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老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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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容的一種類型，五官始終各就各位。
隻有向上拱曲的眉毛通過微乎其微的位置變動顯示出感情起伏的整個幅度。
“對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這寫字台前。
不要把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
隻不過我是在這個地方坐慣了。
” 要是沒有坐慣，才是不可思議的！當年幾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這間書房裡來，後來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還有；他們有時會在這裡坐上很久，跟醫生進行有關前途命運的痛苦交談。
在這種迂回曲折的談話過程中，不知為什麼可以使你終生難忘鋪在深褐色橡木邊框中央的綠色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紙木刀，或一根醫用的鍍鎳金屬棒（用于檢查咽喉）、一隻帶銅蓋的墨水缸，或杯中冷卻了的、顔色深得像波爾多葡萄酒的濃茶。
醫生坐在自己的寫字台前，有時需要讓病人擺脫他的視線而稍加思考，就站起來向洗手盆或書架那邊走去。
一般說來，奧列先科夫醫生的一雙始終聚精會神的眼睛非必要時從不把視線移開去看旁邊，從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它們從不浪費準備用于觀察病人或交談者的每一分鐘。
這雙眼睛是主要的儀器，奧列先科夫醫生就是通過這雙眼睛了解病人和學生的情況，并把自己的決心和意志傳達給他們的。
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一生受過許多迫害：1902年因參加革命活動（當時他同其他幾個大學生一起坐過一個星期的班房）；後來因為他那已經去世了的父親是個神甫；後來又因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當過沙皇軍隊的旅軍醫，而且不僅僅是個軍醫，據證人肯定，在那個團倉皇潰退的時刻，他曾躍上戰馬，扭轉敗局，率領那個團重新投入這場帝國主義大混戰，與德國工人為敵。
然而，在所有這些迫害之中奧列先科夫遭到持續最久、最難忍受的迫害，卻是因為他堅持私人開業行醫的權利，而這項職業處處被禁，愈禁愈嚴，被認為是個人發财緻富的來源，是非勞動行業，無時無處不在滋生着資産階級。
有好幾年他不得不摘下行醫的招牌，不管登門求醫的人如何懇求，不管病情多麼嚴重，一律将他們拒之門外，因為鄰近已被安插了自願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難免會說出去——這可能導緻醫生喪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業中偏偏最珍視私人行醫的權利。
要是門上缺少這塊镌字的銅牌，他就像冒名頂替似的過着不合法的生活。
他奉行的是絕不謀取副博士或博士學位的原則，說學位絲毫不能證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醫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會感到拘束；把時間花在寫學位論文上，還不如多研究一種學派的理論為好。
單是在本地的醫學院裡，三十年來奧列先科夫就先後在内科、小兒科、外科、泌尿科、傳染病科乃至眼科工作過，隻是在這之後他才成為放射科專家和腫瘤學專家。
對于“功勳科學家”，他頂多通過嘴唇一毫米的撇動來表示自己的看法。
他常常說，如果在這個人還活着的時候就授予他什麼家什麼家的稱号，而且還要冠之以“功勳”二字，那麼此人也就完了，因為榮譽會妨礙醫生治病，就像華麗的服裝妨礙行動一樣。
“功勳科學家”不論走到哪裡，總是跟着一幫子人；他被剝奪了犯錯誤的權利，被剝奪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權利，甚至被剝奪了思考的權利；他會變得自滿、萎靡不振或落後于時代，并千方百計掩飾這一點，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從他那裡看到奇迹。
所以，這一切奧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隻要在門上釘一塊銅牌，裝一隻路人夠得着的門鈴。
不管怎麼說，命運的安排使奧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當地一主要領導人的一個垂死的兒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領導人，雖然不是那位領導人，但也是位要人。
還有幾次救了幾個顯要家族的成員。
這一切都發生在本市，因為他從來不去外地。
就這樣，奧列先科夫醫生在一些有影響的人物中間确立了聲望，他的周圍也就出現了一種保護性的光輪。
也許，在純粹是俄羅斯人的城市裡，這對他仍然無濟于事，但在比較好說話的東方城市裡，人們善于對他重新挂牌、接診病人的事視而不見。
戰後他已經不在任何地方擔任固定的工作職務了，但卻給好幾所醫院當過顧問，出席過一些學會的學術會議。
就這樣，從六十五歲起，他就不受阻礙地過着自己認為一個醫生應該過的那種正常生活。
“是這麼回事，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我是來求您幫忙：您能不能到我們那兒去，檢查一下我的腸胃道？……哪一天對您方便，我們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發灰，聲音微弱。
奧列先科夫以平穩、凝神的目光望着她。
“沒有問題，我們就定個日子吧。
不過，您還是先把症狀說給我聽聽。
不妨也談談您自己的想法。
” “症狀我這會兒就告訴您。
至于我自己的想法，該怎麼說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說，這件事我想的實在是太多了，夜裡睡不着覺，要是我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就好了！這是真的。
您如果作出決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麼病——我不想知道。
如果要動手術，最好不要讓我知道診斷意見，免得開刀的時候我胡思亂想：‘他們現在大概在做什麼？此刻正在往外掏什麼呢？’您理解嗎？” 不知是由于圈椅太大，還是由于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的緣
隻有向上拱曲的眉毛通過微乎其微的位置變動顯示出感情起伏的整個幅度。
“對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這寫字台前。
不要把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
隻不過我是在這個地方坐慣了。
” 要是沒有坐慣，才是不可思議的！當年幾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這間書房裡來，後來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還有；他們有時會在這裡坐上很久，跟醫生進行有關前途命運的痛苦交談。
在這種迂回曲折的談話過程中，不知為什麼可以使你終生難忘鋪在深褐色橡木邊框中央的綠色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紙木刀，或一根醫用的鍍鎳金屬棒（用于檢查咽喉）、一隻帶銅蓋的墨水缸，或杯中冷卻了的、顔色深得像波爾多葡萄酒的濃茶。
醫生坐在自己的寫字台前，有時需要讓病人擺脫他的視線而稍加思考，就站起來向洗手盆或書架那邊走去。
一般說來，奧列先科夫醫生的一雙始終聚精會神的眼睛非必要時從不把視線移開去看旁邊，從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它們從不浪費準備用于觀察病人或交談者的每一分鐘。
這雙眼睛是主要的儀器，奧列先科夫醫生就是通過這雙眼睛了解病人和學生的情況，并把自己的決心和意志傳達給他們的。
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一生受過許多迫害：1902年因參加革命活動（當時他同其他幾個大學生一起坐過一個星期的班房）；後來因為他那已經去世了的父親是個神甫；後來又因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當過沙皇軍隊的旅軍醫，而且不僅僅是個軍醫，據證人肯定，在那個團倉皇潰退的時刻，他曾躍上戰馬，扭轉敗局，率領那個團重新投入這場帝國主義大混戰，與德國工人為敵。
然而，在所有這些迫害之中奧列先科夫遭到持續最久、最難忍受的迫害，卻是因為他堅持私人開業行醫的權利，而這項職業處處被禁，愈禁愈嚴，被認為是個人發财緻富的來源，是非勞動行業，無時無處不在滋生着資産階級。
有好幾年他不得不摘下行醫的招牌，不管登門求醫的人如何懇求，不管病情多麼嚴重，一律将他們拒之門外，因為鄰近已被安插了自願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難免會說出去——這可能導緻醫生喪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業中偏偏最珍視私人行醫的權利。
要是門上缺少這塊镌字的銅牌，他就像冒名頂替似的過着不合法的生活。
他奉行的是絕不謀取副博士或博士學位的原則，說學位絲毫不能證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醫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會感到拘束；把時間花在寫學位論文上，還不如多研究一種學派的理論為好。
單是在本地的醫學院裡，三十年來奧列先科夫就先後在内科、小兒科、外科、泌尿科、傳染病科乃至眼科工作過，隻是在這之後他才成為放射科專家和腫瘤學專家。
對于“功勳科學家”，他頂多通過嘴唇一毫米的撇動來表示自己的看法。
他常常說，如果在這個人還活着的時候就授予他什麼家什麼家的稱号，而且還要冠之以“功勳”二字，那麼此人也就完了，因為榮譽會妨礙醫生治病，就像華麗的服裝妨礙行動一樣。
“功勳科學家”不論走到哪裡，總是跟着一幫子人；他被剝奪了犯錯誤的權利，被剝奪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權利，甚至被剝奪了思考的權利；他會變得自滿、萎靡不振或落後于時代，并千方百計掩飾這一點，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從他那裡看到奇迹。
所以，這一切奧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隻要在門上釘一塊銅牌，裝一隻路人夠得着的門鈴。
不管怎麼說，命運的安排使奧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當地一主要領導人的一個垂死的兒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領導人，雖然不是那位領導人，但也是位要人。
還有幾次救了幾個顯要家族的成員。
這一切都發生在本市，因為他從來不去外地。
就這樣，奧列先科夫醫生在一些有影響的人物中間确立了聲望，他的周圍也就出現了一種保護性的光輪。
也許，在純粹是俄羅斯人的城市裡，這對他仍然無濟于事，但在比較好說話的東方城市裡，人們善于對他重新挂牌、接診病人的事視而不見。
戰後他已經不在任何地方擔任固定的工作職務了，但卻給好幾所醫院當過顧問，出席過一些學會的學術會議。
就這樣，從六十五歲起，他就不受阻礙地過着自己認為一個醫生應該過的那種正常生活。
“是這麼回事，多爾米東特·吉洪諾維奇，我是來求您幫忙：您能不能到我們那兒去，檢查一下我的腸胃道？……哪一天對您方便，我們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發灰，聲音微弱。
奧列先科夫以平穩、凝神的目光望着她。
“沒有問題，我們就定個日子吧。
不過，您還是先把症狀說給我聽聽。
不妨也談談您自己的想法。
” “症狀我這會兒就告訴您。
至于我自己的想法，該怎麼說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說，這件事我想的實在是太多了，夜裡睡不着覺，要是我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就好了！這是真的。
您如果作出決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麼病——我不想知道。
如果要動手術，最好不要讓我知道診斷意見，免得開刀的時候我胡思亂想：‘他們現在大概在做什麼？此刻正在往外掏什麼呢？’您理解嗎？” 不知是由于圈椅太大，還是由于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的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