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卓越的創舉
關燈
小
中
大
的證據，證明您那裡是癌啰？”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從一鬓延伸到另一鬓的奇異眉毛彎曲起來。
在毫無可笑之處的最普通的談話中，他的表情總是帶有嘲弄的意味，隻是不知嘲弄何人。
“還沒收集齊全。
”東佐娃承認。
“都是哪些，能舉個例子嗎？” 她說出一些症狀。
“證據不足！”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指出。
“正如拉伊金所說的那樣：遠遠不足！等薇羅奇卡在診斷意見書上簽了字，咱們再好好談談。
我不久就會被派去主持一所醫院的工作，那時我想把薇羅奇卡帶去當診斷醫師。
您放不放？” “薇羅奇卡我可絕對不放！您帶别人吧！” “任何别的人我都不要，隻要薇羅奇卡！否則給您開刀又圖什麼？” 他說說笑笑，不知不覺把一支煙抽到不能再抽的地步，可心裡想的卻完全是正經事。
正如那個科裡亞科夫經常說的：年輕的沒有經驗，年老的精力不足。
但漢加爾特目前（和他自己一樣）正處在頂峰時期：經驗的穗子已經灌滿了漿，精力的莖稈茁壯結實。
他眼看着她從一個小姑娘似的住院醫師成長為如此幹練的診斷醫師，以緻對她的信任不亞于對東佐娃的信任。
有了這樣的診斷醫師，外科醫生縱使是個懷疑論者，也盡可高枕無憂。
隻是女人的這個頂峰期比男人的短。
“你那兒還有點心嗎？”他問薇加，“你反正吃不下，還得帶回家去。
讓我吃了吧！” 玩笑歸玩笑，夾幹酪的面包片當真出現了，他一邊開始自己吃，一邊勸别人也吃： “喂，你們也來一點！……昨天我去參加了一次審判會。
你們真該去參加，大有教益！是在學校裡進行的。
到會的有四百人左右，要知道，這是很有意思的！……情況是這樣的：一個男孩因腸套結發生梗阻，需要開刀。
手術做了。
孩子活了幾天，已經能做遊戲！——這是确定的事實。
忽然又發生局部梗阻，結果孩子死了。
在調查過程中那個可憐的手術大夫被折騰了八個月，在這八個月的時間裡看他怎麼給病人做手術的！現在，出席審判會的有市衛生局裡來的人，有全市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有來自醫學院的公訴人，你們聽見了嗎？這公訴人猛攻‘白大褂’的犯罪态度！把家長也拉來作證，——也算是找到了證人！——說什麼連被子都蓋得歪斜了，反正什麼蠢話都有！而群衆，我們的公民，坐在那裡眼睛都氣鼓了：瞧，這些混蛋醫生！而聽衆裡面也有醫生，我們完全明白事情有多麼荒唐，明明看到這是個泥沼，卻又扭轉不了局面：要知道，這是在把我們自己往泥沼裡拖，今天你倒黴，明天也許就輪到我！而我們誰也不吱聲。
如果我不是剛從莫斯科回來，大概也會一言不發。
但在莫斯科呼吸了一個月的新鮮空氣之後，我的好多觀念似乎都起了變化，原先以為是生鐵澆鑄的隔牆不料竟是朽木的。
于是我就跳出來發了言。
” “那裡可以自由發言？” “嗯，有點像辯論會。
我說：你們煞費苦心地安排這麼一場戲來演，不覺得害臊嗎？（我就是這樣放的炮！他們企圖制止我：‘不許他講！’）你們以為醫療錯誤容易發生，而審判錯誤就不容易發生是不是？要知道，這一事故應是科學分析的課題，而絕不是審判的對象！應當隻把醫生們召集起來，進行專業性質的科學分析，無需他人參加。
我們外科醫生每星期二、星期五都要冒險通過布雷區！我們的全部工作都應是建立在對我們信任的基礎上，母親應當信任地把孩子托付給我們，而不是到審判庭上來作證！”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即使這會兒也激動不已，隻覺得喉嚨裡有什麼東西顫動了一下。
他忘記了幹酪面包還沒有吃完，撕開隻剩下半包煙的包裝紙，抽出一支點上，吸了起來： “而這個手術大夫還是個俄羅斯人呢！倘若他是日耳曼人，或者是猶太人，”他掀起嘴唇把“猶”字說得很輕又拖得很長，“那豈不有人會喊：‘絞死他，還等什麼？’……不少人為我鼓掌！想想看，怎麼能沉默呢？既然絞索已經套到了脖子上，那就應該把它扯斷，還等什麼？！” 在聽這番叙述的過程中，薇加受到極大的震動，連連搖頭。
她的眼睛現出聰明、緊張、會意的神情，正因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喜歡把一切都告訴她。
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聽了卻困惑不解，她抖了抖大腦袋上剪短了的灰白色頭發： “我可不同意這種看法！對我們做醫生的不這樣要求怎麼行？有人把紗布縫在病人肚子裡，是忘記了！有人把生理鹽水當成普魯卡因給病人注射！有人上石膏造成病人腿壞死！有人把劑量搞錯十倍！輸血的時候把血型也弄錯！把病人燙傷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這類情況怎能不由我們醫生負責？應該像對待孩子那樣揪住頭發把我們加以教訓！” “天哪，您簡直要把我置于死地，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把五指張開的大手舉到頭上，仿佛是在自衛。
“您怎麼能這樣說話？這裡的問題可說已經超出了醫學的範圍！這是關系到整個社會性質的鬥争問題！” “喂，請聽我說！請聽我說！”漢加爾特力圖抓住兩人的手不讓揮動，促使他們平靜下來，“當然，應該提高醫生的責任感，但具體辦法是減少他們的工作定額——減少一半，減少三分之二！門診時一個鐘點要看九個病人——腦子裡難道能容納得下？應當讓醫生有可能從容不迫地跟病人談談，從容不迫地進行思考。
如果動手術，一個外科大夫一天隻做一例，而不是做三例！” 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和列夫·列昂尼多維奇依然各持己見，一而再、再而三地互相叫嚷。
最後，薇加終于使他們平靜了下來，并且問道： “後來怎麼結束的？”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把眯縫的眼睛睜開，微微一笑： “頂住了！整個審判會的預期目的破滅了，隻有一點得到确認：病曆寫得不夠确切。
不過且慢，這事還沒有結束！判決之後，市衛生局的官員發了言，說什麼我們對醫生的教育不夠，對病人的教育不夠，工會開會太少。
最後由全市首屈一指的那位外科大夫發言！他從這一切得出了什麼結論呢？悟出了什麼道理呢？他說：‘同志們，對醫生進行審訊，這是良好的創舉，十分良好！……’”
在毫無可笑之處的最普通的談話中，他的表情總是帶有嘲弄的意味，隻是不知嘲弄何人。
“還沒收集齊全。
”東佐娃承認。
“都是哪些，能舉個例子嗎？” 她說出一些症狀。
“證據不足！”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指出。
“正如拉伊金所說的那樣：遠遠不足！等薇羅奇卡在診斷意見書上簽了字，咱們再好好談談。
我不久就會被派去主持一所醫院的工作，那時我想把薇羅奇卡帶去當診斷醫師。
您放不放？” “薇羅奇卡我可絕對不放！您帶别人吧！” “任何别的人我都不要，隻要薇羅奇卡！否則給您開刀又圖什麼？” 他說說笑笑，不知不覺把一支煙抽到不能再抽的地步，可心裡想的卻完全是正經事。
正如那個科裡亞科夫經常說的：年輕的沒有經驗，年老的精力不足。
但漢加爾特目前（和他自己一樣）正處在頂峰時期：經驗的穗子已經灌滿了漿，精力的莖稈茁壯結實。
他眼看着她從一個小姑娘似的住院醫師成長為如此幹練的診斷醫師，以緻對她的信任不亞于對東佐娃的信任。
有了這樣的診斷醫師，外科醫生縱使是個懷疑論者，也盡可高枕無憂。
隻是女人的這個頂峰期比男人的短。
“你那兒還有點心嗎？”他問薇加，“你反正吃不下，還得帶回家去。
讓我吃了吧！” 玩笑歸玩笑，夾幹酪的面包片當真出現了，他一邊開始自己吃，一邊勸别人也吃： “喂，你們也來一點！……昨天我去參加了一次審判會。
你們真該去參加，大有教益！是在學校裡進行的。
到會的有四百人左右，要知道，這是很有意思的！……情況是這樣的：一個男孩因腸套結發生梗阻，需要開刀。
手術做了。
孩子活了幾天，已經能做遊戲！——這是确定的事實。
忽然又發生局部梗阻，結果孩子死了。
在調查過程中那個可憐的手術大夫被折騰了八個月，在這八個月的時間裡看他怎麼給病人做手術的！現在，出席審判會的有市衛生局裡來的人，有全市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有來自醫學院的公訴人，你們聽見了嗎？這公訴人猛攻‘白大褂’的犯罪态度！把家長也拉來作證，——也算是找到了證人！——說什麼連被子都蓋得歪斜了，反正什麼蠢話都有！而群衆，我們的公民，坐在那裡眼睛都氣鼓了：瞧，這些混蛋醫生！而聽衆裡面也有醫生，我們完全明白事情有多麼荒唐，明明看到這是個泥沼，卻又扭轉不了局面：要知道，這是在把我們自己往泥沼裡拖，今天你倒黴，明天也許就輪到我！而我們誰也不吱聲。
如果我不是剛從莫斯科回來，大概也會一言不發。
但在莫斯科呼吸了一個月的新鮮空氣之後，我的好多觀念似乎都起了變化，原先以為是生鐵澆鑄的隔牆不料竟是朽木的。
于是我就跳出來發了言。
” “那裡可以自由發言？” “嗯，有點像辯論會。
我說：你們煞費苦心地安排這麼一場戲來演，不覺得害臊嗎？（我就是這樣放的炮！他們企圖制止我：‘不許他講！’）你們以為醫療錯誤容易發生，而審判錯誤就不容易發生是不是？要知道，這一事故應是科學分析的課題，而絕不是審判的對象！應當隻把醫生們召集起來，進行專業性質的科學分析，無需他人參加。
我們外科醫生每星期二、星期五都要冒險通過布雷區！我們的全部工作都應是建立在對我們信任的基礎上，母親應當信任地把孩子托付給我們，而不是到審判庭上來作證！”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即使這會兒也激動不已，隻覺得喉嚨裡有什麼東西顫動了一下。
他忘記了幹酪面包還沒有吃完，撕開隻剩下半包煙的包裝紙，抽出一支點上，吸了起來： “而這個手術大夫還是個俄羅斯人呢！倘若他是日耳曼人，或者是猶太人，”他掀起嘴唇把“猶”字說得很輕又拖得很長，“那豈不有人會喊：‘絞死他，還等什麼？’……不少人為我鼓掌！想想看，怎麼能沉默呢？既然絞索已經套到了脖子上，那就應該把它扯斷，還等什麼？！” 在聽這番叙述的過程中，薇加受到極大的震動，連連搖頭。
她的眼睛現出聰明、緊張、會意的神情，正因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喜歡把一切都告訴她。
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聽了卻困惑不解，她抖了抖大腦袋上剪短了的灰白色頭發： “我可不同意這種看法！對我們做醫生的不這樣要求怎麼行？有人把紗布縫在病人肚子裡，是忘記了！有人把生理鹽水當成普魯卡因給病人注射！有人上石膏造成病人腿壞死！有人把劑量搞錯十倍！輸血的時候把血型也弄錯！把病人燙傷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這類情況怎能不由我們醫生負責？應該像對待孩子那樣揪住頭發把我們加以教訓！” “天哪，您簡直要把我置于死地，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把五指張開的大手舉到頭上，仿佛是在自衛。
“您怎麼能這樣說話？這裡的問題可說已經超出了醫學的範圍！這是關系到整個社會性質的鬥争問題！” “喂，請聽我說！請聽我說！”漢加爾特力圖抓住兩人的手不讓揮動，促使他們平靜下來，“當然，應該提高醫生的責任感，但具體辦法是減少他們的工作定額——減少一半，減少三分之二！門診時一個鐘點要看九個病人——腦子裡難道能容納得下？應當讓醫生有可能從容不迫地跟病人談談，從容不迫地進行思考。
如果動手術，一個外科大夫一天隻做一例，而不是做三例！” 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和列夫·列昂尼多維奇依然各持己見，一而再、再而三地互相叫嚷。
最後，薇加終于使他們平靜了下來，并且問道： “後來怎麼結束的？”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把眯縫的眼睛睜開，微微一笑： “頂住了！整個審判會的預期目的破滅了，隻有一點得到确認：病曆寫得不夠确切。
不過且慢，這事還沒有結束！判決之後，市衛生局的官員發了言，說什麼我們對醫生的教育不夠，對病人的教育不夠，工會開會太少。
最後由全市首屈一指的那位外科大夫發言！他從這一切得出了什麼結論呢？悟出了什麼道理呢？他說：‘同志們，對醫生進行審訊，這是良好的創舉，十分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