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伊塞克湖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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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您可以到茶館去過夜，我們一般不去那裡檢查證件。
’可是我沒找到茶館，就又回到火車站。
睡在火車站上也不行，因為民警要趕。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們門診部。
先是排隊。
診斷之後說我必須馬上住院。
這麼一來，我就得乘兩趟電車到城市另一端的監督處去。
雖然整個蘇聯都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可是監督官走開了，根本沒把工作當成一回事兒。
他也沒留張字條讓流放人員明白他自己會不會回來。
這時我想，如果把證明交給他，那我恐怕就沒法從火車站取回氈靴。
于是我就再乘兩趟電車折回火車站。
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個半小時。
” “我好像不記得您還帶着氈靴。
難道真有嗎？” “您不會記得，因為我就在那兒的火車站上把那雙氈靴賣給了一位大叔。
我心裡想，這個冬天我要躺在醫院裡，下一個冬天我反正活不到。
賣了氈靴就又去監督處！光是坐電車就花了十個盧布。
那邊還有一千米爛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厲害，真是一步一挪。
不論走到哪兒，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
謝天謝他，監督官總算回來了。
我把流放地所屬州監督處的證明交給他做抵押，并出示你們門診部開的住院證明，他在上面批了‘準予住院’這幾個字。
于是我就坐車……還不是到你們這兒來，而是去市中心。
因為我從海報上看到，那裡正在上演《睡美人》。
” “嗬，原來如此！您倒還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這樣，我才不會讓您住進來呢！決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這是奇迹！臨死之前還能最後一次去看芭蕾舞！何況，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輩子也看不到芭蕾舞。
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見鬼！劇院臨時把節目換了！《睡美人》換成了《阿古-瓦雷》。
” 漢加爾特不出聲地笑着連連搖頭。
毫無疑問，她對一個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頭是贊賞的，非常贊賞。
“怎麼辦？音樂學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舉行鋼琴獨奏音樂會。
可是這地方離車站太遠，去那裡連個凳子角也占不到。
而雨卻一直下個不停！隻有一條路了：到醫院裡來，把我自己交給你們。
我坐上車來了，院方說：‘沒有床位，隻得等幾天了。
’可病人們告訴我：等上一個星期也是常有的事。
再說，我到什麼地方去等呢？我該怎麼辦？不采用勞改營裡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
而您那時還打算從我手裡把證明拿走，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該用什麼态度跟您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兩個人都覺得可笑。
他在講這一切的時候，是不用動什麼腦筋的，心裡卻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醫學院畢業，那麼現在至少是三十一歲，跟他差不多的同齡人。
可是為什麼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他看來比二十三歲的卓娅還年輕？不是由于面貌，而是由于腼腆、羞怯的習性給人留下這種感覺。
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使人猜測，她也許還沒有……隻要仔細觀察，就會根據一些微小的舉動發現她們跟已婚的女子不同。
然而，漢加爾特是結過婚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漢加爾特望着他，也感到奇怪：為什麼他最初給她留下的印象是那麼不友好，那麼粗野。
誠然，他目光陰郁，性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藹可親的态度看人、說話，就像現在這樣。
确切點說，他任何時候都兩種态度兼備，你也無法知道，他會以哪種态度對待你。
“關于芭蕾舞和氈靴的事，我現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來，“可是那皮靴呢？您豈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對我們制度的前所未有的破壞？” 這時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牽動，“要知道，哪怕是在監獄裡，也有放風的規定。
我不能不散步，否則我的病根本治不好。
你們總不能剝奪我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吧？” 的确，漢加爾特曾看到過他怎樣沿着這個醫療中心的冷僻小徑久久地徘徊：他從被服管理員那裡設法要來了一件女病号長衫，這種衣服因為數量不夠，不發給男病号；軍用皮帶下長衫的皺折從腹部趕向兩側，但長衫的下擺還是常常被扯開。
他腳上穿的是皮靴，頭上不戴帽子，黑發蓬亂，邁着堅定的大步，眼睛望着身前路面的石頭，走到自己規定的界限就轉過身來再走。
他總是背着手，而且總是一個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這幾天尼紮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就會來查病房，要是他看見您那雙皮靴，您知道會怎麼樣？我會受到通報批評的。
” 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請求他，甚至帶有央求的意思。
她自己也感到奇怪，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氣，而是多少帶點從屬的味道，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這種口氣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間從來沒有過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手碰了碰她的手，勸慰她：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證，他絕對發現不了我的皮靴。
即使在穿堂間裡我也不會讓他撞見我穿着靴子。
” “可是在林陰小路上呢？” “在那裡他認不出我就是他這棟樓裡的！如果您願意的話，讓我們來開個玩笑，不妨寫封匿名信，告發我藏有皮靴，讓他帶兩名護理員來搜好了，反正他們永遠也找不到。
” “難道寫告密信這種事也能做嗎？”她又眯起了眼睛。
還有一點他不能理解：她幹嗎要塗口紅？這隻能使她顯得俗氣，破壞了她的清秀。
他歎了口氣： “反正有人寫，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麼寫的呀！寫了還能起作用。
古羅馬人說：testisunus-testlsnullus，一個人證明不能算人證。
可是到了20世紀，即使一個人證明也是多此一舉，一個人證也不需要了。
” 她移開了視線。
這種事情是不大好談的。
“那麼您打算把它們藏到哪裡去呢？” “靴子嗎？辦法有好幾十種，要看有多少時間可以利用。
可以扔到沒生火的爐子裡去，可以用繩子吊到窗外。
您放心好了！” 讓人沒法不笑，也讓人沒法不相信他真的能蒙混過去。
“不過，頭一天您是怎麼耍了花招沒把靴子
’可是我沒找到茶館，就又回到火車站。
睡在火車站上也不行，因為民警要趕。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們門診部。
先是排隊。
診斷之後說我必須馬上住院。
這麼一來，我就得乘兩趟電車到城市另一端的監督處去。
雖然整個蘇聯都有一定的工作時間，可是監督官走開了，根本沒把工作當成一回事兒。
他也沒留張字條讓流放人員明白他自己會不會回來。
這時我想，如果把證明交給他，那我恐怕就沒法從火車站取回氈靴。
于是我就再乘兩趟電車折回火車站。
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個半小時。
” “我好像不記得您還帶着氈靴。
難道真有嗎？” “您不會記得，因為我就在那兒的火車站上把那雙氈靴賣給了一位大叔。
我心裡想，這個冬天我要躺在醫院裡，下一個冬天我反正活不到。
賣了氈靴就又去監督處！光是坐電車就花了十個盧布。
那邊還有一千米爛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厲害，真是一步一挪。
不論走到哪兒，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
謝天謝他，監督官總算回來了。
我把流放地所屬州監督處的證明交給他做抵押，并出示你們門診部開的住院證明，他在上面批了‘準予住院’這幾個字。
于是我就坐車……還不是到你們這兒來，而是去市中心。
因為我從海報上看到，那裡正在上演《睡美人》。
” “嗬，原來如此！您倒還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這樣，我才不會讓您住進來呢！決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這是奇迹！臨死之前還能最後一次去看芭蕾舞！何況，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輩子也看不到芭蕾舞。
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見鬼！劇院臨時把節目換了！《睡美人》換成了《阿古-瓦雷》。
” 漢加爾特不出聲地笑着連連搖頭。
毫無疑問，她對一個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頭是贊賞的，非常贊賞。
“怎麼辦？音樂學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舉行鋼琴獨奏音樂會。
可是這地方離車站太遠，去那裡連個凳子角也占不到。
而雨卻一直下個不停！隻有一條路了：到醫院裡來，把我自己交給你們。
我坐上車來了，院方說：‘沒有床位，隻得等幾天了。
’可病人們告訴我：等上一個星期也是常有的事。
再說，我到什麼地方去等呢？我該怎麼辦？不采用勞改營裡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
而您那時還打算從我手裡把證明拿走，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該用什麼态度跟您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很有趣，兩個人都覺得可笑。
他在講這一切的時候，是不用動什麼腦筋的，心裡卻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醫學院畢業，那麼現在至少是三十一歲，跟他差不多的同齡人。
可是為什麼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他看來比二十三歲的卓娅還年輕？不是由于面貌，而是由于腼腆、羞怯的習性給人留下這種感覺。
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使人猜測，她也許還沒有……隻要仔細觀察，就會根據一些微小的舉動發現她們跟已婚的女子不同。
然而，漢加爾特是結過婚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漢加爾特望着他，也感到奇怪：為什麼他最初給她留下的印象是那麼不友好，那麼粗野。
誠然，他目光陰郁，性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藹可親的态度看人、說話，就像現在這樣。
确切點說，他任何時候都兩種态度兼備，你也無法知道，他會以哪種态度對待你。
“關于芭蕾舞和氈靴的事，我現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來，“可是那皮靴呢？您豈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對我們制度的前所未有的破壞？” 這時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牽動，“要知道，哪怕是在監獄裡，也有放風的規定。
我不能不散步，否則我的病根本治不好。
你們總不能剝奪我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吧？” 的确，漢加爾特曾看到過他怎樣沿着這個醫療中心的冷僻小徑久久地徘徊：他從被服管理員那裡設法要來了一件女病号長衫，這種衣服因為數量不夠，不發給男病号；軍用皮帶下長衫的皺折從腹部趕向兩側，但長衫的下擺還是常常被扯開。
他腳上穿的是皮靴，頭上不戴帽子，黑發蓬亂，邁着堅定的大步，眼睛望着身前路面的石頭，走到自己規定的界限就轉過身來再走。
他總是背着手，而且總是一個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這幾天尼紮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就會來查病房，要是他看見您那雙皮靴，您知道會怎麼樣？我會受到通報批評的。
” 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請求他，甚至帶有央求的意思。
她自己也感到奇怪，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氣，而是多少帶點從屬的味道，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這種口氣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間從來沒有過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手碰了碰她的手，勸慰她：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證，他絕對發現不了我的皮靴。
即使在穿堂間裡我也不會讓他撞見我穿着靴子。
” “可是在林陰小路上呢？” “在那裡他認不出我就是他這棟樓裡的！如果您願意的話，讓我們來開個玩笑，不妨寫封匿名信，告發我藏有皮靴，讓他帶兩名護理員來搜好了，反正他們永遠也找不到。
” “難道寫告密信這種事也能做嗎？”她又眯起了眼睛。
還有一點他不能理解：她幹嗎要塗口紅？這隻能使她顯得俗氣，破壞了她的清秀。
他歎了口氣： “反正有人寫，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麼寫的呀！寫了還能起作用。
古羅馬人說：testisunus-testlsnullus，一個人證明不能算人證。
可是到了20世紀，即使一個人證明也是多此一舉，一個人證也不需要了。
” 她移開了視線。
這種事情是不大好談的。
“那麼您打算把它們藏到哪裡去呢？” “靴子嗎？辦法有好幾十種，要看有多少時間可以利用。
可以扔到沒生火的爐子裡去，可以用繩子吊到窗外。
您放心好了！” 讓人沒法不笑，也讓人沒法不相信他真的能蒙混過去。
“不過，頭一天您是怎麼耍了花招沒把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