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卓越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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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不被他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曾讓他做過兩次手術，都砸鍋了，從此他下決心再也不讓他做了。
而要開除他，也是辦不到的，因為這會被認為是排擠少數民族幹部。
就這樣，哈爾穆哈梅多夫三年多來隻能寫寫比較簡單的病曆，巡診和換藥的時候他也煞有介事地在場，夜間照樣值班（睡覺而已），最近甚至領一個半人的工資，盡管他跟不擔任額外工作的人同時下班。
這裡還坐着兩個有外科醫生大學文憑的女人。
一個是潘焦欣娜，年紀四十上下，胖得出奇，她老是心事重重，因為先後跟兩個丈夫生了六個孩子，而錢不夠用，再加上沒有時間照看他們。
這些心事從來沒從她臉上消失過，即使在所謂的上班時間，也就是為了領到工資而必須待在醫院裡的那幾個小時，也是如此。
另一個是安熱莉娜，兩年多以前從醫學院畢業來到這裡，她年輕、嬌小、紅發，長得不難看，由于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對她并不傾心而非常憎恨她，她目前是外科跟他作對的主要策劃者。
她們兩個人都隻能看看門診，任何時候都信不過她們主刀，然而院長也有重要的原因使他永遠不能把她們之中的任何一人解職。
外科在名義上有五個醫生，手術任務是按五個醫生布置的，但能夠主刀的卻隻有兩個。
這裡還坐着一些護士，其中有幾個跟那些醫生的情況差不多，但她們也是尼紮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錄用的，所以受到他的保護。
有時候列夫·列昂尼多維奇被這一切擠得透不過氣來，簡直在這裡多待一天也不行了，真想脫身而去！然而能到哪裡去呢？無論換到哪一所醫院裡去，豈不都有院長，說不定比這裡的更壞，他們都有吹捧起來的虛名，都有自己的一幫占着位子不幹活的家夥。
要是能單獨辦一所與衆不同的醫院，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能腳踏實地工作的人員列入編制，不起作用的一個也不要。
然而列夫·列昂尼多維奇的地位還夠不上擔任院長，除非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而他從莫斯科來到這裡走得已經夠遠的了。
況且，他本人對于擔任領導工作絲毫沒有興趣。
他知道，戴上了烏紗帽往往會妨礙自己甩開膀子工作。
更何況，他在生活中有一個時期也看到過有的人從上面跌下來，通過這些人的事例他認識到權力的虛幻：他曾看到幾位師長巴不得去當勤務兵，他也曾把自己的第一位實習導師，外科大夫科裡亞科夫，從污水坑裡拉出來。
有的時候似乎矛盾也有所緩和，不那麼突出，列夫·列昂尼多維奇覺得還可以忍受，沒有必要走。
這麼一來，他反而開始擔心自己和東佐娃，還有漢加爾特，會被排擠出去，擔心事情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擔心形勢不是一年比一年明朗，而是愈來愈複雜。
可他已不大禁得起生活的坎坷：畢竟是快四十歲的人了，身子已要求舒适和安定。
在個人生活方面，他總是處在一種困惑的狀态。
他不知道自己該奮起猛沖還是随波逐流。
他的重要的工作不是在這裡也不是如此開始的，那工作最初真有點非凡的氣勢。
有一年他距離斯大林獎金隻有幾米遠了，沒料到他們的整個研究所突然因弦兒繃得太緊和急于求成而崩潰了，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連副博士論文答辯還沒有通過。
部分原因是，當初科裡亞科夫曾這樣叮囑他：“您盡管努力幹吧，努力幹！寫論文麼，總是來得及的。
”可到什麼時候才能“來得及”呢？ 也許，寫了論文也頂不了屁用！…… 不過，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對院長的不滿并沒表現在臉上，他眯縫着眼，仿佛在聽。
何況，正在安排他下個月施行第一例胸腔手術。
但任何事情都有個了結的時候！所謂五分鐘的碰頭會終于結束了。
外科醫生們陸續走出會議室，聚集在二樓的穿堂平台上。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還是那樣把兩手插入那束在腹部的腰帶裡，像一位滿不高興而又心不在焉的統帥，率領兩鬓斑白、弱不禁風的葉夫根尼娅·烏斯季諾夫娜、鬈發蓬松的哈爾穆哈梅多夫、肥胖的潘焦欣娜、紅發的安熱莉娜以及兩名護士到病房裡去巡診。
在需要趕緊工作的時候，巡診便有如走馬觀花。
今天也有不少事情需要趕緊去做，但今天按照日程規定是緩慢的全面巡診，不能漏掉一張外科病床。
他們一行七人，不慌不忙地走進每一個病房，泡在各種藥品味兒和病人本身的氣息加上懶得通風所造成的渾濁空氣裡。
他們擠在床鋪之間的狹窄通道中，盡量靠邊走，互相讓路，然後互相回顧。
在每一張病床前，他們都圍在一起，花一分鐘、三分鐘或五分鐘的時間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就像他們已經适應病房裡渾濁的空氣那樣，耐心地了解其痛苦、感受、既往的病曆、現在的病史、治療進程、目前的狀況，總之，凡是理論和實踐容許他們做的一切他們都一一地去做。
倘若他們的人數能夠少些，倘若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精通自己的業務，倘若每一個醫生不是要負責醫治三十個病人，倘若他們不必絞盡腦汁去考慮往“檢察官的文件”——病曆裡寫什麼和怎樣寫最為适宜，倘若他們不是普通的凡人，亦即沒有自己的皮和骨、自己的記憶和意願，而且由于意識到自己沒有遭受這種疾苦而覺得輕松的人，那麼，比這樣一種巡診更好的辦法恐怕是再也想不出來了。
然而，所有這些假定都不存在，巡診既不能取消，也不能代替。
因此，列夫·列昂尼多維奇照例率領大家巡診，并眯縫着眼睛（一隻比另一隻眯縫得厲害些）洗耳恭聽主治醫生關于每一個病人的情況彙報（不是憑記憶背出來，而是照病曆夾上念）：他來自何方，何時入院（有些老病号的這一情況早就熟悉了），因患何症入院，正在接受何種治療，劑量如何，血液情況如何，是否計劃施行手術，有何障礙，抑或尚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他一一聽完，還坐到好多病人的床沿上，對某些病人還要求露出患處進行視診和扪診，然後親自給病人蓋好被子或讓别的醫生也來摸一摸。
真正的難題在這樣的巡診過程中是解決不了的，為此必須把病人叫去個别處理。
巡診時不能什麼事情都直言不諱，而隻能用相互明白的話去談，彼此心照不宣。
在這裡甚至不能說任何人的病情惡化，隻能說“進程有些加劇”。
在這裡，一切都用半暗示的别名替代，有時甚至用别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曾讓他做過兩次手術，都砸鍋了，從此他下決心再也不讓他做了。
而要開除他，也是辦不到的，因為這會被認為是排擠少數民族幹部。
就這樣，哈爾穆哈梅多夫三年多來隻能寫寫比較簡單的病曆，巡診和換藥的時候他也煞有介事地在場，夜間照樣值班（睡覺而已），最近甚至領一個半人的工資，盡管他跟不擔任額外工作的人同時下班。
這裡還坐着兩個有外科醫生大學文憑的女人。
一個是潘焦欣娜，年紀四十上下，胖得出奇，她老是心事重重，因為先後跟兩個丈夫生了六個孩子，而錢不夠用，再加上沒有時間照看他們。
這些心事從來沒從她臉上消失過，即使在所謂的上班時間，也就是為了領到工資而必須待在醫院裡的那幾個小時，也是如此。
另一個是安熱莉娜，兩年多以前從醫學院畢業來到這裡，她年輕、嬌小、紅發，長得不難看，由于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對她并不傾心而非常憎恨她，她目前是外科跟他作對的主要策劃者。
她們兩個人都隻能看看門診，任何時候都信不過她們主刀，然而院長也有重要的原因使他永遠不能把她們之中的任何一人解職。
外科在名義上有五個醫生，手術任務是按五個醫生布置的，但能夠主刀的卻隻有兩個。
這裡還坐着一些護士，其中有幾個跟那些醫生的情況差不多，但她們也是尼紮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錄用的，所以受到他的保護。
有時候列夫·列昂尼多維奇被這一切擠得透不過氣來，簡直在這裡多待一天也不行了，真想脫身而去！然而能到哪裡去呢？無論換到哪一所醫院裡去，豈不都有院長，說不定比這裡的更壞，他們都有吹捧起來的虛名，都有自己的一幫占着位子不幹活的家夥。
要是能單獨辦一所與衆不同的醫院，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能腳踏實地工作的人員列入編制，不起作用的一個也不要。
然而列夫·列昂尼多維奇的地位還夠不上擔任院長，除非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而他從莫斯科來到這裡走得已經夠遠的了。
況且，他本人對于擔任領導工作絲毫沒有興趣。
他知道，戴上了烏紗帽往往會妨礙自己甩開膀子工作。
更何況，他在生活中有一個時期也看到過有的人從上面跌下來，通過這些人的事例他認識到權力的虛幻：他曾看到幾位師長巴不得去當勤務兵，他也曾把自己的第一位實習導師，外科大夫科裡亞科夫，從污水坑裡拉出來。
有的時候似乎矛盾也有所緩和，不那麼突出，列夫·列昂尼多維奇覺得還可以忍受，沒有必要走。
這麼一來，他反而開始擔心自己和東佐娃，還有漢加爾特，會被排擠出去，擔心事情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擔心形勢不是一年比一年明朗，而是愈來愈複雜。
可他已不大禁得起生活的坎坷：畢竟是快四十歲的人了，身子已要求舒适和安定。
在個人生活方面，他總是處在一種困惑的狀态。
他不知道自己該奮起猛沖還是随波逐流。
他的重要的工作不是在這裡也不是如此開始的，那工作最初真有點非凡的氣勢。
有一年他距離斯大林獎金隻有幾米遠了，沒料到他們的整個研究所突然因弦兒繃得太緊和急于求成而崩潰了，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連副博士論文答辯還沒有通過。
部分原因是，當初科裡亞科夫曾這樣叮囑他：“您盡管努力幹吧，努力幹！寫論文麼，總是來得及的。
”可到什麼時候才能“來得及”呢？ 也許，寫了論文也頂不了屁用！…… 不過，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對院長的不滿并沒表現在臉上，他眯縫着眼，仿佛在聽。
何況，正在安排他下個月施行第一例胸腔手術。
但任何事情都有個了結的時候！所謂五分鐘的碰頭會終于結束了。
外科醫生們陸續走出會議室，聚集在二樓的穿堂平台上。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還是那樣把兩手插入那束在腹部的腰帶裡，像一位滿不高興而又心不在焉的統帥，率領兩鬓斑白、弱不禁風的葉夫根尼娅·烏斯季諾夫娜、鬈發蓬松的哈爾穆哈梅多夫、肥胖的潘焦欣娜、紅發的安熱莉娜以及兩名護士到病房裡去巡診。
在需要趕緊工作的時候，巡診便有如走馬觀花。
今天也有不少事情需要趕緊去做，但今天按照日程規定是緩慢的全面巡診，不能漏掉一張外科病床。
他們一行七人，不慌不忙地走進每一個病房，泡在各種藥品味兒和病人本身的氣息加上懶得通風所造成的渾濁空氣裡。
他們擠在床鋪之間的狹窄通道中，盡量靠邊走，互相讓路，然後互相回顧。
在每一張病床前，他們都圍在一起，花一分鐘、三分鐘或五分鐘的時間去了解病人的痛苦，就像他們已經适應病房裡渾濁的空氣那樣，耐心地了解其痛苦、感受、既往的病曆、現在的病史、治療進程、目前的狀況，總之，凡是理論和實踐容許他們做的一切他們都一一地去做。
倘若他們的人數能夠少些，倘若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精通自己的業務，倘若每一個醫生不是要負責醫治三十個病人，倘若他們不必絞盡腦汁去考慮往“檢察官的文件”——病曆裡寫什麼和怎樣寫最為适宜，倘若他們不是普通的凡人，亦即沒有自己的皮和骨、自己的記憶和意願，而且由于意識到自己沒有遭受這種疾苦而覺得輕松的人，那麼，比這樣一種巡診更好的辦法恐怕是再也想不出來了。
然而，所有這些假定都不存在，巡診既不能取消，也不能代替。
因此，列夫·列昂尼多維奇照例率領大家巡診，并眯縫着眼睛（一隻比另一隻眯縫得厲害些）洗耳恭聽主治醫生關于每一個病人的情況彙報（不是憑記憶背出來，而是照病曆夾上念）：他來自何方，何時入院（有些老病号的這一情況早就熟悉了），因患何症入院，正在接受何種治療，劑量如何，血液情況如何，是否計劃施行手術，有何障礙，抑或尚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他一一聽完，還坐到好多病人的床沿上，對某些病人還要求露出患處進行視診和扪診，然後親自給病人蓋好被子或讓别的醫生也來摸一摸。
真正的難題在這樣的巡診過程中是解決不了的，為此必須把病人叫去個别處理。
巡診時不能什麼事情都直言不諱，而隻能用相互明白的話去談，彼此心照不宣。
在這裡甚至不能說任何人的病情惡化，隻能說“進程有些加劇”。
在這裡，一切都用半暗示的别名替代，有時甚至用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