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治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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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果他是一點一點地追問，這是什麼針劑，它有什麼作用，是不是确實需要，從道德的角度來說該不該用，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又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解釋這種新療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後果，那他很有可能會徹底造反的。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論據抛完了的時刻屈服了。
她則趁此機會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仿佛是在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為她已被這種解釋弄得疲憊不堪），而心裡卻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單純X光的效驗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證實的情況下，向腫瘤發動一次新的打擊的時刻到來了，這是當代的一些權威人士所竭力推薦的治療這種類型癌症的措施。
在對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療過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豈能遷就他的頑固态度而完全放棄對他采用她所相信的各種方法。
誠然，缺少原發病竈的标本玻片，但他的直覺、觀察和記憶，無不向她提示，他的腫瘤正是那種類型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關于這種類型的腫瘤，正是關于這種腫瘤的轉移，東佐娃在寫一篇副博士論文。
就是說，她不是一直在寫，而是曾經開了個頭，後來時斷時續，她的朋友們鼓勵她，要她相信一定能獲得圓滿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種各樣的瑣事纏住，壓得透不過氣來，已經不指望哪年哪月還能通過論文答辯了。
倒不是因為她缺乏經驗或資料，而是因為這兩者都太豐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時而到熒光屏前，時而到化驗室，時而到病床邊，要把諸多X光片加以選擇、描述，形成自己的見解，并使其系統化，還有，答辯前的幾門必須通過的考試——這一切實在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做。
本來是有半年的假期從事科研的，但醫院裡從來沒有這種易治的病人好讓醫生脫身，也不可能從哪一天開始停止給她帶的三個年輕的主治醫生答疑而離開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聽人說過，似乎列夫·托爾斯泰曾這樣談論過自己的一個兄弟：他具備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為作家的缺點。
大概，她也缺少将人造就成科學副博士的那些缺點。
總的來說，她可不需要去聽别人在她背後竊竊私議：“她不單單是名醫生，她還是位醫學副博士呢。
”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寫的文章前面（她已發表過十幾篇了，文章雖短，但質量都很高）加上被排成小号字體、但頗有分量的頭銜。
誠然，錢多來一點，絕不會是多餘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沒什麼。
即使不寫學位論文，那種被稱為學術性的社會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過來。
在她們醫院裡，經常舉行臨床剖析會，分析診斷和治療方面的錯誤，提出新措施的報告——這樣的會必須出席，而且必須積極參加（盡管放射科醫生和外科醫生本來每天也都進行商讨，分析錯誤，采取新的措施，然而這些會還是照樣要開）。
而市裡還有一個X光學會，也經常舉行報告會，展出X光片子。
前不久還成立了一個腫瘤學會，東佐娃不僅是會員，還擔任了學會的秘書，那裡跟一切新開創的事業一樣，工作忙到了極點。
還有醫生進修學院，還要跟《X光學報》、《腫瘤學報》、醫學科學院和情報中心通信。
結果，大學問雖然都似乎出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而他們隻需在這裡給人治病，但卻沒有一天隻是治病而不為科學忙碌。
今天也是這樣。
她得給X光學會主席打電話，談她即将去做的報告。
還得馬上把雜志上的兩篇短文看完。
再就是給莫斯科寫一封回信。
另外還得答複一個偏僻地區腫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來信。
再過一會兒，一位外科的女主任醫師做完一天的手術之後，就要按約定的時間和東佐娃一起為她的一名婦科病人會診。
而在門診結束之前，還得跟自己帶的一個主治醫生一起，去看一下來自塔沙烏茲的那個很有可能是患小腸腫瘤的病人。
她自己今天還約好了跟X光技術員一起研究如何提高設備利用率，以便給更多的病人照射。
給魯薩諾夫打恩比興針劑的事也不能忘了，應該上去看看；這類病人他們隻是不久前才開始接手治療，先前都是轉到莫斯科去的。
可是她卻在跟頑固地胡攪蠻纏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争吵上浪費了時間！這種工作方法真有點可笑。
還是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負責給伽馬射線機安裝附屬設備的技工們就兩次從門縫裡張望過。
他們想向東佐娃證明采用一些沒有列入預算的施工方案的必要性，希望她給他們簽發施工單和說服院長。
此時他們正拉着她去院長那裡，但在走廊上沒走多遠護士就遞給她一份電報。
電報是安娜·紮齊爾科從新切爾卡斯克打來的。
她們已有十五年沒有見面和通信，但這是跟她很要好的一位老朋友，還是在進醫學院之前的1924年，她倆就在薩拉托夫的一所助産學校同過學。
安娜來電說，她的長子瓦季姆今天或明天将從地質勘探隊轉到柳霞醫院裡來，要求對他多多關照，并把他的病情如實寫信告訴她。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心情激動，撇下技工們，直接去找護士長，要她把阿佐夫金的床位保留一天，準備給瓦季姆·紮齊爾科。
護士長米塔，像往常一樣，總是在醫院裡到處奔波，找她并不是那麼容易。
後來總算找到了，她答應把床位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論據抛完了的時刻屈服了。
她則趁此機會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仿佛是在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為她已被這種解釋弄得疲憊不堪），而心裡卻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單純X光的效驗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證實的情況下，向腫瘤發動一次新的打擊的時刻到來了，這是當代的一些權威人士所竭力推薦的治療這種類型癌症的措施。
在對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療過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豈能遷就他的頑固态度而完全放棄對他采用她所相信的各種方法。
誠然，缺少原發病竈的标本玻片，但他的直覺、觀察和記憶，無不向她提示，他的腫瘤正是那種類型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關于這種類型的腫瘤，正是關于這種腫瘤的轉移，東佐娃在寫一篇副博士論文。
就是說，她不是一直在寫，而是曾經開了個頭，後來時斷時續，她的朋友們鼓勵她，要她相信一定能獲得圓滿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種各樣的瑣事纏住，壓得透不過氣來，已經不指望哪年哪月還能通過論文答辯了。
倒不是因為她缺乏經驗或資料，而是因為這兩者都太豐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時而到熒光屏前，時而到化驗室，時而到病床邊，要把諸多X光片加以選擇、描述，形成自己的見解，并使其系統化，還有，答辯前的幾門必須通過的考試——這一切實在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做。
本來是有半年的假期從事科研的，但醫院裡從來沒有這種易治的病人好讓醫生脫身，也不可能從哪一天開始停止給她帶的三個年輕的主治醫生答疑而離開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聽人說過，似乎列夫·托爾斯泰曾這樣談論過自己的一個兄弟：他具備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為作家的缺點。
大概，她也缺少将人造就成科學副博士的那些缺點。
總的來說，她可不需要去聽别人在她背後竊竊私議：“她不單單是名醫生，她還是位醫學副博士呢。
”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寫的文章前面（她已發表過十幾篇了，文章雖短，但質量都很高）加上被排成小号字體、但頗有分量的頭銜。
誠然，錢多來一點，絕不會是多餘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沒什麼。
即使不寫學位論文，那種被稱為學術性的社會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過來。
在她們醫院裡，經常舉行臨床剖析會，分析診斷和治療方面的錯誤，提出新措施的報告——這樣的會必須出席，而且必須積極參加（盡管放射科醫生和外科醫生本來每天也都進行商讨，分析錯誤，采取新的措施，然而這些會還是照樣要開）。
而市裡還有一個X光學會，也經常舉行報告會，展出X光片子。
前不久還成立了一個腫瘤學會，東佐娃不僅是會員，還擔任了學會的秘書，那裡跟一切新開創的事業一樣，工作忙到了極點。
還有醫生進修學院，還要跟《X光學報》、《腫瘤學報》、醫學科學院和情報中心通信。
結果，大學問雖然都似乎出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而他們隻需在這裡給人治病，但卻沒有一天隻是治病而不為科學忙碌。
今天也是這樣。
她得給X光學會主席打電話，談她即将去做的報告。
還得馬上把雜志上的兩篇短文看完。
再就是給莫斯科寫一封回信。
另外還得答複一個偏僻地區腫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來信。
再過一會兒，一位外科的女主任醫師做完一天的手術之後，就要按約定的時間和東佐娃一起為她的一名婦科病人會診。
而在門診結束之前，還得跟自己帶的一個主治醫生一起，去看一下來自塔沙烏茲的那個很有可能是患小腸腫瘤的病人。
她自己今天還約好了跟X光技術員一起研究如何提高設備利用率，以便給更多的病人照射。
給魯薩諾夫打恩比興針劑的事也不能忘了，應該上去看看；這類病人他們隻是不久前才開始接手治療，先前都是轉到莫斯科去的。
可是她卻在跟頑固地胡攪蠻纏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争吵上浪費了時間！這種工作方法真有點可笑。
還是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負責給伽馬射線機安裝附屬設備的技工們就兩次從門縫裡張望過。
他們想向東佐娃證明采用一些沒有列入預算的施工方案的必要性，希望她給他們簽發施工單和說服院長。
此時他們正拉着她去院長那裡，但在走廊上沒走多遠護士就遞給她一份電報。
電報是安娜·紮齊爾科從新切爾卡斯克打來的。
她們已有十五年沒有見面和通信，但這是跟她很要好的一位老朋友，還是在進醫學院之前的1924年，她倆就在薩拉托夫的一所助産學校同過學。
安娜來電說，她的長子瓦季姆今天或明天将從地質勘探隊轉到柳霞醫院裡來，要求對他多多關照，并把他的病情如實寫信告訴她。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心情激動，撇下技工們，直接去找護士長，要她把阿佐夫金的床位保留一天，準備給瓦季姆·紮齊爾科。
護士長米塔，像往常一樣，總是在醫院裡到處奔波，找她并不是那麼容易。
後來總算找到了，她答應把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