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醫生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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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什麼藥呢？”
他似乎以另外一種眼光看她，不再那麼極其冷淡了。
“安乃近。
” “您還有嗎？” “嗯。
” “要不要給您拿點安眠藥來？” “如果可以的話。
” “對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許可證拿出來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還是僅僅由于疼痛而牽動了嘴唇。
“沒有那張紙——就得淋雨？” 他解開軍大衣的扣子，從露出來的軍裝上衣口袋裡掏出了住院許可證，果然，是當天上午門診部開的。
她看了以後，發現這個病人應歸她管，屬于放射科的。
她拿着許可證轉身去取安眠藥： “我馬上就會拿來。
您先去躺下吧。
” “等一等，等一等！”他仿佛醒了過來，“把那張紙還給我！我們了解這些手段！” “可您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她回過頭來，委屈地問道，“難道您不相信我？” 他躊躇地看了一眼，沒好氣地說： “憑什麼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沒用同一隻飯盆喝過湯……” 說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氣了，自己沒回到他那裡去，而是讓護理員把安眠藥和許可證交給他，許可證的上方寫上了Cito字樣，還畫了一道杠，打了驚歎号。
隻是在夜間她才從他身旁走過。
他睡着了。
長椅微微凸起的椅背與同樣凸起的座位相接，形成一道淺槽，對這個人來說，睡在上面很方便，不會摔下來。
他已把淋濕的軍大衣脫了，但還是把它蓋在身上：一側衣襟蓋着兩腿，另一側蓋着肩膀。
一雙破靴子挂在長椅的一端。
靴面無一處完好，用黑的和紅的皮革邊料補了又補。
靴底的前面和後跟都打着馬蹄鐵。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又跟護士長打了招呼，所以護士長就把他安置在二樓扶梯的平台上。
誠然，從那頭一天以後，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再使她難堪過。
他彬彬有禮，以城市人的通常語言跟她談話，總是主動先打招呼，甚至還露出友好的微笑。
但是總給人留下一種感覺：他會突然做出什麼奇怪的舉動來。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來做血型測驗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從他的靜脈中抽點血，可他把已經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來，語氣堅決地說：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遺憾，請您想想别的辦法吧，這試驗就不必做了。
” “這是為什麼，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經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給了。
誰的血多，就讓誰給吧。
” “可您怎麼不害臊？算什麼男子漢！”她帶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種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這種表情男人是頂不住的。
“驗完了血有什麼用？”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給您輸血。
” “給我？輸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幹嗎？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給。
血型您可以記下來，在前線驗過，我記得。
” 不管她怎麼勸說，他也不肯讓步，總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來加以拒絕。
他深信，這一切都是多此一舉。
最後，她簡直氣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種相當愚蠢和可笑的地位。
我最後一次請求您。
” 不消說，從她這方面來說，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馬上把胳臂袒露出來，向她伸過去： “隻是為了您——抽三毫升好了，請吧。
” 由于她在他面前總是不知所措，有一次還發生過一段令人尴尬的插曲。
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
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
”她脫口而出。
她為什麼這樣回答呢？在那一瞬間，不這樣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
他沒再問什麼。
其實，“漢加爾特”是她父親、祖父的姓。
他們是俄羅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麼回答呢？說“我還沒出嫁”？說“我從來沒結過婚”？ 這是不可能的。
“安乃近。
” “您還有嗎？” “嗯。
” “要不要給您拿點安眠藥來？” “如果可以的話。
” “對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許可證拿出來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還是僅僅由于疼痛而牽動了嘴唇。
“沒有那張紙——就得淋雨？” 他解開軍大衣的扣子，從露出來的軍裝上衣口袋裡掏出了住院許可證，果然，是當天上午門診部開的。
她看了以後，發現這個病人應歸她管，屬于放射科的。
她拿着許可證轉身去取安眠藥： “我馬上就會拿來。
您先去躺下吧。
” “等一等，等一等！”他仿佛醒了過來，“把那張紙還給我！我們了解這些手段！” “可您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她回過頭來，委屈地問道，“難道您不相信我？” 他躊躇地看了一眼，沒好氣地說： “憑什麼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沒用同一隻飯盆喝過湯……” 說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氣了，自己沒回到他那裡去，而是讓護理員把安眠藥和許可證交給他，許可證的上方寫上了Cito字樣，還畫了一道杠，打了驚歎号。
隻是在夜間她才從他身旁走過。
他睡着了。
長椅微微凸起的椅背與同樣凸起的座位相接，形成一道淺槽，對這個人來說，睡在上面很方便，不會摔下來。
他已把淋濕的軍大衣脫了，但還是把它蓋在身上：一側衣襟蓋着兩腿，另一側蓋着肩膀。
一雙破靴子挂在長椅的一端。
靴面無一處完好，用黑的和紅的皮革邊料補了又補。
靴底的前面和後跟都打着馬蹄鐵。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又跟護士長打了招呼，所以護士長就把他安置在二樓扶梯的平台上。
誠然，從那頭一天以後，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再使她難堪過。
他彬彬有禮，以城市人的通常語言跟她談話，總是主動先打招呼，甚至還露出友好的微笑。
但是總給人留下一種感覺：他會突然做出什麼奇怪的舉動來。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來做血型測驗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從他的靜脈中抽點血，可他把已經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來，語氣堅決地說：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遺憾，請您想想别的辦法吧，這試驗就不必做了。
” “這是為什麼，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經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給了。
誰的血多，就讓誰給吧。
” “可您怎麼不害臊？算什麼男子漢！”她帶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種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這種表情男人是頂不住的。
“驗完了血有什麼用？”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給您輸血。
” “給我？輸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幹嗎？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給。
血型您可以記下來，在前線驗過，我記得。
” 不管她怎麼勸說，他也不肯讓步，總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來加以拒絕。
他深信，這一切都是多此一舉。
最後，她簡直氣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種相當愚蠢和可笑的地位。
我最後一次請求您。
” 不消說，從她這方面來說，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馬上把胳臂袒露出來，向她伸過去： “隻是為了您——抽三毫升好了，請吧。
” 由于她在他面前總是不知所措，有一次還發生過一段令人尴尬的插曲。
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
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
”她脫口而出。
她為什麼這樣回答呢？在那一瞬間，不這樣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
他沒再問什麼。
其實，“漢加爾特”是她父親、祖父的姓。
他們是俄羅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麼回答呢？說“我還沒出嫁”？說“我從來沒結過婚”？ 這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