣，松了松黃底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裡熱得不像話。
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裡要穿件毛背心。
有什麼必要？夏天這屋裡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
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
芝加哥的夏天隻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 我笑了笑。
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裡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
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
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着的年輕的笑。
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檔案夾，兩個小臂壓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輕輕彈動。
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
這段沉默并不長，頂多幾十秒鐘，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裡。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麼會請你到這裡來。
”他略略偏着臉，這讓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歡自己正在做着的這樁事。
他彈着手指說：“要是我，我就會很好奇。
”他開始從這樁事裡得到樂趣。
“我的确很好奇。
”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司匹林和一個針線盒。
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理查又笑了。
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
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出賣了他？還是他出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他眼光不錯。
”理查說。
他穩穩地看着我，身體卻很不老實。
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
不管他與我呈現一個怎樣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終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
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問，“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麼關系？” “朋友。
”你以為呢？當然不隻是“朋友”。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系。
” 我看着他，說：“噢。
”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系多種多樣，除通奸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男女朋友。
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你們真的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面色有了些焦慮。
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着别扭。
我想了想，說：“嗯。
”我能說什麼呢？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
我曾花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
我将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麼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
從天花闆的鏡頭裡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就是說，你承認你和我們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正式開始了有婚姻趨向的戀人關系？” “嗯。
”我怎麼知道？我又沒有想過給它定義。
你到底想拿我怎樣？十二本書的偷竊和安德烈有什麼相幹？“我不知道你對中文裡‘戀愛’這詞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緻。
” “我可以再給你一個定義，”他說，“你在和美國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交往過程中，是否談到過結婚？”他口氣一粗，“談到過，是吧？” “好像是。
” “是，還是不是？” 審訊是這樣開始的。
特務福茨是這樣笑眯眯地開始審訊的。
“是的。
” 他的笑一下變得松弛了，他身體也是一陣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認。
“好，這就明确了。
你看，我們指的正式戀人就是指這個。
” 我還是看不出我的禍闖在了哪裡。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維斯談戀愛嗎？” “噢，”他說，“歡迎你和他談戀愛！我給你錯覺了嗎？你怎麼會覺得我反對你們的戀愛呢？”他肩膀聳起，兩手張開，他的肢體充滿表達。
“戴維斯先生是個傑出的外交官，二十三歲剛出學校，苗頭就很好。
當然歡迎你和他戀愛。
他的中文怎麼樣？比我的怎麼樣？” “他能背古文。
你知道，中國古文。
”别以為我想拿他鎮住你。
你臉上有了輕微的酸意，極輕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說：“我聽說他會唱不少墨西哥情歌。
”他說着拉開抽屜，眼睛在裡面略一搜索，然後又擡起，看着我。
抽屜裡一定有安德烈·戴維斯的資料，他剛才顯然來了個緊急補習，“你聽他用德文朗誦過《浮士德》嗎？” “當然。
”從來沒聽過。
即便安德烈樂意對牛彈琴，我也無從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對了，他一定告訴了你，他當過兵。
” “沒有。
”他當然告訴過我。
“他居然沒告訴你這件事？”理查的肢體語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當過兵！在上大學之前，他當了三年步兵。
美國軍隊提供上大學的費用……” “軍隊付學費？！” 我此刻的興趣很真切。
就是從天花闆的鏡頭一眼看下來，也看得出我對“學費”二字的敏感，勁頭很大，我對和錢有關的信息都勁頭很大。
理查說：“你們中國軍隊沒有給你一筆錢嗎？哦，我是說，你退伍的時候？”我的心跳加快了一個節拍。
原來他在這兒埋伏着，他剛才的每句話都不是閑話。
我告訴他，中國軍人退伍會得到一筆錢，一個美國人不屑的數目。
我還告訴他，我們是窮人的隊伍。
“不過你不同啊，你是軍官。
軍官會有一筆不小數目的錢吧？” “記不太清了。
”我記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塊，叫作“安家費”。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樂。
他說：“夠買五輛自行車。
”他挖苦成功了，快樂使他變得明眸皓齒。
“六輛自行車。
” 他說：“那得看什麼官了。
” 我說：“那得看什麼自行車了，這算不算你有興趣的情報。
” “别叫它情報嘛，純粹是我個人的興趣。
可能你猜出來了，我是個中國迷。
” “這不用猜。
”在人自我吹捧的時候，我一向比較合作。
“中國軍隊是個特殊的部隊，自給自足。
” 我說他對極了，他對中國的理解一點兒也用不着我幫忙。
他又來個明眸皓齒的快樂。
即便是特務，他也是個心地明澈的特務。
他無非是想讓我明白，蒙騙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當艱巨的事情。
假如我蒙騙他，我可不是故意的。
我喜歡對陌生人口是心非。
尤其對一個上來就是對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發展成一個對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鐘了，這個人到底想拿我怎樣？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是怎樣認識的？” “在地鐵站認識的。
” 理查藍汪汪的眼睛裡滿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
我告訴他我當時在地鐵站等一個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
”那是第三次見面。
理查在本子上“唰唰唰”地寫着，要把我的不實之言落實下來。
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東西就接着咬，我又不缺這方面的見識。
六歲就見識過類似的局勢，我那時多沉着。
審訊者比這位态度壞多了，手裡一根真正的軍用皮帶，銅帶鈎碰擊出危險的金屬聲響。
它每響一次，父親和母親就一塊兒眨眼。
銅頭皮帶一聲“丁零”，父母就出來了謊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話。
我的謊言卻貫穿一緻，毫無矛盾并圓潤流暢。
那句謊言是什麼，已不必去記憶，隻記得它給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說，“你能确定那是你們的第一次見面？” “我确定。
” 我看着他清澈的藍色眼睛。
很早很早，我就學會，先去找對方的眼睛，深入無論怎樣聰明、狡黠、陰險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獵物找死那樣，緊緊地看着黑洞洞的槍口。
我直視着他的眼睛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的話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氣，盡管推翻。
“你不願再好好想想嗎？”理查問我，他的眼睛變窄了，如同畫家虛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視地去看眼前的畫面。
他等于告訴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報。
誰出賣了我？安德烈？還是阿書？或許他們在我今早出門後已經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經聯絡不上我，無法與我同謀。
我心一橫：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記憶花招很多。
”我對理查說。
我改口講英文，拿别人的語言講這類似是而非的話更少些品德上的負擔。
微笑完全沒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動作打開檔案夾。
他的目光在一頁上迅猛地掃過幾行字，擡起頭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說：“就是說，根據你的記憶，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認識始于地鐵站？” 你看，他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時多麼鋒利！理查·福茨的多禮、溫和、單純是别人的語言給他的風貌。
回到他自己的語言，他是個才幹卓著、體現美國式效率的優秀特務。
我大緻相信他下一秒鐘會徹底拉下臉，對我說：“你被指控為有中國軍方間諜嫌疑，你現在的每句話，或實話或謊言，都将有後果。
” 我在書店裡手腳不幹淨，看來沒有什麼不良後果，不然因為那點渺小的貪圖而受到FBI的處理是比較難為情的。
我說是的，是在地鐵站。
在美國半年，我起碼知道，殺人放火，隻要拼死抵賴，出路總會有的。
我說完局面就僵了。
理查把紙頁翻出煩躁的聲響，我呢，擡眼去看空白的四壁。
昨天下午我在教室裡看見理查·福茨的便條時，并沒想到會有這間密不透風的審訊室。
便條上寫：“請務必在明天上午十點到傑克遜街×××号××層來一趟。
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愉快的面談。
”當時我的反應是：寄出的無數份求職信終于有了回複。
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寫的便條，他向系裡的值班秘書臨時要了張打字白紙，就地寫的，寫完便交給了秘書。
秘書是五十多歲的女人，是離罪惡最遙遠的良民。
她對我說她對不住我，因為她完全無意地瞄了便條一眼，“傑克遜街×××号”這幾個英文字是它們自己進入了她的眼睛。
她突然前後左右看看，問我是否知道傑克遜街×××号是什麼地方。
我說我怎麼會知道。
她坐在椅子上盡量靠近我的耳朵，聲音很輕但每個音節都吐得很賣力。
她說傑克遜街×××号可是個有名的地方，不信問問大馬路上的人，他們都會知道傑克遜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來，你會怎樣？”我的語調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