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V 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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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那個金屬頭箍，現在已經暗淡無光，還箍在她額頭上。
雅各布斯的位置變了。
他沒有側身抱膝蜷在床邊，而是靠着房間另一頭的牆坐着，頂着五鬥櫥。
我第一個想法是原來他那時還沒死。
此處發生的恐怖事件導緻他又中風了，但卻沒有立即緻命。
他爬到了五鬥櫥那邊，最後死在了那裡。
或許如此，可是他手裡卻拿着槍。
我盯着這把槍看了很久，皺着眉頭，努力回想。
我當時想不起來，也拒絕了愛德華·布裡斯韋特醫生提出的用催眠療法來還原封閉的記憶。
一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催眠會從我大腦黑暗區域裡釋放出的東西，更主要是因為我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一定是這樣的。
我扭轉查理的身體（那恐怖的表情仍印在他的臉上），讓他面朝瑪麗·費伊。
我已經打了五發子彈，我很确定，但隻有四發打在她身上。
有一發打飛了，依我當時的精神狀況來看，這并不奇怪。
可是當我擡眼看牆的時候，發現上面有兩個彈孔。
我是回過度假村，前晚又來過？是有這種可能，但我不認為我能勉強做到，即便是有些意識中斷。
不對，我應該是離開前就把場景布置好了。
然後我才回去，撞了高爾夫球車，跌跌撞撞上了台階，在大堂睡着的。
查理沒有拖着身子爬過房間，是我把他拖過去的。
我把他靠着五鬥櫥支起來，把槍放進他右手裡，然後朝牆上打了一發。
警察終會發現這離奇的一幕，他們不見得會去檢查他的手上有沒有槍擊殘留，但如果他們查的話，就能查到。
我想把瑪麗·費伊的臉蓋上，可是所有東西都必須原樣不動，而且我最想做的就是逃離那個充滿陰影的房間。
但我又停留了片刻。
我跪在我的“第五先生”身旁，摸了摸他細瘦的手腕。
“你本該收手的，查理，”我說，“你早就該收手了。
” 但他可能收手嗎？說得輕巧，這樣我就能把責任推到他身上。
可是我也要責怪我自己，因為我也沒能停手。
好奇心是很可怕的，不過這都是人性。
太人性了。
“我壓根兒沒去過那兒。
”我這樣告訴布裡斯韋特醫生，“我當時是這樣決定的——隻有一個人可以證明我去過。
” “那名護士，”布裡斯韋特醫生說，“珍妮·諾爾頓。
” “我認為她除了幫我之外别無選擇。
我們必須互相幫助，也就是口徑一緻，說我們當時一起離開了山羊山，是在雅各布斯開始說瘋話，說要拔掉瑪麗·費伊的呼吸機時走的。
我相信珍妮會附和我的，也是為了确保我對她參與的那部分閉口不言。
我沒有她的手機号碼，但我知道雅各布斯有。
他的地址簿在庫珀套房裡。
果不其然，我找到了她的号碼。
我打了個電話，直接進了語音信箱。
我讓她給我回撥。
阿斯特麗德的号碼也在他的電話簿裡，所以我又試了一下她的。
” “又是語音信箱。
” “對。
”我雙手捂住臉，阿斯特麗德可以接電話的日子已經到頭了。
“是的，沒錯。
” 事情是這樣的。
珍妮把高爾夫球車開回度假村，上了她的斯巴魯，馬不停蹄一路開回芒特迪瑟特島。
她此刻隻想回到溫暖舒适的家，也就是回到阿斯特麗德身邊，毫無疑問，阿斯特麗德就在那裡等着她。
她們的屍體是在前門内側被發現的。
阿斯特麗德肯定是在珍妮剛走進家門的時候就拿菜刀一刀插進了她喉嚨，然後又用刀割開了自己的手腕。
她是橫切開的（不建議這種做法），不過深深切進了骨頭裡。
我想象着她們躺在那已經風幹的血泊中，珍妮的手機在她包裡響了一陣，然後是阿斯特麗德的手機在廚房的刀具架下響起來。
我不願去想，但卻停不下來。
并非所有被雅各布斯治療過的人都自殺了，但在後來兩年裡，很多人都這樣做了。
并非所有的人都殺死愛人來陪葬，但半數都是這樣；我是調查後得知的，而且我告訴了愛德華·布裡斯韋特。
他認為這些不過是巧合而已。
這并沒有那麼容易，不過他樂得駁斥我對于這一連串瘋狂、自殺和他殺所給出的結論：妖母需要犧牲品。
帕特裡夏·法明戴爾，那位往自己眼裡撒鹽的女士，視力恢複到了足夠夜間在床上悶死她年邁的父親，然後開槍打爆她丈夫和她自己腦袋的地步。
埃米爾·克萊因，吃土的那個人，槍殺了他的妻子和兒子，然後走進了車庫，把剪草機的機油倒了自己一身，然後劃了一根火柴。
愛麗絲·亞當斯，在克利夫蘭帳篷複興會治好癌症的一位，拿着她男友的AR-15自動步槍進了一家便利店，開槍掃射，殺死了三個路人。
彈夾打空之後，她從口袋裡取出一把0.38英寸口徑的“獅子鼻”（左輪手槍），張嘴朝上腭開了一槍。
瑪格麗特·特裡梅因，丹尼牧師在聖疊戈治好的一個病人（克隆氏症），從她的九層公寓的陽台上把她的襁褓中的兒子扔了下去，然後自己跳下去。
目擊者說當她摔下來的時候完全沒有發出叫聲。
然後就是阿爾·斯坦珀。
他的故事你可能了解，怎麼可能錯過超市小報的勁爆頭條？他邀請了兩任前妻共進晚餐，但其中一位，好像是第二任，碰上了塞車，結果來晚了，算她走運。
斯坦珀的這處住宅在
那個金屬頭箍，現在已經暗淡無光，還箍在她額頭上。
雅各布斯的位置變了。
他沒有側身抱膝蜷在床邊，而是靠着房間另一頭的牆坐着，頂着五鬥櫥。
我第一個想法是原來他那時還沒死。
此處發生的恐怖事件導緻他又中風了，但卻沒有立即緻命。
他爬到了五鬥櫥那邊，最後死在了那裡。
或許如此，可是他手裡卻拿着槍。
我盯着這把槍看了很久，皺着眉頭，努力回想。
我當時想不起來，也拒絕了愛德華·布裡斯韋特醫生提出的用催眠療法來還原封閉的記憶。
一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催眠會從我大腦黑暗區域裡釋放出的東西，更主要是因為我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一定是這樣的。
我扭轉查理的身體（那恐怖的表情仍印在他的臉上），讓他面朝瑪麗·費伊。
我已經打了五發子彈，我很确定，但隻有四發打在她身上。
有一發打飛了，依我當時的精神狀況來看，這并不奇怪。
可是當我擡眼看牆的時候，發現上面有兩個彈孔。
我是回過度假村，前晚又來過？是有這種可能，但我不認為我能勉強做到，即便是有些意識中斷。
不對，我應該是離開前就把場景布置好了。
然後我才回去，撞了高爾夫球車，跌跌撞撞上了台階，在大堂睡着的。
查理沒有拖着身子爬過房間，是我把他拖過去的。
我把他靠着五鬥櫥支起來，把槍放進他右手裡，然後朝牆上打了一發。
警察終會發現這離奇的一幕，他們不見得會去檢查他的手上有沒有槍擊殘留，但如果他們查的話，就能查到。
我想把瑪麗·費伊的臉蓋上，可是所有東西都必須原樣不動，而且我最想做的就是逃離那個充滿陰影的房間。
但我又停留了片刻。
我跪在我的“第五先生”身旁，摸了摸他細瘦的手腕。
“你本該收手的，查理，”我說，“你早就該收手了。
” 但他可能收手嗎？說得輕巧，這樣我就能把責任推到他身上。
可是我也要責怪我自己，因為我也沒能停手。
好奇心是很可怕的，不過這都是人性。
太人性了。
“我壓根兒沒去過那兒。
”我這樣告訴布裡斯韋特醫生，“我當時是這樣決定的——隻有一個人可以證明我去過。
” “那名護士，”布裡斯韋特醫生說，“珍妮·諾爾頓。
” “我認為她除了幫我之外别無選擇。
我們必須互相幫助，也就是口徑一緻，說我們當時一起離開了山羊山，是在雅各布斯開始說瘋話，說要拔掉瑪麗·費伊的呼吸機時走的。
我相信珍妮會附和我的，也是為了确保我對她參與的那部分閉口不言。
我沒有她的手機号碼，但我知道雅各布斯有。
他的地址簿在庫珀套房裡。
果不其然，我找到了她的号碼。
我打了個電話，直接進了語音信箱。
我讓她給我回撥。
阿斯特麗德的号碼也在他的電話簿裡，所以我又試了一下她的。
” “又是語音信箱。
” “對。
”我雙手捂住臉，阿斯特麗德可以接電話的日子已經到頭了。
“是的，沒錯。
” 事情是這樣的。
珍妮把高爾夫球車開回度假村，上了她的斯巴魯，馬不停蹄一路開回芒特迪瑟特島。
她此刻隻想回到溫暖舒适的家，也就是回到阿斯特麗德身邊，毫無疑問，阿斯特麗德就在那裡等着她。
她們的屍體是在前門内側被發現的。
阿斯特麗德肯定是在珍妮剛走進家門的時候就拿菜刀一刀插進了她喉嚨，然後又用刀割開了自己的手腕。
她是橫切開的（不建議這種做法），不過深深切進了骨頭裡。
我想象着她們躺在那已經風幹的血泊中，珍妮的手機在她包裡響了一陣，然後是阿斯特麗德的手機在廚房的刀具架下響起來。
我不願去想，但卻停不下來。
并非所有被雅各布斯治療過的人都自殺了，但在後來兩年裡，很多人都這樣做了。
并非所有的人都殺死愛人來陪葬，但半數都是這樣；我是調查後得知的，而且我告訴了愛德華·布裡斯韋特。
他認為這些不過是巧合而已。
這并沒有那麼容易，不過他樂得駁斥我對于這一連串瘋狂、自殺和他殺所給出的結論：妖母需要犧牲品。
帕特裡夏·法明戴爾，那位往自己眼裡撒鹽的女士，視力恢複到了足夠夜間在床上悶死她年邁的父親，然後開槍打爆她丈夫和她自己腦袋的地步。
埃米爾·克萊因，吃土的那個人，槍殺了他的妻子和兒子，然後走進了車庫，把剪草機的機油倒了自己一身，然後劃了一根火柴。
愛麗絲·亞當斯，在克利夫蘭帳篷複興會治好癌症的一位，拿着她男友的AR-15自動步槍進了一家便利店，開槍掃射，殺死了三個路人。
彈夾打空之後，她從口袋裡取出一把0.38英寸口徑的“獅子鼻”（左輪手槍），張嘴朝上腭開了一槍。
瑪格麗特·特裡梅因，丹尼牧師在聖疊戈治好的一個病人（克隆氏症），從她的九層公寓的陽台上把她的襁褓中的兒子扔了下去，然後自己跳下去。
目擊者說當她摔下來的時候完全沒有發出叫聲。
然後就是阿爾·斯坦珀。
他的故事你可能了解，怎麼可能錯過超市小報的勁爆頭條？他邀請了兩任前妻共進晚餐，但其中一位，好像是第二任，碰上了塞車，結果來晚了，算她走運。
斯坦珀的這處住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