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結局也比較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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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腳掌上有什麼烙印。
（實際上這方面的迹象确實很多，例如：脫口而出的一個詞兒；說這個詞兒時的語調；話與話之間嘴唇的撇動；别人表情嚴肅時，此人卻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時候，此人卻繃着臉。
）就像烏茲别克人或卡拉卡爾帕克人在醫院裡毫不費力就能認出他們的同胞那樣，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鐵絲網陰影中一次，就有這種本領。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倆早已互相認出了對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
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機會交談。
現在奧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遠就讓拖鞋發出聲響，免得她受驚： “晚上好，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她看書時不戴眼鏡。
她轉過頭來——這轉頭動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時聽候使喚的轉頭動作有某種無以名狀的不同。
“晚上好。
”她微微一笑，帶着在自己宅邸接待上賓的那種上了年紀的貴夫人的全部尊嚴。
他們懷着良好的祝願、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視着對方。
這種眼神表明，他們随時願意為對方提供幫助。
然而，真要涉及幫助，他們卻無能為力。
奧列格側着毛發蓬松的腦袋，想看清那是本什麼書。
“又是法文的？具體說，是什麼書？” “是克勞德·法雷爾寫的。
”這位奇怪的護理員回答時把“勞”這個音發得比較軟。
“您的法文書都是從哪兒弄來的？” “城裡有一家外文圖書館。
另外，我還從一位老婦人那兒借來看。
”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書，就像一條狗斜瞅一件鳥标本： “可您為什麼老是看法文書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魚尾紋既刻着她的年齡，又刻着她經曆的磨難，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樣不會感到痛苦。
”她回答說。
她的嗓門一向不大，說話聲音很輕。
“又何必怕痛苦呢？” 站久了他覺得吃力。
她注意到這一點，便将一把椅子挪給他。
“在我們俄羅斯，贊歎‘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兩百年了吧？讓人耳朵都嗡嗡直響，”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哝道，“那裡的每一條街，每一家酒店，我們恐怕也都能背出來。
可我就是不知趣——一點也不向往巴黎！” “一點也不向往？”她笑了，奧列格也跟着笑了起來，“甯可接受看管和監督？” 他們的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似乎剛剛開始，卻又不可能繼續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們整天無所事事，輕浮淺薄，口舌也多。
可真想喝住他們問一問：喂，朋友們！要你們幹苦活，行嗎？叫你們光吃黑面包沒有熱菜湯，受得了嗎？” “這是沒有道理的。
人家已脫離了黑面包階段的生活。
那是經過奮鬥得到的。
” “也許是這樣，也許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樣，反正想喝住他們問問。
”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時而偏向左邊，時而偏向右邊，仿佛過高的身軀對他是個負擔。
他并不拐彎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問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問題而受到連累嗎？還是由于自己的問題？” 她也同樣直截了當地回答，有如對方在問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
鬧不清究竟誰連累了誰。
” “現在也都在一起嗎？” “不，哪能呢！女兒死在流放地。
戰後我們轉到這裡來。
丈夫在這裡第二次被抓走，送進了勞改營。
” “這麼說，現在隻有您一個人？” “還有一個小兒子。
八歲。
” 奧列格望着她那并沒有顫動起來博取憐憫的臉。
是啊，他們所進行的是事務性的談話。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 “這是意料之中的。
那是在哪個勞改營？” “靠近泰舍特火車站。
” 奧列格又點了點頭： “明白了。
那是湖區勞改營，實際地點可能在勒拿河邊，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 “您也到過那裡？？”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沒有，不過那地方我倒是知道。
什麼事情都是縱橫
（實際上這方面的迹象确實很多，例如：脫口而出的一個詞兒；說這個詞兒時的語調；話與話之間嘴唇的撇動；别人表情嚴肅時，此人卻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時候，此人卻繃着臉。
）就像烏茲别克人或卡拉卡爾帕克人在醫院裡毫不費力就能認出他們的同胞那樣，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鐵絲網陰影中一次，就有這種本領。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倆早已互相認出了對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
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機會交談。
現在奧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遠就讓拖鞋發出聲響，免得她受驚： “晚上好，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她看書時不戴眼鏡。
她轉過頭來——這轉頭動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時聽候使喚的轉頭動作有某種無以名狀的不同。
“晚上好。
”她微微一笑，帶着在自己宅邸接待上賓的那種上了年紀的貴夫人的全部尊嚴。
他們懷着良好的祝願、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視着對方。
這種眼神表明，他們随時願意為對方提供幫助。
然而，真要涉及幫助，他們卻無能為力。
奧列格側着毛發蓬松的腦袋，想看清那是本什麼書。
“又是法文的？具體說，是什麼書？” “是克勞德·法雷爾寫的。
”這位奇怪的護理員回答時把“勞”這個音發得比較軟。
“您的法文書都是從哪兒弄來的？” “城裡有一家外文圖書館。
另外，我還從一位老婦人那兒借來看。
”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書，就像一條狗斜瞅一件鳥标本： “可您為什麼老是看法文書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魚尾紋既刻着她的年齡，又刻着她經曆的磨難，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樣不會感到痛苦。
”她回答說。
她的嗓門一向不大，說話聲音很輕。
“又何必怕痛苦呢？” 站久了他覺得吃力。
她注意到這一點，便将一把椅子挪給他。
“在我們俄羅斯，贊歎‘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兩百年了吧？讓人耳朵都嗡嗡直響，”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哝道，“那裡的每一條街，每一家酒店，我們恐怕也都能背出來。
可我就是不知趣——一點也不向往巴黎！” “一點也不向往？”她笑了，奧列格也跟着笑了起來，“甯可接受看管和監督？” 他們的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似乎剛剛開始，卻又不可能繼續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們整天無所事事，輕浮淺薄，口舌也多。
可真想喝住他們問一問：喂，朋友們！要你們幹苦活，行嗎？叫你們光吃黑面包沒有熱菜湯，受得了嗎？” “這是沒有道理的。
人家已脫離了黑面包階段的生活。
那是經過奮鬥得到的。
” “也許是這樣，也許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樣，反正想喝住他們問問。
”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時而偏向左邊，時而偏向右邊，仿佛過高的身軀對他是個負擔。
他并不拐彎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問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問題而受到連累嗎？還是由于自己的問題？” 她也同樣直截了當地回答，有如對方在問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
鬧不清究竟誰連累了誰。
” “現在也都在一起嗎？” “不，哪能呢！女兒死在流放地。
戰後我們轉到這裡來。
丈夫在這裡第二次被抓走，送進了勞改營。
” “這麼說，現在隻有您一個人？” “還有一個小兒子。
八歲。
” 奧列格望着她那并沒有顫動起來博取憐憫的臉。
是啊，他們所進行的是事務性的談話。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 “這是意料之中的。
那是在哪個勞改營？” “靠近泰舍特火車站。
” 奧列格又點了點頭： “明白了。
那是湖區勞改營，實際地點可能在勒拿河邊，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 “您也到過那裡？？”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沒有，不過那地方我倒是知道。
什麼事情都是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