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歐洲上空的光芒與陰影
關燈
小
中
大
，盡管老殖民地已經管顧不過來了，差一點兒就因為摩洛哥而大動幹戈；意大利想要昔蘭尼加3；奧地利兼并了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又把矛頭指向了土耳其；德國暫時還沒有份兒，但是已經躍躍欲試，随時準備露出尖牙利爪。
歐洲各國都血脈贲張。
從前那種富有成果的内部團結理念，現在都在各處同時發展成擴張的貪婪，好像受到了細菌的傳染一樣。
賺得缽滿盆滿的法國工業界開始向同樣滿身油水的德國工業界發難，因為兩家企業，德國的克虜伯公司（Krupp）和法國的施奈德——勒克勒佐公司（Schneider-Creusot）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漢堡的船運公司帶來高額紅利，與南安普敦針鋒相對；匈牙利的農民對付塞爾維亞的農民；一家大公司對付另一家大公司。
宏觀經濟上的蓬勃發展讓大家日子都好過，人們折騰來折騰去，想要獲取更多，更多。
如果我們今天心平氣和地思考并來追問自己，為什麼1914年會陷入戰争，人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出于理性考慮的理由，也沒有什麼直接的起因。
那次戰争不是為了某個理念，也不是為了争奪邊境上的小地塊。
我今天隻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那次戰争，也就是說，内在發展動力所導緻的悲劇性後果。
這種内在的發展動力是四十年和平累積起來的結果，現在要以暴力的形式釋放出去。
每個國家突然都有了自己很強大的感覺，但是忘記了别的國家也有同樣的感覺；每個國家都想要得更多，要從别人的手裡拿過來。
最糟糕的是，欺騙我們的恰恰是我們最熱愛的那種感覺：大家都抱着的樂觀想法。
每個國家都相信，他們能在最後一分鐘将其他國家吓退。
于是，外交官們玩起了彼此恫吓的遊戲。
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4、在巴爾幹戰争、在阿爾巴尼亞，都是同樣的把戲。
不過，大協作變得愈來愈緊密，愈來愈軍事化，德國在和平時期實行了戰争稅，法國延長了兵役時間。
多餘的力量最終必然要釋放出來，而巴爾幹的風向标表明，戰争的烏雲正在向歐洲的方向移動。
當時還沒有出現惶恐，但還是有一種像炭火一樣不息止的不安籠罩着我們。
每次巴爾幹上有槍聲響起，我們都會感覺到輕度的不快。
難道戰争真的要降臨在我們身上嗎？可是我們并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那是在争奪什麼。
慢慢地——太慢了，太遲疑了，我們今天才知道！——反對戰争的力量在聚集。
那是社會主義黨，有幾百萬人在他們的章程中拒絕戰争；有置于教皇領導之下的強大的天主教群體；若幹有國際性業務的大公司；有為數不多幾個有明見的政治家站出來反對那些背後的戰争推手。
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對戰争的行列當中，但是一如既往地是孤立的單槍匹馬，既沒有結成聯合體，也不夠堅決。
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态度，可惜是那種無所謂的被動樣子。
由于我們那個時代的樂觀主義，戰争造成的問題及其全部道義上的後果還沒能進入我們的内心深處：在當時那些著名人士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從根本上對這一問題做出讨論或者大聲提出警告的文字。
我們以為做到這樣就足夠了呢：我們在思想上考慮到整個歐洲範圍；在國際範圍内建立兄弟般的關系；在自己的領域（這個領域對時局隻能有間接影響）裡，我們把超越語言和國家的和平溝通及精神結盟當作理想。
恰好是新一代，他們最強烈地主張這種歐洲理念。
在巴黎，我看到聚集在我的朋友巴紮爾熱特周圍的一群年輕人，與上一代正好相反，他們拒絕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侵略性的帝國主義。
儒勒·羅曼（他後來在戰争期間創作了獻給歐洲的偉大詩篇）、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勒内·阿科斯（ReneArcos）、讓·裡夏爾·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組織“修道院”（Abbaye）文化中心，然後是“争取自由”（Effortlibre）文學社。
他們是充滿激情的戰鬥先驅，為将要來臨的一體化的歐洲而戰鬥；他們毫不動搖地憎惡那些在戰争的苗頭中已經顯現的軍國主義。
像他們這樣一群勇敢，有出色的天才，道義上堅定不移的年輕人，在從前的法國很少見。
在德國，當阿爾薩斯人的命運被置于兩個國家之間時，是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Werfel）和他的“世界朋友”，用最有力的抒情詩來表達世界博愛思想的勒内·席克勒（ReneSchickele），充滿激情地投身相互間的理解當中；意大利的博爾傑塞（G.A.Borgese）向我們發出了同志般的緻意；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國家也不斷有人給我們打氣。
“來我們這裡吧！”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讓那些想讓我們陷入戰争的泛斯拉夫主義份子看看，你們奧地利人不想要戰争。
”啊，我們都熱愛這個用它的羽翼托着我們騰飛的時代，我們熱愛歐洲！我們都太不加疑慮地相信理性，相信理性會在最後一刻阻止那荒誕的笑話。
這也是我們唯一的過錯。
誠然，我們沒有帶着足夠的懷疑去觀察那些兇兆。
可是，作為年輕人的真正意義，難道不就在于要去相信世界，而摒棄對世界不信任嗎？我們相信饒勒斯5，相信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我們相信，鐵路人在自己的同志像屠宰場動物一樣被火車運往前線之前，就會将鐵軌炸掉；我們以為，婦女們會拒絕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交給吃人的魔鬼。
我們堅信，在最後的關鍵瞬間，歐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會宣告自己的勝利。
我們那共同擁有的理想主義，在進步中形成的樂觀主義，使得我們沒有看到，也沒有重視那共同的危險。
況且，我們缺少一位組織者，一位能把在我們身上潛藏的力量有目标地集中到一起的人。
在我們當中隻有一位警示者，唯一具有前瞻性的有識之士。
然而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個人生活在我們當中，我們卻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這位命運要讓他率領我們前行的人。
對我來說，能夠在最後的一刻還發現他，那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幸運情況之一。
要發現他很困難，因為他住在巴黎，卻不在那“喧嚣之地”。
如果有人想寫一本紮實的20世紀法國文學史的話，就不能不去注意這個讓人吃驚的現象：當時巴黎報紙上對所有能想到的詩人和作家名人盛贊有加，但是，有三個最重要的人物卻沒有被發現，或者他們的名字被置于錯誤的背景關聯當中。
從1900年到1904年，我從來沒有看到《費加羅報》和《晨報》上提到作為詩人的保爾·瓦萊裡，馬賽爾·普魯斯特被看成是沙龍裡的小醜，羅曼·羅蘭則被當作知識淵博的音樂學者。
他們都是在快到了五十歲時，榮譽那第一道羞澀的光芒才找到他們的名字，他們最偉大的作品都是在這個全世界最好奇、精神生活最豐富的城市中，在不為人知的昏暗角落中創作出來的。
我有幸及時發現羅曼·羅蘭，這純屬巧合。
一位俄國女雕塑家在佛羅倫薩請我去她那裡喝咖啡，以便給我看她的作品，她也想給我畫一張速畫像。
我四點鐘準時到達，但是忘了她是一位俄國人，對時間和準點有不同的态度。
一位老奶奶——我聽說，她曾經是雕塑家母親的奶媽——把我領到了她的工作室，讓我在那裡等候。
那裡的雜亂無章，達到人想象的極限。
旁邊有四個小雕像，我在兩分鐘以内把它們看了一遍。
為了不虛度時間，我伸手去拿一本書或者說幾本散亂地放在那裡的小冊子。
小冊子的名字是《半月刊》，我記起以前在巴黎聽到過這個名字。
但是，有誰能一直關注這些小期刊呢？它們在全國到處都有，作為生命短暫的理想主義花朵一度出現，不久便消失。
我拿在手裡翻看，《黎明》，作者羅曼·羅蘭，開始讀起來，越來越震驚，越來越感興趣。
這位對德國如此了解的法國人，到底是誰呢？很快我就因為這位俄國女士的不準時而對她滿心感謝了。
當她終于姗姗來遲時，我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這位羅曼·羅蘭是誰？”她也不太清楚。
當我将其餘的幾冊都看完了以後（這部作品尚未全部完成），我就意識到：這部作
歐洲各國都血脈贲張。
從前那種富有成果的内部團結理念，現在都在各處同時發展成擴張的貪婪，好像受到了細菌的傳染一樣。
賺得缽滿盆滿的法國工業界開始向同樣滿身油水的德國工業界發難，因為兩家企業，德國的克虜伯公司（Krupp）和法國的施奈德——勒克勒佐公司（Schneider-Creusot）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漢堡的船運公司帶來高額紅利，與南安普敦針鋒相對；匈牙利的農民對付塞爾維亞的農民；一家大公司對付另一家大公司。
宏觀經濟上的蓬勃發展讓大家日子都好過，人們折騰來折騰去，想要獲取更多，更多。
如果我們今天心平氣和地思考并來追問自己，為什麼1914年會陷入戰争，人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出于理性考慮的理由，也沒有什麼直接的起因。
那次戰争不是為了某個理念，也不是為了争奪邊境上的小地塊。
我今天隻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那次戰争，也就是說，内在發展動力所導緻的悲劇性後果。
這種内在的發展動力是四十年和平累積起來的結果，現在要以暴力的形式釋放出去。
每個國家突然都有了自己很強大的感覺，但是忘記了别的國家也有同樣的感覺；每個國家都想要得更多，要從别人的手裡拿過來。
最糟糕的是，欺騙我們的恰恰是我們最熱愛的那種感覺：大家都抱着的樂觀想法。
每個國家都相信，他們能在最後一分鐘将其他國家吓退。
于是，外交官們玩起了彼此恫吓的遊戲。
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
不過，大協作變得愈來愈緊密，愈來愈軍事化，德國在和平時期實行了戰争稅，法國延長了兵役時間。
多餘的力量最終必然要釋放出來，而巴爾幹的風向标表明，戰争的烏雲正在向歐洲的方向移動。
當時還沒有出現惶恐，但還是有一種像炭火一樣不息止的不安籠罩着我們。
每次巴爾幹上有槍聲響起，我們都會感覺到輕度的不快。
難道戰争真的要降臨在我們身上嗎？可是我們并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那是在争奪什麼。
慢慢地——太慢了，太遲疑了，我們今天才知道！——反對戰争的力量在聚集。
那是社會主義黨，有幾百萬人在他們的章程中拒絕戰争；有置于教皇領導之下的強大的天主教群體；若幹有國際性業務的大公司；有為數不多幾個有明見的政治家站出來反對那些背後的戰争推手。
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對戰争的行列當中，但是一如既往地是孤立的單槍匹馬，既沒有結成聯合體，也不夠堅決。
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态度，可惜是那種無所謂的被動樣子。
由于我們那個時代的樂觀主義，戰争造成的問題及其全部道義上的後果還沒能進入我們的内心深處：在當時那些著名人士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從根本上對這一問題做出讨論或者大聲提出警告的文字。
我們以為做到這樣就足夠了呢：我們在思想上考慮到整個歐洲範圍；在國際範圍内建立兄弟般的關系；在自己的領域（這個領域對時局隻能有間接影響）裡，我們把超越語言和國家的和平溝通及精神結盟當作理想。
恰好是新一代，他們最強烈地主張這種歐洲理念。
在巴黎，我看到聚集在我的朋友巴紮爾熱特周圍的一群年輕人，與上一代正好相反，他們拒絕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侵略性的帝國主義。
儒勒·羅曼（他後來在戰争期間創作了獻給歐洲的偉大詩篇）、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勒内·阿科斯（ReneArcos）、讓·裡夏爾·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組織“修道院”（Abbaye）文化中心，然後是“争取自由”（Effortlibre）文學社。
他們是充滿激情的戰鬥先驅，為将要來臨的一體化的歐洲而戰鬥；他們毫不動搖地憎惡那些在戰争的苗頭中已經顯現的軍國主義。
像他們這樣一群勇敢，有出色的天才，道義上堅定不移的年輕人，在從前的法國很少見。
在德國，當阿爾薩斯人的命運被置于兩個國家之間時，是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Werfel）和他的“世界朋友”，用最有力的抒情詩來表達世界博愛思想的勒内·席克勒（ReneSchickele），充滿激情地投身相互間的理解當中；意大利的博爾傑塞（G.A.Borgese）向我們發出了同志般的緻意；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國家也不斷有人給我們打氣。
“來我們這裡吧！”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讓那些想讓我們陷入戰争的泛斯拉夫主義份子看看，你們奧地利人不想要戰争。
”啊，我們都熱愛這個用它的羽翼托着我們騰飛的時代，我們熱愛歐洲！我們都太不加疑慮地相信理性，相信理性會在最後一刻阻止那荒誕的笑話。
這也是我們唯一的過錯。
誠然，我們沒有帶着足夠的懷疑去觀察那些兇兆。
可是，作為年輕人的真正意義，難道不就在于要去相信世界，而摒棄對世界不信任嗎？我們相信饒勒斯
我們堅信，在最後的關鍵瞬間，歐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會宣告自己的勝利。
我們那共同擁有的理想主義，在進步中形成的樂觀主義，使得我們沒有看到，也沒有重視那共同的危險。
況且，我們缺少一位組織者，一位能把在我們身上潛藏的力量有目标地集中到一起的人。
在我們當中隻有一位警示者，唯一具有前瞻性的有識之士。
然而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個人生活在我們當中，我們卻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這位命運要讓他率領我們前行的人。
對我來說，能夠在最後的一刻還發現他，那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幸運情況之一。
要發現他很困難，因為他住在巴黎，卻不在那“喧嚣之地”。
如果有人想寫一本紮實的20世紀法國文學史的話，就不能不去注意這個讓人吃驚的現象：當時巴黎報紙上對所有能想到的詩人和作家名人盛贊有加，但是，有三個最重要的人物卻沒有被發現，或者他們的名字被置于錯誤的背景關聯當中。
從1900年到1904年，我從來沒有看到《費加羅報》和《晨報》上提到作為詩人的保爾·瓦萊裡，馬賽爾·普魯斯特被看成是沙龍裡的小醜，羅曼·羅蘭則被當作知識淵博的音樂學者。
他們都是在快到了五十歲時，榮譽那第一道羞澀的光芒才找到他們的名字，他們最偉大的作品都是在這個全世界最好奇、精神生活最豐富的城市中，在不為人知的昏暗角落中創作出來的。
我有幸及時發現羅曼·羅蘭，這純屬巧合。
一位俄國女雕塑家在佛羅倫薩請我去她那裡喝咖啡，以便給我看她的作品，她也想給我畫一張速畫像。
我四點鐘準時到達，但是忘了她是一位俄國人，對時間和準點有不同的态度。
一位老奶奶——我聽說，她曾經是雕塑家母親的奶媽——把我領到了她的工作室，讓我在那裡等候。
那裡的雜亂無章，達到人想象的極限。
旁邊有四個小雕像，我在兩分鐘以内把它們看了一遍。
為了不虛度時間，我伸手去拿一本書或者說幾本散亂地放在那裡的小冊子。
小冊子的名字是《半月刊》，我記起以前在巴黎聽到過這個名字。
但是，有誰能一直關注這些小期刊呢？它們在全國到處都有，作為生命短暫的理想主義花朵一度出現，不久便消失。
我拿在手裡翻看，《黎明》，作者羅曼·羅蘭，開始讀起來，越來越震驚，越來越感興趣。
這位對德國如此了解的法國人，到底是誰呢？很快我就因為這位俄國女士的不準時而對她滿心感謝了。
當她終于姗姗來遲時，我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這位羅曼·羅蘭是誰？”她也不太清楚。
當我将其餘的幾冊都看完了以後（這部作品尚未全部完成），我就意識到：這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