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接近于光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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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任何人都把媽媽叫媽媽，尤其是當着别人的面。
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媽媽。
可是紮齊爾科一家的瓦季姆、鮑裡斯和尤裡就從未感到叫媽媽有什麼難為情的。
他們和睦地愛着自己的媽媽，父親生前如此，父親被槍殺之後就更是如此。
三兄弟年齡相差不大，在成長過程中幾乎是齊頭并進，無論在學校裡還是在家裡，都積極向上，沒有染上街頭不良習氣，也從未使他們的寡母傷心難過。
小時候他們一起照過一張相，後來為了有個比較，每過兩年她就帶他們全體去一趟照相館（後來則是用自家的照相機拍），于是一張又一張相片陸續放進家庭照相簿：母親和三個兒子，母親和三個兒子。
母親是淡黃頭發，而三個兒子都是黑頭發——大概是從當年娶了他們的紮波羅熱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虜那裡繼承的。
旁人不總是能夠分清相片上他們哪個在哪兒。
每照一次相，他們都明顯地長大和變壯實，趕過媽媽；她則不知不覺地變老，但面對鏡頭總是挺直腰闆，為有這樣一部記載自己生平的活的曆史而感到自豪。
她是一位醫生，在自己城市裡很有名，曾赢得許多獎狀、鮮花和表示謝忱的蛋糕，不過，即使她生平沒有為社會做過别的有益的事情，僅憑把這樣三個兒子撫養大了的功勞，也可說沒有虛度一個女人的一生。
三兄弟都進入同一所工學院：老大從地質系畢業，老二從電視系畢業，老三馬上就要從建築工程系畢業，媽媽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獲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
星期四她差點兒趕到這裡來了。
星期六那天，她收到東佐娃的電報，說是需要膠體金。
星期日電複東佐娃，說自己馬上去莫斯科設法弄這種東西。
星期一她就能到達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設法求見部長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門，請他們看在犧牲的父親分上（戰時父親沒有撤離，留在城裡，以吃過蘇維埃政權苦頭的知識分子面目出現，後因與遊擊隊聯系并掩護我們的傷員而遭德國人槍決），從膠體金儲備中撥一點給兒子。
所有這些到處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裡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嘔和屈辱。
他讨厭任何走門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為。
連媽媽給東佐娃發了一封請她關照的電報都已經使他受不了了。
不管活下去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但即使面對癌症這樣可憎的死神也不願享受任何特權。
不過，對東佐娃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媽媽不發什麼電報，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也不會少花時間關心他，隻是不會導緻她發電報提到膠體金的事罷了。
現在，如果媽媽能弄到這種膠體金，毫無疑問，她一定會乘飛機送來。
要是沒有弄到，那她也會飛來。
瓦季姆從這醫院曾給她寫過一封信，談起恰加，倒不是因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為了讓媽媽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
要是有一天她走投無路，就會違背自己作為一個醫生的全部知識和信條，到深山裡去尋訪那位土醫生，找伊塞克湖草根。
（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來找他，并表示歉意，說不該服從一個娘兒們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藥酒倒掉了，不過那一點點畢竟太少，好在還有那老頭的地址，而老頭如果當真被關進了監獄，那麼奧列格表示願意從自己的儲備中讓一部分給瓦季姆。
） 既然大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媽媽現在就沒法安心生活。
她會竭盡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沒有必要或多此一舉。
她甚至會跟他到考察隊去，盡管在那邊他有加爾卡照顧。
瓦季姆從有關自己疾病的片言隻語中聽到和看到，他的那個腫瘤歸根結底是由于媽媽對他過分地關心和愛護而引起的：他從小腿上就有一塊很大的色素斑，媽媽作為一個醫生，看來是知道發生質變的危險的；她常常找各種借口摸摸這個斑塊，有一次她還堅持請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給兒子動了預防性的手術——可是很顯然，這個手術恰恰不應該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臨死亡的威脅是由于媽媽造成的，他也不能責怪媽媽，無論是當着她的面還是在背後。
不能成為光看效果的實際主義者，比較合乎情理的是，根據動機去看問題。
因為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廢和壯志未酬去怪罪媽媽是不公平的。
要知道，如果沒有他這個人，要不是媽媽給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裡還談得上工作熱情和雄心壯志。
人有牙齒，就用來啃，用來嚼，用來咬。
而植物沒有牙齒，瞧它們是多麼平和地生長，死又是多麼安詳！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諒媽媽，卻不能遷就出現了的這種情況！他連一平方厘米的皮膚也不肯放棄！這就是他無法不咬牙切齒的原因。
啊，這可詛咒的疾病，偏偏在最關鍵的時刻像割草一樣将他斬斷！ 的确，瓦季姆從童年開始就一直有一種預感，似乎他的時間将不夠用。
逢有女客或街坊來東扯西拉地說個沒完，耽誤媽媽和他的時間，他總是很懊喪。
上中學和上大學的時候，他對任何集體活動都實際上把時間定得提前一兩個鐘頭開始而十分惱火，比方說勞動、參觀、聯歡、遊行，總是把人們必定遲到的時間也算進去。
瓦季姆一貫讨厭半小時的新聞廣播，因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五分鐘就容納得了，其餘都是水分。
能把他氣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當中會有一次趕上那裡正在關門結賬、盤點、過貨，而這又是永遠無法預見的。
任何一處村蘇維埃，任何一處村郵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個工作日不辦公——這在二十五公裡以外也是永遠無法預見的。
也許，吝惜光陰是父親在他身上留下了根。
父親也不喜歡無所事事，瓦季姆還記得父親怎樣把他夾在兩膝之間搖晃，還對他說：“瓦季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一分鐘的時間，那麼，一小時、一天，甚至一生都會被你白白浪費掉。
” 不，不！對時間的這種不知餍足的貪心，即使沒有父親的影響，也從小就在他身上紮了根。
隻要跟小夥伴們的遊戲稍稍變得沒有意思，他便不願硬着頭皮跟他們待在大門口，而是馬上就離去，并不在乎他們的嘲笑。
隻要他一覺得這本書淡而無味，就會馬上擱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内容充實的書看。
倘若一部影片頭幾個鏡頭就使他覺得無聊透頂（而事先你對一部影片幾乎永遠都什麼也不知道，那是人們故意安排的），他便為花了冤枉錢而自認倒黴，随着椅子的砰然響聲離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時間和未被污染的
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媽媽。
可是紮齊爾科一家的瓦季姆、鮑裡斯和尤裡就從未感到叫媽媽有什麼難為情的。
他們和睦地愛着自己的媽媽，父親生前如此，父親被槍殺之後就更是如此。
三兄弟年齡相差不大，在成長過程中幾乎是齊頭并進，無論在學校裡還是在家裡，都積極向上，沒有染上街頭不良習氣，也從未使他們的寡母傷心難過。
小時候他們一起照過一張相，後來為了有個比較，每過兩年她就帶他們全體去一趟照相館（後來則是用自家的照相機拍），于是一張又一張相片陸續放進家庭照相簿：母親和三個兒子，母親和三個兒子。
母親是淡黃頭發，而三個兒子都是黑頭發——大概是從當年娶了他們的紮波羅熱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虜那裡繼承的。
旁人不總是能夠分清相片上他們哪個在哪兒。
每照一次相，他們都明顯地長大和變壯實，趕過媽媽；她則不知不覺地變老，但面對鏡頭總是挺直腰闆，為有這樣一部記載自己生平的活的曆史而感到自豪。
她是一位醫生，在自己城市裡很有名，曾赢得許多獎狀、鮮花和表示謝忱的蛋糕，不過，即使她生平沒有為社會做過别的有益的事情，僅憑把這樣三個兒子撫養大了的功勞，也可說沒有虛度一個女人的一生。
三兄弟都進入同一所工學院：老大從地質系畢業，老二從電視系畢業，老三馬上就要從建築工程系畢業，媽媽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獲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
星期四她差點兒趕到這裡來了。
星期六那天，她收到東佐娃的電報，說是需要膠體金。
星期日電複東佐娃，說自己馬上去莫斯科設法弄這種東西。
星期一她就能到達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設法求見部長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門，請他們看在犧牲的父親分上（戰時父親沒有撤離，留在城裡，以吃過蘇維埃政權苦頭的知識分子面目出現，後因與遊擊隊聯系并掩護我們的傷員而遭德國人槍決），從膠體金儲備中撥一點給兒子。
所有這些到處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裡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嘔和屈辱。
他讨厭任何走門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為。
連媽媽給東佐娃發了一封請她關照的電報都已經使他受不了了。
不管活下去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但即使面對癌症這樣可憎的死神也不願享受任何特權。
不過，對東佐娃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媽媽不發什麼電報，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也不會少花時間關心他，隻是不會導緻她發電報提到膠體金的事罷了。
現在，如果媽媽能弄到這種膠體金，毫無疑問，她一定會乘飛機送來。
要是沒有弄到，那她也會飛來。
瓦季姆從這醫院曾給她寫過一封信，談起恰加，倒不是因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為了讓媽媽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
要是有一天她走投無路，就會違背自己作為一個醫生的全部知識和信條，到深山裡去尋訪那位土醫生，找伊塞克湖草根。
（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來找他，并表示歉意，說不該服從一個娘兒們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藥酒倒掉了，不過那一點點畢竟太少，好在還有那老頭的地址，而老頭如果當真被關進了監獄，那麼奧列格表示願意從自己的儲備中讓一部分給瓦季姆。
） 既然大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媽媽現在就沒法安心生活。
她會竭盡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沒有必要或多此一舉。
她甚至會跟他到考察隊去，盡管在那邊他有加爾卡照顧。
瓦季姆從有關自己疾病的片言隻語中聽到和看到，他的那個腫瘤歸根結底是由于媽媽對他過分地關心和愛護而引起的：他從小腿上就有一塊很大的色素斑，媽媽作為一個醫生，看來是知道發生質變的危險的；她常常找各種借口摸摸這個斑塊，有一次她還堅持請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給兒子動了預防性的手術——可是很顯然，這個手術恰恰不應該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臨死亡的威脅是由于媽媽造成的，他也不能責怪媽媽，無論是當着她的面還是在背後。
不能成為光看效果的實際主義者，比較合乎情理的是，根據動機去看問題。
因為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廢和壯志未酬去怪罪媽媽是不公平的。
要知道，如果沒有他這個人，要不是媽媽給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裡還談得上工作熱情和雄心壯志。
人有牙齒，就用來啃，用來嚼，用來咬。
而植物沒有牙齒，瞧它們是多麼平和地生長，死又是多麼安詳！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諒媽媽，卻不能遷就出現了的這種情況！他連一平方厘米的皮膚也不肯放棄！這就是他無法不咬牙切齒的原因。
啊，這可詛咒的疾病，偏偏在最關鍵的時刻像割草一樣将他斬斷！ 的确，瓦季姆從童年開始就一直有一種預感，似乎他的時間将不夠用。
逢有女客或街坊來東扯西拉地說個沒完，耽誤媽媽和他的時間，他總是很懊喪。
上中學和上大學的時候，他對任何集體活動都實際上把時間定得提前一兩個鐘頭開始而十分惱火，比方說勞動、參觀、聯歡、遊行，總是把人們必定遲到的時間也算進去。
瓦季姆一貫讨厭半小時的新聞廣播，因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五分鐘就容納得了，其餘都是水分。
能把他氣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當中會有一次趕上那裡正在關門結賬、盤點、過貨，而這又是永遠無法預見的。
任何一處村蘇維埃，任何一處村郵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個工作日不辦公——這在二十五公裡以外也是永遠無法預見的。
也許，吝惜光陰是父親在他身上留下了根。
父親也不喜歡無所事事，瓦季姆還記得父親怎樣把他夾在兩膝之間搖晃，還對他說：“瓦季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一分鐘的時間，那麼，一小時、一天，甚至一生都會被你白白浪費掉。
” 不，不！對時間的這種不知餍足的貪心，即使沒有父親的影響，也從小就在他身上紮了根。
隻要跟小夥伴們的遊戲稍稍變得沒有意思，他便不願硬着頭皮跟他們待在大門口，而是馬上就離去，并不在乎他們的嘲笑。
隻要他一覺得這本書淡而無味，就會馬上擱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内容充實的書看。
倘若一部影片頭幾個鏡頭就使他覺得無聊透頂（而事先你對一部影片幾乎永遠都什麼也不知道，那是人們故意安排的），他便為花了冤枉錢而自認倒黴，随着椅子的砰然響聲離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時間和未被污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