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結局也比較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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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營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沒有用！”
“……在學校裡，孩子們寫作文，題目有關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慘的、被斷送的以及還有别的什麼的一生。
然而，難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選擇了愛情，并為愛情付出了代價，這是幸福！她是一個自由的、驕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時期有身穿軍大衣、頭戴大蓋帽的人闖進你生在那裡和一直住在那裡的房屋，命令全家在二十四小時内離開那所房屋，離開那座城市，而且隻允許帶你那雙力氣有限的手所能帶的東西呢？……” 這雙眼睛所能夠哭出來的淚水，早已經哭幹了，從那裡未必還能流出什麼來。
不過，為了發出最後的詛咒，裡邊也許還會燃起熾烈而純淨的火。
“……你要是把門打開，招呼路上的行人，說不定他們會從你的家裡買去點什麼，不，還不如說是扔幾個小錢給你買面包吃，那時，那些嗅到了氣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們什麼都知道，就是沒料到轟雷有朝一日也會劈到他們頭上！——居然毫不知恥地出百分之一的價錢買你母親傳下來的鋼琴，而你那頭上紮着蝴蝶結的小女兒，最後一次坐下來準備彈一首莫紮特的曲子，但卻放聲大哭，跑開了，試想，我還去讀《安娜·卡列尼娜》幹什麼？莫非我自己的這番經曆還不夠嗎？……我從哪本書裡可以讀到關于我們的事情？關于我們的事情！難道說真的要過一百年不成？” 盡管她差不多是在大聲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懼的訓練畢竟沒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沒有呼喊，沒有呼号。
隻有科斯托格洛托夫聽得見她的聲音。
是的，也許還有在盆裡坐浴治療的西布加托夫聽得見。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甯格勒？”奧列格問，“1935年？” “您認出來了？” “你們是住在哪一條街？” “富爾施塔德街，”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緩慢地回答，聲調哀怨但又略帶欣慰，“那您呢？” “紮哈裡耶夫街。
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那時您幾歲？” “十四歲。
” “您什麼也不記得嗎？” “很少。
” “您不記得？那時就像發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門敞開着，有人過去，拿了東西又離開，誰也不問誰。
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
您不記得了？” “不，我記得，但可恥的是，當時我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
學校裡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為什麼這是有益的。
” 有如被缰繩勒緊了的母馬，這位漸漸變老的護理員把腦袋上下移動着說： “關于圍困時期——誰都會講！關于圍困時期——長篇叙事詩也有人寫！這都是允許的事情。
可是圍困時期以前呢，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
” 是啊，是啊。
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這樣在盆裡坐熱水浴，卓娅就坐在這個地方，而奧列格也像今天這樣，坐在這張小桌子旁邊，他們在這盞台燈下交談——不也是談圍困嗎？ 至于圍困以前的時期，那座城市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奧列格歎了口氣，彎着臂肘斜托腦袋，心情沮喪地望着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慚愧，”他輕聲說，“為什麼在災難還沒有臨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頭上時，我們就無動于衷？人的本性怎麼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還使他感到慚愧的是，他把感受這樣的折磨看得比帕米爾的頂峰還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麼，不能少于什麼？仿佛生活的意義就集中在這一點上。
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鄉既沒有苦痛，也沒有幸福。
心中感到慚愧，但也舒坦多了。
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沖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這之前，有那麼幾年，”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回憶道，“曾勒令貴族遷出列甯格勒。
大約也有十萬人，而這曾引起我們特别注意了嗎？其實，當時那裡剩下的算是什麼貴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憐巴巴的。
我們明明知道，卻眼睜睜地看着，無動于衷：反正沒碰到我們自己。
” “你們也就買了他們的鋼琴？” “
然而，難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選擇了愛情，并為愛情付出了代價，這是幸福！她是一個自由的、驕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時期有身穿軍大衣、頭戴大蓋帽的人闖進你生在那裡和一直住在那裡的房屋，命令全家在二十四小時内離開那所房屋，離開那座城市，而且隻允許帶你那雙力氣有限的手所能帶的東西呢？……” 這雙眼睛所能夠哭出來的淚水，早已經哭幹了，從那裡未必還能流出什麼來。
不過，為了發出最後的詛咒，裡邊也許還會燃起熾烈而純淨的火。
“……你要是把門打開，招呼路上的行人，說不定他們會從你的家裡買去點什麼，不，還不如說是扔幾個小錢給你買面包吃，那時，那些嗅到了氣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們什麼都知道，就是沒料到轟雷有朝一日也會劈到他們頭上！——居然毫不知恥地出百分之一的價錢買你母親傳下來的鋼琴，而你那頭上紮着蝴蝶結的小女兒，最後一次坐下來準備彈一首莫紮特的曲子，但卻放聲大哭，跑開了，試想，我還去讀《安娜·卡列尼娜》幹什麼？莫非我自己的這番經曆還不夠嗎？……我從哪本書裡可以讀到關于我們的事情？關于我們的事情！難道說真的要過一百年不成？” 盡管她差不多是在大聲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懼的訓練畢竟沒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沒有呼喊，沒有呼号。
隻有科斯托格洛托夫聽得見她的聲音。
是的，也許還有在盆裡坐浴治療的西布加托夫聽得見。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甯格勒？”奧列格問，“1935年？” “您認出來了？” “你們是住在哪一條街？” “富爾施塔德街，”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緩慢地回答，聲調哀怨但又略帶欣慰，“那您呢？” “紮哈裡耶夫街。
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那時您幾歲？” “十四歲。
” “您什麼也不記得嗎？” “很少。
” “您不記得？那時就像發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門敞開着，有人過去，拿了東西又離開，誰也不問誰。
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
您不記得了？” “不，我記得，但可恥的是，當時我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
學校裡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為什麼這是有益的。
” 有如被缰繩勒緊了的母馬，這位漸漸變老的護理員把腦袋上下移動着說： “關于圍困時期——誰都會講！關于圍困時期——長篇叙事詩也有人寫！這都是允許的事情。
可是圍困時期以前呢，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
” 是啊，是啊。
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這樣在盆裡坐熱水浴，卓娅就坐在這個地方，而奧列格也像今天這樣，坐在這張小桌子旁邊，他們在這盞台燈下交談——不也是談圍困嗎？ 至于圍困以前的時期，那座城市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奧列格歎了口氣，彎着臂肘斜托腦袋，心情沮喪地望着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慚愧，”他輕聲說，“為什麼在災難還沒有臨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頭上時，我們就無動于衷？人的本性怎麼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還使他感到慚愧的是，他把感受這樣的折磨看得比帕米爾的頂峰還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麼，不能少于什麼？仿佛生活的意義就集中在這一點上。
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鄉既沒有苦痛，也沒有幸福。
心中感到慚愧，但也舒坦多了。
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沖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這之前，有那麼幾年，”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回憶道，“曾勒令貴族遷出列甯格勒。
大約也有十萬人，而這曾引起我們特别注意了嗎？其實，當時那裡剩下的算是什麼貴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憐巴巴的。
我們明明知道，卻眼睜睜地看着，無動于衷：反正沒碰到我們自己。
” “你們也就買了他們的鋼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