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歐洲上空的光芒與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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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是寫給某一個歐洲國家，而是寫給所有的國家以及它們之間的兄弟之愛；這個人，這位詩人，在書裡帶來了道義上的全部力量：充滿愛的見識，以及去獲得見識的真誠願望；經過甄别和沉澱的公正；對藝術那能讓人聯結的使命有着令人心情激蕩的信任。
當我們糾結于一份小小的宣言中的措辭時，他在靜靜地、耐心地做着實事：讓各民族的人看到他們各自身上最值得珍愛的特殊品性。
這是第一部完成的意識明确的歐洲小說；這裡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睦鄰關系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呼籲。
它更有效力，因為它的受衆要多于維爾哈倫的贊美詩，而它又比一切小冊子或者抗議更有穿透力。
一切我們在不自覺當中所希望、所渴求的東西，都已經在這裡被他默默無聞地完成。
我到巴黎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打聽他的情況。
我總是想起歌德的那句話：“他學過了，他能教導我們。
”我向朋友們問起他。
維爾哈倫記得他的劇作《狼群》，是在社會主義者的“人民劇場”演出過的；巴紮爾熱特聽說過，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學家，并且寫過一本關于貝多芬的小書。
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中找到十幾本關于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七八部劇本，都是在小出版社出版的，或者在《半月刊》上發表的。
最後，我寄給他一本自己的書，為的是找到一個關聯點。
不久以後我就收到了他的來信，請我去他那裡。
一段新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同我與弗洛伊德、維爾哈倫的友誼一樣，羅曼·羅蘭的友誼也是令我收獲最大的友誼，在某些時刻甚至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人生中值得記住的日子總是比平常日子有更強的色度。
我至今還能特别清晰地回憶起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情形。
那是坐落在蒙巴拿斯林蔭大道附近一座不顯眼的房子：走上五層窄窄的樓梯，站在他的門前，就已經感覺到了一種特殊的安靜。
在這裡所聽到的林蔭大道上的車水馬龍聲，一點兒也不比那掃過修道院花園中的樹木之後，在窗下掠過的風聲更響。
羅曼·羅蘭給我開了門，将我領到他那書籍一直堆到房頂的小書房裡。
我生平第一次在他那雙特别炯炯有神的藍眼睛裡，看到了我在人世當中見到過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
這雙眼睛，在談話中牽動着來自最内在感覺的色彩和熱度：在悲哀中它們蒙上一層暗色的影子；在沉思中又同時顯得深沉；在激動中發出閃光。
他的眼邊因為讀書和熬夜顯得微微發紅，唯有眼邊之間的那對瞳孔奇妙閃亮，帶着一種讓人受益，讓人興奮的光芒。
我帶着一點兒恐懼的心情打量着他6：他個子非常高，身體瘦長，走路時有點兒前傾，好像在寫字台前度過的無數時光讓他的脖子開始彎曲了。
他面色慘白，臉上的線條極其分明，看起來更像是生着病的樣子。
他說話的聲音非常輕，好像在極盡可能來保護自己的身體能量；他幾乎從來不出去散步；他吃得很少，不抽煙不喝酒，避免任何軀體上的緊張。
直到後來我才驚奇地發現，在他這過着苦行生活的軀體中蘊藏着多麼大的耐力，在這些看起來的孱弱之後有着何等強大的精神勞動力！他幾個小時伏在那小小的、堆滿書籍紙張的寫字台上寫作，幾個小時躺在床上看書，他給那疲倦的身體的睡眠時間不超過四個或者五個小時，他允許自己享受的唯一放松方式便是音樂。
他鋼琴彈得特别好，那是一種令我難忘的輕柔彈奏，那麼愛撫地敲擊琴鍵，好像他不想從琴鍵中将音調逼迫出來，而是要将它們引誘出來。
我以前在小範圍内聽過馬克斯·雷格爾（MaxReger）、費魯喬·布索尼（FerruccioBusoni）、布魯諾·瓦爾特（BrunoWalter）的鋼琴演奏，沒有哪位業内名流能像聽羅曼·羅蘭彈鋼琴讓我感到收獲那麼多與心愛大師的直接交流。
他的知識如此淵博，令人自愧弗如。
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曆史，了解所有國家一切時代的問題。
他知道音樂作品中的每一個節拍，即便是加盧皮（Galuppi）和特勒曼（Telemann）最最生僻的作品，或者那些六流、七流音樂家的作品他也都熟悉。
同時，他也充滿激情地參與當代發生的一切事情。
這個像修士靜修室一樣簡陋的地方，像是攝影機的暗箱一樣反映着整個世界。
在人際關系上，他享受着與同時代偉大人物的熟識和信任。
他曾經是喬治·勒南（GeorgRenan）的學生，是瓦格納家裡的客人，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這位為人品格甚至使其自身作品都黯然失色的偉人，那著名的《遠方來信》就是寫給羅曼·羅蘭的。
在這裡我能感覺到——這也總能引發我的一種幸福感覺——一種作為人的道德上的優勝，一種不帶有任何驕傲的内心自由。
這種自由，是一個強大靈魂自然而然所具備的。
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這個人，在決定性的時刻會成為歐洲的良心。
時間證明我是對的。
我們談到《約翰·克利斯朵夫》。
羅曼·羅蘭向我解釋說，通過寫作這本書他想盡到三個責任：向音樂緻謝，表明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喚起歐洲各民族的思考。
我們現在必須去施加影響，每個人從自己的崗位出發，從自己所在的國家出發，各自使用自己的語言。
到了需要警醒的時候，而且要越來越警醒。
那些鼓動仇恨的力量，由于其低劣的本性，要比那些主張和解的力量更激烈，更有進攻性；況且，這些力量背後還有物質利益，他們本來就比我們的力量更無所顧忌。
這種非理性已經成形，能看得見了，與之進行鬥争甚至比我們的藝術更為重要。
我能感覺到他的悲哀，世間結構的脆弱讓這個人遭受雙重的打擊。
他在全部作品中都盛贊藝術的永恒性。
“它（藝術）可以安慰我們，我們，單一的人，”他這樣回答我，“但是在對抗現實時，它什麼用也沒有。
” 那是1913年。
在我和羅曼·羅蘭的第一次談話中，我就從中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有責任不要毫無準備、毫無作為地去面對一次歐洲大戰。
羅曼·羅蘭已經提前痛苦地将加固了自己的靈魂，這讓他能夠在關鍵時刻在道德上勝出任何人。
我們也在自己的範圍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已經翻譯了很多，讓人注意到鄰邦的詩人；我在1912年陪同維爾哈倫走遍德國，做旅行演講。
維爾哈倫的德國之行變成了象征性的德法關系和睦宣言。
在漢堡，維爾哈倫與戴默爾當衆擁抱：他們分别是法國和德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
我替賴因哈德争取到了維爾哈倫的一部新劇本。
我們之間的合作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誠摯、更深入、更令人興奮。
有時候在興奮之中，我們會飄飄然，以為我們已經讓世界看到了什麼是正确的，什麼是拯救之路。
但是，世界很少會在意這些文學上的宣言，它仍走在自己那險惡的路上。
在那些看不見的摩擦這一電流中，總有火星迸發出來。
察貝恩事件7、阿爾巴尼亞的危機、蹩腳的答記者問：這些每次總是一個小火花，但是，每一個都有可能引爆那些已經堆積如山的爆炸材料。
尤其是我們奧地利人更能感覺到，我們處于不安的核心地帶。
1910年，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已過了八十大壽。
這位早已成為象征的老人在位的時間不可能持續很長久了，一種神秘的感覺開始在人們的情緒中蔓延開來：在他過世之後，千年王朝的解體進程似乎是無法遏止的了。
在帝國的内部，各民族之間對抗的壓力在增加；在帝國外部，意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德國都在等着瓜分帝國。
在巴爾幹戰争中，德國克虜伯公司和法國的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在外國的“人肉材料”上試驗自己的大炮産品，就如同後來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戰中試驗他們的飛機一樣。
巴爾幹戰争讓我們越來越多地陷入湍流當中。
人們總是惶恐不安，又總是能長舒一口氣：“這次還沒有。
但願永遠不會發生！” 以往的經驗都會告訴我們，重構一個時代的事實要比重構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容易千倍。
它們沒有寫在官方的事件紀錄當中，而更多的是寫在細小的個人插曲當中。
這是我現在要插入的。
說實話，當時我沒有相信會發生戰争。
但是，有兩次我卻
當我們糾結于一份小小的宣言中的措辭時，他在靜靜地、耐心地做着實事：讓各民族的人看到他們各自身上最值得珍愛的特殊品性。
這是第一部完成的意識明确的歐洲小說；這裡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睦鄰關系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呼籲。
它更有效力，因為它的受衆要多于維爾哈倫的贊美詩，而它又比一切小冊子或者抗議更有穿透力。
一切我們在不自覺當中所希望、所渴求的東西，都已經在這裡被他默默無聞地完成。
我到巴黎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打聽他的情況。
我總是想起歌德的那句話：“他學過了，他能教導我們。
”我向朋友們問起他。
維爾哈倫記得他的劇作《狼群》，是在社會主義者的“人民劇場”演出過的；巴紮爾熱特聽說過，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學家，并且寫過一本關于貝多芬的小書。
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中找到十幾本關于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七八部劇本，都是在小出版社出版的，或者在《半月刊》上發表的。
最後，我寄給他一本自己的書，為的是找到一個關聯點。
不久以後我就收到了他的來信，請我去他那裡。
一段新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同我與弗洛伊德、維爾哈倫的友誼一樣，羅曼·羅蘭的友誼也是令我收獲最大的友誼，在某些時刻甚至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人生中值得記住的日子總是比平常日子有更強的色度。
我至今還能特别清晰地回憶起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情形。
那是坐落在蒙巴拿斯林蔭大道附近一座不顯眼的房子：走上五層窄窄的樓梯，站在他的門前，就已經感覺到了一種特殊的安靜。
在這裡所聽到的林蔭大道上的車水馬龍聲，一點兒也不比那掃過修道院花園中的樹木之後，在窗下掠過的風聲更響。
羅曼·羅蘭給我開了門，将我領到他那書籍一直堆到房頂的小書房裡。
我生平第一次在他那雙特别炯炯有神的藍眼睛裡，看到了我在人世當中見到過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
這雙眼睛，在談話中牽動着來自最内在感覺的色彩和熱度：在悲哀中它們蒙上一層暗色的影子；在沉思中又同時顯得深沉；在激動中發出閃光。
他的眼邊因為讀書和熬夜顯得微微發紅，唯有眼邊之間的那對瞳孔奇妙閃亮，帶着一種讓人受益，讓人興奮的光芒。
我帶着一點兒恐懼的心情打量着他
他面色慘白，臉上的線條極其分明，看起來更像是生着病的樣子。
他說話的聲音非常輕，好像在極盡可能來保護自己的身體能量；他幾乎從來不出去散步；他吃得很少，不抽煙不喝酒，避免任何軀體上的緊張。
直到後來我才驚奇地發現，在他這過着苦行生活的軀體中蘊藏着多麼大的耐力，在這些看起來的孱弱之後有着何等強大的精神勞動力！他幾個小時伏在那小小的、堆滿書籍紙張的寫字台上寫作，幾個小時躺在床上看書，他給那疲倦的身體的睡眠時間不超過四個或者五個小時，他允許自己享受的唯一放松方式便是音樂。
他鋼琴彈得特别好，那是一種令我難忘的輕柔彈奏，那麼愛撫地敲擊琴鍵，好像他不想從琴鍵中将音調逼迫出來，而是要将它們引誘出來。
我以前在小範圍内聽過馬克斯·雷格爾（MaxReger）、費魯喬·布索尼（FerruccioBusoni）、布魯諾·瓦爾特（BrunoWalter）的鋼琴演奏，沒有哪位業内名流能像聽羅曼·羅蘭彈鋼琴讓我感到收獲那麼多與心愛大師的直接交流。
他的知識如此淵博，令人自愧弗如。
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曆史，了解所有國家一切時代的問題。
他知道音樂作品中的每一個節拍，即便是加盧皮（Galuppi）和特勒曼（Telemann）最最生僻的作品，或者那些六流、七流音樂家的作品他也都熟悉。
同時，他也充滿激情地參與當代發生的一切事情。
這個像修士靜修室一樣簡陋的地方，像是攝影機的暗箱一樣反映着整個世界。
在人際關系上，他享受着與同時代偉大人物的熟識和信任。
他曾經是喬治·勒南（GeorgRenan）的學生，是瓦格納家裡的客人，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這位為人品格甚至使其自身作品都黯然失色的偉人，那著名的《遠方來信》就是寫給羅曼·羅蘭的。
在這裡我能感覺到——這也總能引發我的一種幸福感覺——一種作為人的道德上的優勝，一種不帶有任何驕傲的内心自由。
這種自由，是一個強大靈魂自然而然所具備的。
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這個人，在決定性的時刻會成為歐洲的良心。
時間證明我是對的。
我們談到《約翰·克利斯朵夫》。
羅曼·羅蘭向我解釋說，通過寫作這本書他想盡到三個責任：向音樂緻謝，表明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喚起歐洲各民族的思考。
我們現在必須去施加影響，每個人從自己的崗位出發，從自己所在的國家出發，各自使用自己的語言。
到了需要警醒的時候，而且要越來越警醒。
那些鼓動仇恨的力量，由于其低劣的本性，要比那些主張和解的力量更激烈，更有進攻性；況且，這些力量背後還有物質利益，他們本來就比我們的力量更無所顧忌。
這種非理性已經成形，能看得見了，與之進行鬥争甚至比我們的藝術更為重要。
我能感覺到他的悲哀，世間結構的脆弱讓這個人遭受雙重的打擊。
他在全部作品中都盛贊藝術的永恒性。
“它（藝術）可以安慰我們，我們，單一的人，”他這樣回答我，“但是在對抗現實時，它什麼用也沒有。
” 那是1913年。
在我和羅曼·羅蘭的第一次談話中，我就從中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有責任不要毫無準備、毫無作為地去面對一次歐洲大戰。
羅曼·羅蘭已經提前痛苦地将加固了自己的靈魂，這讓他能夠在關鍵時刻在道德上勝出任何人。
我們也在自己的範圍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已經翻譯了很多，讓人注意到鄰邦的詩人；我在1912年陪同維爾哈倫走遍德國，做旅行演講。
維爾哈倫的德國之行變成了象征性的德法關系和睦宣言。
在漢堡，維爾哈倫與戴默爾當衆擁抱：他們分别是法國和德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
我替賴因哈德争取到了維爾哈倫的一部新劇本。
我們之間的合作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誠摯、更深入、更令人興奮。
有時候在興奮之中，我們會飄飄然，以為我們已經讓世界看到了什麼是正确的，什麼是拯救之路。
但是，世界很少會在意這些文學上的宣言，它仍走在自己那險惡的路上。
在那些看不見的摩擦這一電流中，總有火星迸發出來。
察貝恩事件
尤其是我們奧地利人更能感覺到，我們處于不安的核心地帶。
1910年，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已過了八十大壽。
這位早已成為象征的老人在位的時間不可能持續很長久了，一種神秘的感覺開始在人們的情緒中蔓延開來：在他過世之後，千年王朝的解體進程似乎是無法遏止的了。
在帝國的内部，各民族之間對抗的壓力在增加；在帝國外部，意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德國都在等着瓜分帝國。
在巴爾幹戰争中，德國克虜伯公司和法國的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在外國的“人肉材料”上試驗自己的大炮産品，就如同後來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戰中試驗他們的飛機一樣。
巴爾幹戰争讓我們越來越多地陷入湍流當中。
人們總是惶恐不安，又總是能長舒一口氣：“這次還沒有。
但願永遠不會發生！” 以往的經驗都會告訴我們，重構一個時代的事實要比重構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容易千倍。
它們沒有寫在官方的事件紀錄當中，而更多的是寫在細小的個人插曲當中。
這是我現在要插入的。
說實話，當時我沒有相信會發生戰争。
但是，有兩次我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