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師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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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蘇轼這樣的“生”，也許未必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了。
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于“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後，雖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師生知識的傳承關系，所負荷着人類進化的重任，正是有師有生，代代相傳，才構成世界文化的曆史長河。
當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早已文聲卓著，名震遐迩。
可蘇東坡還在四川老家待着，雖然他二十歲的時候，由眉山至成都，當地名流“一見待以國士”，但對偌大中國來說，盆地終究有其局限性，盡管蘇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為世知。
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師賞薦之外，其成長過程似乎有個隐隐的規律在，那就是必須出夔門，方成大器。
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寫《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而聞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時，每年到北京來開會，偶爾到舍下小坐，總是伴何士光、張賢亮等一起光臨，談及這個話題，舉出不少例證。
其中一，即蘇轼，一出蜀則雄霸天下，以緻四海之内的士子，開口不談蘇而覺氣索。
其中二，即司馬相如，當他在西京時何其了得，長門一怨而天下知，後妃們都給他送紅包，求其詞賦，文彩之飛揚，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
一旦回到成都那條街上，與卓文君合開一家小鋪子，整日坐在燙酒的炭爐旁，欣賞太太的美麗，從此也就了了而已。
出蜀效應，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許不無道理。
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還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蘇洵也許意識到，也許并非完全自覺地，隻有走出盆地，方能顯現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尋找到認識并重視他們才華的大師，至死也是坐井觀天罷了。
于是，至和、嘉祐年間，領着他的兩個兒子，蘇轼、蘇轍，離開家鄉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了北宋的京師汴梁應試。
三蘇的名聲，立刻被當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注意到了。
“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
”由于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的推薦，而且上達天聽，連宋仁宗都認為朝廷得人。
于是，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轟動效應”。
開封城裡，立刻掀起了一陣三蘇旋風。
一時間，文人為文，都模仿他們的風格。
“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
”這是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的梅堯臣，所寫的《送曾子固蘇轼》詩。
三蘇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這位老詩人興奮不已。
然而，他筆下所寫的“光輝”，正是由于歐陽修大力提攜，推薦，遊說，鼓吹，蘇洵與其兩子轼、轍，才得以大展抱負，否則，也不是沒有可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曆史上那種“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懷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屢屢發生過嘛！所以，發現真正有才華的人，并使其充分發揮能量，也就是所謂的慧眼識人，這才是大師的“師”，應該盡到的責任。
所以，大師的偉大，除了偉大在自身的文學成就上，還偉大在知人，識人，發現人，培養人的堪為人師的這一點。
公元十一世紀中，歐陽修是位公推的文壇領袖，那時候沒有什麼選舉之類，也用不着拉票，也無須乎搞種種小動作。
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師輩的作家，更講究靠作品說話，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學以外。
而時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壇者，組織吹捧呀，花錢買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結果如何呢？不過是《伊索寓言》所嘲諷的那隻狐狸，盡管披了一張獅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
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個字，都鍍上14K金，該狗屎還是狗屎。
歐陽修被“天下翕然師尊之”的崇敬，是因為他“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疊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
最後一句，若譯成現代語言，歐陽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創作實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為大師，憑真貨色，真本事，真學問，真文章，才在文壇上産生一呼百應的凝聚力。
歐陽修也不是無原則地支持一切，而是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主張，和他一以貫之的做人風格。
“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号‘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畢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 歐陽修作為大師的第一成績：糾偏當時文學積弊，創造一代新的文風。
《宋史》認為他的功績可與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
”作為大師的第二成績：是他發現了一大批如蘇東坡這樣的文學精英
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于“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後，雖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師生知識的傳承關系，所負荷着人類進化的重任，正是有師有生，代代相傳，才構成世界文化的曆史長河。
當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早已文聲卓著，名震遐迩。
可蘇東坡還在四川老家待着，雖然他二十歲的時候，由眉山至成都，當地名流“一見待以國士”，但對偌大中國來說，盆地終究有其局限性，盡管蘇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為世知。
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師賞薦之外，其成長過程似乎有個隐隐的規律在，那就是必須出夔門，方成大器。
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寫《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而聞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時，每年到北京來開會，偶爾到舍下小坐，總是伴何士光、張賢亮等一起光臨，談及這個話題，舉出不少例證。
其中一，即蘇轼，一出蜀則雄霸天下，以緻四海之内的士子，開口不談蘇而覺氣索。
其中二，即司馬相如，當他在西京時何其了得，長門一怨而天下知，後妃們都給他送紅包，求其詞賦，文彩之飛揚，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
一旦回到成都那條街上，與卓文君合開一家小鋪子，整日坐在燙酒的炭爐旁，欣賞太太的美麗，從此也就了了而已。
出蜀效應，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許不無道理。
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還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蘇洵也許意識到，也許并非完全自覺地，隻有走出盆地，方能顯現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尋找到認識并重視他們才華的大師，至死也是坐井觀天罷了。
于是，至和、嘉祐年間，領着他的兩個兒子，蘇轼、蘇轍，離開家鄉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了北宋的京師汴梁應試。
三蘇的名聲，立刻被當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注意到了。
“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
”由于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的推薦，而且上達天聽，連宋仁宗都認為朝廷得人。
于是，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轟動效應”。
開封城裡，立刻掀起了一陣三蘇旋風。
一時間，文人為文，都模仿他們的風格。
“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
”這是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的梅堯臣，所寫的《送曾子固蘇轼》詩。
三蘇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這位老詩人興奮不已。
然而，他筆下所寫的“光輝”，正是由于歐陽修大力提攜，推薦，遊說，鼓吹，蘇洵與其兩子轼、轍，才得以大展抱負，否則，也不是沒有可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曆史上那種“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懷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屢屢發生過嘛！所以，發現真正有才華的人，并使其充分發揮能量，也就是所謂的慧眼識人，這才是大師的“師”，應該盡到的責任。
所以，大師的偉大，除了偉大在自身的文學成就上，還偉大在知人，識人，發現人，培養人的堪為人師的這一點。
公元十一世紀中，歐陽修是位公推的文壇領袖，那時候沒有什麼選舉之類，也用不着拉票，也無須乎搞種種小動作。
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師輩的作家，更講究靠作品說話，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學以外。
而時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壇者，組織吹捧呀，花錢買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結果如何呢？不過是《伊索寓言》所嘲諷的那隻狐狸，盡管披了一張獅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
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個字，都鍍上14K金，該狗屎還是狗屎。
歐陽修被“天下翕然師尊之”的崇敬，是因為他“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疊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
最後一句，若譯成現代語言，歐陽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創作實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為大師，憑真貨色，真本事，真學問，真文章，才在文壇上産生一呼百應的凝聚力。
歐陽修也不是無原則地支持一切，而是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主張，和他一以貫之的做人風格。
“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号‘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畢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 歐陽修作為大師的第一成績：糾偏當時文學積弊，創造一代新的文風。
《宋史》認為他的功績可與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
”作為大師的第二成績：是他發現了一大批如蘇東坡這樣的文學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