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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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脫逃，因此忽略了這裡。
我們大膽地往下方的馬路迅速一瞥，看見監獄外排了一列車子。
他們是送貨員，等着進入監獄大門。
每輛車都要仔細搜查，底盤也用鏡子檢查，因此車陣前進緩慢。
我們兩人在凹槽裡蹲低身子，思量着該怎麼辦。
“下面一團亂。
” “現在就下去。
”他說。
“等等。
”我反駁。
“媽的，把延長線丢過去，走人。
” “不行，”我低聲說，“下面人太多。
” “那又怎樣？” “他們會有人想當英雄，肯定會。
” “就讓那家夥當英雄，我們會撂倒他。
” “他們人太多。
” “撂翻他們所有人。
我們會大搖大擺地從他們中間穿過，他們不會知道是什麼東西打的他們。
豁出去了，老哥。
” “不行，”我态度堅決，“我們得等。
等下面都沒人了再翻牆下去，我們得等。
” 我們最終還是等了，那是分秒難挨的二十分鐘，其間我一次又一次地匍匐前進，往牆的另一頭望去，每次都冒着暴露的危險。
最後我往下方的馬路瞧，終于空無一人。
我向我的夥伴打信号。
他往前爬，翻過牆下去，不見人影。
我小心翼翼地爬到前面看看，心想會看到他抓着延長線往下降，沒想到他已站在馬路上。
我看着他消失在監獄對面與這馬路交會的小巷裡，而我仍在監獄裡的屋頂上。
我爬過藍砂岩的矮牆，抓住延長線，雙腳頂住牆壁，雙手抓着線，背對着馬路，我望向左邊的槍塔。
警衛正在講電話，另一隻手在空中舞動，自動步槍側背在肩。
我望向另一座槍塔。
那裡的警衛也配着步槍，正往下叫喊監獄内大門區裡的同事。
他一臉微笑，表情輕松。
沒有人看到我，我正站在這國家安全防護最嚴密的監獄前圍牆上，沒有人看到我。
我移動雙腳，開始下降，延長線卻因雙手流汗、恐懼而滑脫。
牆很高，我知道如果摔下去，必死無疑。
在恐懼和絕望之中，我重新抓住延長線，緊抓不放。
我靠着雙手刹車，減緩下墜速度，感覺到手掌、手指上的表皮被扯掉而微微灼痛。
速度已變慢，但仍足以讓我落地受傷。
我重重落地，再站起，跌跌撞撞地越過馬路。
我自由了。
我回頭看了監獄一眼，延長線仍然吊在牆上，槍塔裡的警衛仍在講話。
一輛汽車緩緩駛過，司機的手指配合歌聲，敲打着方向盤。
我轉身走進小巷，走進被緝捕而失掉我一切所愛的人生。
持槍搶劫時，我把恐懼加諸他人，從那一刻起（甚至在我幹下諸多罪行時）到牢獄生涯，再到逃亡生涯之際，命運把恐懼加諸我。
每個夜晚我都在恐懼中度過，有時覺得體内的血液和氣息仿佛因懼怕而凝結成塊。
我加諸别人的恐懼，轉變成十倍、五十倍、上千倍的恐懼，讓我在每個無比孤單的夜晚時時刻刻都膽戰心驚。
在孟買的頭幾個月，白天時，周遭的世界緩慢而吃力地運轉着，我把自己投入由職責、需求與小小歡樂構築的繁忙踏實生活中。
但到了夜晚，沉睡的貧民窟墜入夢鄉，恐懼悄悄爬遍我的全身，我的心退入漆黑的回憶洞穴。
當這個城市沉睡時，大部分的夜晚，我卻在走動。
我走着走着，強忍着不回頭看那槍塔，以及吊在高牆上但其實已不存在的延長線。
至少，夜是沉靜的。
那些年，每到午夜時，警察即對孟買實施宵禁。
晚上十一點半，警察的吉普車聚集在這大城的各主要街道，開始強迫餐廳、酒吧、商店，乃至人行道上販賣香煙、帕安的小店打烊。
尚未回家或躲藏的乞丐、瘾君子和妓女，全被驅離人行道。
商店拉下鐵門，蓋住櫥窗，市場裡的商攤都蓋上白棉布。
安靜和冷清降臨。
白天的孟買街頭，人群熙來攘往、車水馬龍，無法想象到了夜裡竟如此冷清寂靜。
但每個夜晚都是如此：無聲、美麗、令人不安。
孟買成了鬼城。
午夜過後，數個小隊的便衣警察執行名為搜捕的行動，為時兩到三小時。
他們在空蕩蕩的街道上巡邏，搜尋罪犯、瘾君子、嫌疑犯、無家可歸的失業男子。
當然，這城市有一半以上的人無家可歸，其中許多人吃、睡、住都在街頭。
到處都有席地而睡的人，他們躺在人行道上，隻靠一條薄毯和棉質被單驅趕夜裡的露水。
因旱災、水災或饑荒逃難到城裡的人，或單身一人，或一家大小，或一整村人，睡在石闆人行道和民宅的大門口前，擠在一起，以防落單。
在孟買，依法不準睡在街頭。
然而警察執行取締時，就像取締萬妓街上的妓女一樣“務實”。
他們的确在某種程度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不會”被他們以深夜不歸罪逮捕的對象還是一大堆。
例如，苦行僧和其他各種宗教修行者在豁免之列；老人家、截肢者、病患或傷者，得不到多少同情，有時還得被迫轉移到别的街道，但不會被捕；精神病患、行為古怪的人，還有樂師、雜技演員、手技雜耍人、演員、弄蛇人等跑江湖賣藝者，偶爾會遭粗暴對待，但絕不在搜捕之列；碰上一家子人，特别是帶着年幼小孩的家庭，警察通常隻是嚴厲警告，勿在某地區逗留超過幾晚，随即放過他們。
但男子凡能證明自己有工作，例如拿出名片或手寫的雇主地址作為證明，不管那工作多卑下，都會得到放行。
一身幹淨、體面而能顯露某種教育水平的獨行男子，通常借由口頭說明就能免遭逮捕，即使待業中亦然。
當然，凡是能拿錢打點的，也都會沒事。
最後隻剩下非常窮、無家可歸、失業、教育程度低、隻身一人的年輕男子，成為最容易在午夜被逮捕的族群。
每天晚上都有數十名年輕男子，因為沒錢賄賂警察，又沒有能力靠說說話就讓自己脫身，而在市内各地被捕。
其中有些人因為符合警方所描述的通緝犯相貌、特征而被捕，有些人被查獲攜毒或攜贓而被捕，有些人惡名昭彰，警察基于犯罪嫌疑，決定将他們逮捕。
但有許多人隻是因為肮髒、貧窮、一臉絕望無助而被捕。
孟買市沒有錢購置數千副金屬手铐，即使有這筆經費，警察大概也不願把手铐這個累贅帶在身上。
因此，他們攜帶以大麻纖維、椰子纖維撚制的粗糙長繩，用來将被捕者的右手一一綁在一塊。
這繩子雖細，卻能綁住這些人，因為夜間搜捕的落網者大部分非常虛弱、營養不良、精神消沉，因而無力逃跑。
他們乖乖地、安靜地受捕。
逮捕到十幾二十名男子，并集體拴成一列後，即由搜捕隊六或八名警察将他們押回拘留所。
就警察來說，印度警察的行事比我預想的還正派，而且不容否認地勇敢。
他們配備的武器，隻有名叫拉提（lathi）的細竹棍，沒有警棍、瓦斯槍和槍，也沒有對講機。
因此巡邏時一旦遇上麻煩，也沒有辦法求援。
他們沒有多餘的車輛可供執行搜捕，因此，警察每出一趟任務都得走好幾公裡的路。
他們常以細竹棍打人，但很少狠狠毆打，甚至毒打成重傷。
比起澳大利亞的那個現代西方城市裡的警察，他們更不常打人。
但遭到搜捕的年輕男子得在牢獄裡蹲上數天、數周乃至數月，而牢獄生活的悲慘，和亞洲很多地方的牢獄一樣。
午夜後，綁成一列的男子拖着腳走在市區，那景象比大部分送葬行列還更讓人難過、憐憫。
夜間搜捕結束後，我在孟買市區四處逛，而且總是一個人。
我那些有錢朋友怕窮人，而我那些窮人朋友怕警察，而大部分外國人什麼人都怕，待在飯店不敢出門。
每當我走在街道上，搜尋夜街的涼爽寂靜時，街道是屬于我的。
那場大火過後約三個月，我有次出來夜遊，不知不覺走上臨海大道旁的海堤。
海堤與大道間的寬闊人行道，冷清而幹淨。
六車道臨海大道的另一邊，則是往内陸彎成半月形，而且放眼望去盡是富裕繁華的地區：俯瞰黑色大海的高級住宅、昂貴的公寓大樓、領事館、高級餐廳與飯店。
那天晚上，臨海大道上的車子很少，每隔十五或二十分鐘才有一輛車緩緩駛過。
在我身後，大馬路的另一邊，所有房間隻亮着寥寥幾盞燈。
猛然刮起的陣陣海風，帶來清淨、飄着鹹味的空氣。
四周一片寂靜，海比城市更喧嘩。
有些貧民窟友人對我獨自在街上行走表示擔心。
别在夜裡走，他們說，孟買夜裡不安全。
但我怕的不是這座城市。
我在街頭覺得很安全，我走過的人生乖戾又困頓，但這城市把我的人生包覆在其他數百萬人的人生裡，仿佛……仿佛我的人生天生就該歸屬這裡，隻歸屬這裡。
而我做的工作，讓這份歸屬感更為強烈。
我兢兢業業地扮演貧民窟醫生的角色。
我找來診斷醫療方面的書，在小屋裡就着燈光研讀。
我囤積了不少藥物、藥膏與繃帶，是用我替遊客做黑市買賣所賺的錢從本地藥店買來的。
即使已攢夠離開的錢，我仍留在那裡，留在那個污穢的地方。
我已經有能力搬到舒适的公寓，但仍然待在那狹促的小屋裡。
我跟着那裡的兩萬五千人，投入他們翻騰激蕩的生存搏鬥之中。
我舍不得普拉巴克、強尼·雪茄、卡西姆·阿裡·胡賽因。
我努力不去想卡拉，但愛意引我向虛空猛抓。
當我孤單一人，我親吻風，呼喚她的名字。
海堤上，涼爽的海風吹過我的臉龐和胸膛的肌膚，感覺就像有人拿起水罐，把水倒在我身上。
四周寂靜無聲，隻有我自己在風中的呼吸聲，還有海堤下方三米處海水拍打岩石的浪濤聲。
水花四濺的海浪拉着我。
放手，放手，讓它結束，倒下來死掉就是。
就這麼簡單。
那不是我内心最響亮的聲音，卻是來自内心極深處，來自讓我擡不起頭的羞愧。
羞愧之人懂得這樣的聲音：你讓每個人失望，你沒有資格活着，世界沒有你會更好……我努力去獲得歸屬，努力以醫療工作救治自己，努力以愛上卡拉這個愚蠢的念頭拯救自己，但在羞愧之中，我終歸是孤單一人，我感到迷惘。
海水奔騰，拍打下方的岩石。
縱身一跳，就一了百了。
我感覺到那墜落，感覺到身體撞上岩石的破裂聲，感覺到溺死的冰冷下滑。
就這麼簡單。
有隻手搭上我的肩膀，出手很輕，但足以将我攔住。
我迅速轉身，一臉震驚。
有個高大的年輕男子站在我身後。
他的手仍然放在我肩上，仿佛在撐着我，仿佛他已看出我不久前的心思。
“我想，你是林先生。
”他輕聲說，“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我是阿布杜拉。
我們在站立巴巴的大麻窩見過。
” “記得，記得，”我結結巴巴地說，“你救了我們，救了我，我記得很清楚。
我還沒好好謝謝你，你就離開，消失不見了。
” 他輕松微笑，抽回他的手，梳理他濃密的黑發。
“用不着謝，如果我在你的國家碰上這種事，你也會這麼做，不是嗎？來，有人想見你。
” 他以手勢示意我停在十米外、人行道旁的一輛車。
那車早停在我身後，引擎仍在發動，我不知為什麼一直沒聽見。
那是“大使”，印度的平價高級車款。
車裡有兩名男子：一名是司機；一名是乘客，坐在後座。
阿布杜拉打開後車門，我彎下腰往裡面瞧。
有位至少五十五歲的男人坐在裡面，街燈照亮他的半邊臉。
那是清瘦、堅毅而聰明的臉，有着細長鼻子和高高的顴骨。
我立即就被那雙眼睛給震懾住，炯炯有神的琥珀色，帶着驚喜、同情，還有别的特質——可能是冷酷，也或者是愛。
他的胡子和頭發都刮理得很短，但都已經花白。
“你是林先生？”他說，聲音低沉、洪亮而有自信，“很高興認識你，真的，非常高興。
我聽說過一些你的好事。
聽到好事，總是叫人高興，而在孟買這裡，聽到
我們大膽地往下方的馬路迅速一瞥，看見監獄外排了一列車子。
他們是送貨員，等着進入監獄大門。
每輛車都要仔細搜查，底盤也用鏡子檢查，因此車陣前進緩慢。
我們兩人在凹槽裡蹲低身子，思量着該怎麼辦。
“下面一團亂。
” “現在就下去。
”他說。
“等等。
”我反駁。
“媽的，把延長線丢過去，走人。
” “不行，”我低聲說，“下面人太多。
” “那又怎樣？” “他們會有人想當英雄，肯定會。
” “就讓那家夥當英雄，我們會撂倒他。
” “他們人太多。
” “撂翻他們所有人。
我們會大搖大擺地從他們中間穿過，他們不會知道是什麼東西打的他們。
豁出去了，老哥。
” “不行，”我态度堅決，“我們得等。
等下面都沒人了再翻牆下去，我們得等。
” 我們最終還是等了，那是分秒難挨的二十分鐘，其間我一次又一次地匍匐前進，往牆的另一頭望去，每次都冒着暴露的危險。
最後我往下方的馬路瞧，終于空無一人。
我向我的夥伴打信号。
他往前爬，翻過牆下去，不見人影。
我小心翼翼地爬到前面看看，心想會看到他抓着延長線往下降，沒想到他已站在馬路上。
我看着他消失在監獄對面與這馬路交會的小巷裡，而我仍在監獄裡的屋頂上。
我爬過藍砂岩的矮牆，抓住延長線，雙腳頂住牆壁，雙手抓着線，背對着馬路，我望向左邊的槍塔。
警衛正在講電話，另一隻手在空中舞動，自動步槍側背在肩。
我望向另一座槍塔。
那裡的警衛也配着步槍，正往下叫喊監獄内大門區裡的同事。
他一臉微笑，表情輕松。
沒有人看到我，我正站在這國家安全防護最嚴密的監獄前圍牆上，沒有人看到我。
我移動雙腳，開始下降，延長線卻因雙手流汗、恐懼而滑脫。
牆很高，我知道如果摔下去，必死無疑。
在恐懼和絕望之中，我重新抓住延長線，緊抓不放。
我靠着雙手刹車，減緩下墜速度，感覺到手掌、手指上的表皮被扯掉而微微灼痛。
速度已變慢，但仍足以讓我落地受傷。
我重重落地，再站起，跌跌撞撞地越過馬路。
我自由了。
我回頭看了監獄一眼，延長線仍然吊在牆上，槍塔裡的警衛仍在講話。
一輛汽車緩緩駛過，司機的手指配合歌聲，敲打着方向盤。
我轉身走進小巷，走進被緝捕而失掉我一切所愛的人生。
持槍搶劫時，我把恐懼加諸他人，從那一刻起（甚至在我幹下諸多罪行時）到牢獄生涯，再到逃亡生涯之際，命運把恐懼加諸我。
每個夜晚我都在恐懼中度過，有時覺得體内的血液和氣息仿佛因懼怕而凝結成塊。
我加諸别人的恐懼，轉變成十倍、五十倍、上千倍的恐懼，讓我在每個無比孤單的夜晚時時刻刻都膽戰心驚。
在孟買的頭幾個月，白天時，周遭的世界緩慢而吃力地運轉着，我把自己投入由職責、需求與小小歡樂構築的繁忙踏實生活中。
但到了夜晚，沉睡的貧民窟墜入夢鄉，恐懼悄悄爬遍我的全身，我的心退入漆黑的回憶洞穴。
當這個城市沉睡時，大部分的夜晚，我卻在走動。
我走着走着，強忍着不回頭看那槍塔，以及吊在高牆上但其實已不存在的延長線。
至少，夜是沉靜的。
那些年，每到午夜時，警察即對孟買實施宵禁。
晚上十一點半，警察的吉普車聚集在這大城的各主要街道，開始強迫餐廳、酒吧、商店，乃至人行道上販賣香煙、帕安的小店打烊。
尚未回家或躲藏的乞丐、瘾君子和妓女，全被驅離人行道。
商店拉下鐵門，蓋住櫥窗，市場裡的商攤都蓋上白棉布。
安靜和冷清降臨。
白天的孟買街頭，人群熙來攘往、車水馬龍，無法想象到了夜裡竟如此冷清寂靜。
但每個夜晚都是如此：無聲、美麗、令人不安。
孟買成了鬼城。
午夜過後，數個小隊的便衣警察執行名為搜捕的行動，為時兩到三小時。
他們在空蕩蕩的街道上巡邏，搜尋罪犯、瘾君子、嫌疑犯、無家可歸的失業男子。
當然，這城市有一半以上的人無家可歸，其中許多人吃、睡、住都在街頭。
到處都有席地而睡的人，他們躺在人行道上，隻靠一條薄毯和棉質被單驅趕夜裡的露水。
因旱災、水災或饑荒逃難到城裡的人，或單身一人，或一家大小，或一整村人，睡在石闆人行道和民宅的大門口前，擠在一起，以防落單。
在孟買，依法不準睡在街頭。
然而警察執行取締時，就像取締萬妓街上的妓女一樣“務實”。
他們的确在某種程度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不會”被他們以深夜不歸罪逮捕的對象還是一大堆。
例如，苦行僧和其他各種宗教修行者在豁免之列；老人家、截肢者、病患或傷者，得不到多少同情，有時還得被迫轉移到别的街道，但不會被捕；精神病患、行為古怪的人，還有樂師、雜技演員、手技雜耍人、演員、弄蛇人等跑江湖賣藝者，偶爾會遭粗暴對待，但絕不在搜捕之列；碰上一家子人，特别是帶着年幼小孩的家庭，警察通常隻是嚴厲警告，勿在某地區逗留超過幾晚，随即放過他們。
但男子凡能證明自己有工作，例如拿出名片或手寫的雇主地址作為證明，不管那工作多卑下，都會得到放行。
一身幹淨、體面而能顯露某種教育水平的獨行男子，通常借由口頭說明就能免遭逮捕，即使待業中亦然。
當然，凡是能拿錢打點的，也都會沒事。
最後隻剩下非常窮、無家可歸、失業、教育程度低、隻身一人的年輕男子，成為最容易在午夜被逮捕的族群。
每天晚上都有數十名年輕男子，因為沒錢賄賂警察，又沒有能力靠說說話就讓自己脫身，而在市内各地被捕。
其中有些人因為符合警方所描述的通緝犯相貌、特征而被捕，有些人被查獲攜毒或攜贓而被捕，有些人惡名昭彰，警察基于犯罪嫌疑，決定将他們逮捕。
但有許多人隻是因為肮髒、貧窮、一臉絕望無助而被捕。
孟買市沒有錢購置數千副金屬手铐，即使有這筆經費，警察大概也不願把手铐這個累贅帶在身上。
因此，他們攜帶以大麻纖維、椰子纖維撚制的粗糙長繩，用來将被捕者的右手一一綁在一塊。
這繩子雖細，卻能綁住這些人，因為夜間搜捕的落網者大部分非常虛弱、營養不良、精神消沉，因而無力逃跑。
他們乖乖地、安靜地受捕。
逮捕到十幾二十名男子，并集體拴成一列後，即由搜捕隊六或八名警察将他們押回拘留所。
就警察來說，印度警察的行事比我預想的還正派，而且不容否認地勇敢。
他們配備的武器，隻有名叫拉提（lathi）的細竹棍，沒有警棍、瓦斯槍和槍，也沒有對講機。
因此巡邏時一旦遇上麻煩，也沒有辦法求援。
他們沒有多餘的車輛可供執行搜捕，因此，警察每出一趟任務都得走好幾公裡的路。
他們常以細竹棍打人，但很少狠狠毆打，甚至毒打成重傷。
比起澳大利亞的那個現代西方城市裡的警察，他們更不常打人。
但遭到搜捕的年輕男子得在牢獄裡蹲上數天、數周乃至數月，而牢獄生活的悲慘，和亞洲很多地方的牢獄一樣。
午夜後，綁成一列的男子拖着腳走在市區，那景象比大部分送葬行列還更讓人難過、憐憫。
夜間搜捕結束後，我在孟買市區四處逛，而且總是一個人。
我那些有錢朋友怕窮人，而我那些窮人朋友怕警察，而大部分外國人什麼人都怕，待在飯店不敢出門。
每當我走在街道上，搜尋夜街的涼爽寂靜時，街道是屬于我的。
那場大火過後約三個月，我有次出來夜遊，不知不覺走上臨海大道旁的海堤。
海堤與大道間的寬闊人行道，冷清而幹淨。
六車道臨海大道的另一邊，則是往内陸彎成半月形，而且放眼望去盡是富裕繁華的地區：俯瞰黑色大海的高級住宅、昂貴的公寓大樓、領事館、高級餐廳與飯店。
那天晚上，臨海大道上的車子很少，每隔十五或二十分鐘才有一輛車緩緩駛過。
在我身後，大馬路的另一邊，所有房間隻亮着寥寥幾盞燈。
猛然刮起的陣陣海風，帶來清淨、飄着鹹味的空氣。
四周一片寂靜，海比城市更喧嘩。
有些貧民窟友人對我獨自在街上行走表示擔心。
别在夜裡走，他們說，孟買夜裡不安全。
但我怕的不是這座城市。
我在街頭覺得很安全，我走過的人生乖戾又困頓，但這城市把我的人生包覆在其他數百萬人的人生裡，仿佛……仿佛我的人生天生就該歸屬這裡，隻歸屬這裡。
而我做的工作，讓這份歸屬感更為強烈。
我兢兢業業地扮演貧民窟醫生的角色。
我找來診斷醫療方面的書，在小屋裡就着燈光研讀。
我囤積了不少藥物、藥膏與繃帶，是用我替遊客做黑市買賣所賺的錢從本地藥店買來的。
即使已攢夠離開的錢，我仍留在那裡，留在那個污穢的地方。
我已經有能力搬到舒适的公寓，但仍然待在那狹促的小屋裡。
我跟着那裡的兩萬五千人，投入他們翻騰激蕩的生存搏鬥之中。
我舍不得普拉巴克、強尼·雪茄、卡西姆·阿裡·胡賽因。
我努力不去想卡拉，但愛意引我向虛空猛抓。
當我孤單一人，我親吻風，呼喚她的名字。
海堤上，涼爽的海風吹過我的臉龐和胸膛的肌膚，感覺就像有人拿起水罐，把水倒在我身上。
四周寂靜無聲，隻有我自己在風中的呼吸聲，還有海堤下方三米處海水拍打岩石的浪濤聲。
水花四濺的海浪拉着我。
放手，放手，讓它結束，倒下來死掉就是。
就這麼簡單。
那不是我内心最響亮的聲音，卻是來自内心極深處，來自讓我擡不起頭的羞愧。
羞愧之人懂得這樣的聲音：你讓每個人失望，你沒有資格活着，世界沒有你會更好……我努力去獲得歸屬，努力以醫療工作救治自己，努力以愛上卡拉這個愚蠢的念頭拯救自己，但在羞愧之中，我終歸是孤單一人，我感到迷惘。
海水奔騰，拍打下方的岩石。
縱身一跳，就一了百了。
我感覺到那墜落，感覺到身體撞上岩石的破裂聲，感覺到溺死的冰冷下滑。
就這麼簡單。
有隻手搭上我的肩膀，出手很輕，但足以将我攔住。
我迅速轉身，一臉震驚。
有個高大的年輕男子站在我身後。
他的手仍然放在我肩上，仿佛在撐着我，仿佛他已看出我不久前的心思。
“我想，你是林先生。
”他輕聲說，“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我是阿布杜拉。
我們在站立巴巴的大麻窩見過。
” “記得，記得，”我結結巴巴地說，“你救了我們，救了我，我記得很清楚。
我還沒好好謝謝你，你就離開，消失不見了。
” 他輕松微笑，抽回他的手，梳理他濃密的黑發。
“用不着謝，如果我在你的國家碰上這種事，你也會這麼做，不是嗎？來，有人想見你。
” 他以手勢示意我停在十米外、人行道旁的一輛車。
那車早停在我身後，引擎仍在發動，我不知為什麼一直沒聽見。
那是“大使”，印度的平價高級車款。
車裡有兩名男子：一名是司機；一名是乘客，坐在後座。
阿布杜拉打開後車門，我彎下腰往裡面瞧。
有位至少五十五歲的男人坐在裡面，街燈照亮他的半邊臉。
那是清瘦、堅毅而聰明的臉，有着細長鼻子和高高的顴骨。
我立即就被那雙眼睛給震懾住，炯炯有神的琥珀色，帶着驚喜、同情，還有别的特質——可能是冷酷，也或者是愛。
他的胡子和頭發都刮理得很短，但都已經花白。
“你是林先生？”他說，聲音低沉、洪亮而有自信，“很高興認識你，真的，非常高興。
我聽說過一些你的好事。
聽到好事，總是叫人高興，而在孟買這裡，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