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經滄海難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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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打小女子陪着老人家玩,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
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歲高齡。
而元稹,始終懷抱東山再起之心,始終冀圖重獲聖眷之想,心急如焚,輾轉反側。
最後,終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樣的不歸之路。
因求長生,求雄壯,服藥不慎,飲丹中毒。
于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間,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歲。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隻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場渾水裡,想要保持清純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這種鬼話,說給誰聽,也不會相信的。
其實,要想了解文人,還是從他的作品下手為宜。
雖然“文如其人”這句話,并不百試百驗。
但無論如何,“文為心聲”,總會有蛛絲馬迹,可以稍知秘辛,總會在字裡行間,微露堂奧底裡。
而元稹這篇《莺莺傳》,應該是進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門徑。
再沒有比這篇美文,更能表現元稹做人與作文的強烈反差了。
這篇叙述張生和崔莺莺的戀愛故事,為唐人傳奇中的名篇。
經唐末、五代的戰亂,一度湮沒無聞,不見著錄。
直到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官修《太平廣記》時,才從民間搜尋出來,編入這套類書之中,得以重見天日。
後來,經北宋蘇轼、秦觀、毛滂、趙令畤等文人的推介傳播,大為人知;後來,又經金章宗時董解元,改編為《西廂記諸宮調》的□彈詞;再後來,更經元成宗時的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敷陳為雜劇搬演出來,《西廂記》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
由《莺莺傳》而《西廂記》,最大的改變,是在結局的處理上。
中國戲劇,特别要考慮到的是觀衆的欣賞習慣,你要讓他買你的票,坐下來看你的戲,有一條最為重要,那就是結局必須大團圓。
也許因為五千年來的多災多難,中國人常常不得團圓的緣故,便非常在意這個團圓。
現實世界裡有太多的不團圓,至少你在戲裡,給我一個精神上的大團圓。
戲曲大師王實甫深谙此理,便在戲的第五折結尾處,打出“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旗号,然後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傳》中,元稹毫不顧及中國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歡喜,偏要此恨綿綿,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創造,确确實實是他個人的自身經曆,是發生在公元800年(貞元十六年)以他為主角的一次愛情悲劇。
依今天的觀點,這本應是最情投意合的愛情,最美滿匹配的婚姻,卻活生生被這位詩人以無情而又殘酷的手段毀滅了。
他的市儈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實用主義,他的勢利取向,導緻了這場得到了她,又抛棄了她的悲劇。
這種始亂之,終棄之的故事,這種女人癡情,男人負心的故事,這種喜新厭舊,見異思遷的故事,這種天譴人責,另覓新歡的故事,長期以來,是章回小說和戲曲文本的母題,也是一個永遠有話好說,有戲好唱,有淚水可賺,有票房價值的創作源泉。
于是,《莺莺傳》從此成為這種類型故事的标準範本。
其大緻梗概,無非是:一、邂逅驚豔,一見鐘情;二、詩柬傳話,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會西廂;四、海誓山盟,私訂終身;五、長亭話别,靜候佳音。
後來通行本《西廂記》改進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個大團圓的尾巴。
而在《莺莺傳》中,那個負心的張生,卻是卷鋪蓋一走了之。
對那個為情人奉獻了全部的愛,然後又被情人抛棄的美麗少女來說,西風落葉,長安道遠,“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隻有徹底的絕望和無可奈何的殘生。
他筆下的她,面臨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預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複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線希望,“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
則殁身之誓,其有終矣!”這是個既聰慧又多情天真的少女。
我們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這個最後被抛棄的“顔色豔異,光輝動人”,“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的弱者身上。
愛上一個女人,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個更值得娶進門的,娶了以後會獲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馬上改弦更張,背棄承諾,不作任何交待,不作任何善後,就跟她分手。
這是他在這篇《莺莺傳》中,應該寫,卻沒有寫,或不敢寫出來的卑污。
事實上,是他來到都城準備會試期間,攀上京兆尹韋夏卿的高門,還不過是覺察到有可能成為這位長安市長,後來又為洛陽市長家的乘龍快婿時,馬上,他那“見事風生”的性格,果斷地,毫不猶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諸腦後,一刀兩斷。
這種背情,這種負義,這種不能原諒的行徑,他大概覺得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所以,有意忽略掉,免得被人譴責。
這就是大詩人元稹在自叙體傳奇文學《莺莺傳》中所描畫出來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這位詩人,一定要将自己這場愛情悲劇,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詳盡地講述出來,用意何在? 在這篇傳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責之意、負疚之感,既沒有《複活》裡面那位聶赫柳道夫伯爵的忏悔,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裡
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歲高齡。
而元稹,始終懷抱東山再起之心,始終冀圖重獲聖眷之想,心急如焚,輾轉反側。
最後,終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樣的不歸之路。
因求長生,求雄壯,服藥不慎,飲丹中毒。
于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間,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歲。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隻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場渾水裡,想要保持清純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這種鬼話,說給誰聽,也不會相信的。
其實,要想了解文人,還是從他的作品下手為宜。
雖然“文如其人”這句話,并不百試百驗。
但無論如何,“文為心聲”,總會有蛛絲馬迹,可以稍知秘辛,總會在字裡行間,微露堂奧底裡。
而元稹這篇《莺莺傳》,應該是進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門徑。
再沒有比這篇美文,更能表現元稹做人與作文的強烈反差了。
這篇叙述張生和崔莺莺的戀愛故事,為唐人傳奇中的名篇。
經唐末、五代的戰亂,一度湮沒無聞,不見著錄。
直到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官修《太平廣記》時,才從民間搜尋出來,編入這套類書之中,得以重見天日。
後來,經北宋蘇轼、秦觀、毛滂、趙令畤等文人的推介傳播,大為人知;後來,又經金章宗時董解元,改編為《西廂記諸宮調》的□彈詞;再後來,更經元成宗時的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敷陳為雜劇搬演出來,《西廂記》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
由《莺莺傳》而《西廂記》,最大的改變,是在結局的處理上。
中國戲劇,特别要考慮到的是觀衆的欣賞習慣,你要讓他買你的票,坐下來看你的戲,有一條最為重要,那就是結局必須大團圓。
也許因為五千年來的多災多難,中國人常常不得團圓的緣故,便非常在意這個團圓。
現實世界裡有太多的不團圓,至少你在戲裡,給我一個精神上的大團圓。
戲曲大師王實甫深谙此理,便在戲的第五折結尾處,打出“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旗号,然後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傳》中,元稹毫不顧及中國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歡喜,偏要此恨綿綿,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創造,确确實實是他個人的自身經曆,是發生在公元800年(貞元十六年)以他為主角的一次愛情悲劇。
依今天的觀點,這本應是最情投意合的愛情,最美滿匹配的婚姻,卻活生生被這位詩人以無情而又殘酷的手段毀滅了。
他的市儈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實用主義,他的勢利取向,導緻了這場得到了她,又抛棄了她的悲劇。
這種始亂之,終棄之的故事,這種女人癡情,男人負心的故事,這種喜新厭舊,見異思遷的故事,這種天譴人責,另覓新歡的故事,長期以來,是章回小說和戲曲文本的母題,也是一個永遠有話好說,有戲好唱,有淚水可賺,有票房價值的創作源泉。
于是,《莺莺傳》從此成為這種類型故事的标準範本。
其大緻梗概,無非是:一、邂逅驚豔,一見鐘情;二、詩柬傳話,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會西廂;四、海誓山盟,私訂終身;五、長亭話别,靜候佳音。
後來通行本《西廂記》改進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個大團圓的尾巴。
而在《莺莺傳》中,那個負心的張生,卻是卷鋪蓋一走了之。
對那個為情人奉獻了全部的愛,然後又被情人抛棄的美麗少女來說,西風落葉,長安道遠,“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隻有徹底的絕望和無可奈何的殘生。
他筆下的她,面臨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預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複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線希望,“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
則殁身之誓,其有終矣!”這是個既聰慧又多情天真的少女。
我們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這個最後被抛棄的“顔色豔異,光輝動人”,“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的弱者身上。
愛上一個女人,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個更值得娶進門的,娶了以後會獲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馬上改弦更張,背棄承諾,不作任何交待,不作任何善後,就跟她分手。
這是他在這篇《莺莺傳》中,應該寫,卻沒有寫,或不敢寫出來的卑污。
事實上,是他來到都城準備會試期間,攀上京兆尹韋夏卿的高門,還不過是覺察到有可能成為這位長安市長,後來又為洛陽市長家的乘龍快婿時,馬上,他那“見事風生”的性格,果斷地,毫不猶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諸腦後,一刀兩斷。
這種背情,這種負義,這種不能原諒的行徑,他大概覺得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所以,有意忽略掉,免得被人譴責。
這就是大詩人元稹在自叙體傳奇文學《莺莺傳》中所描畫出來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這位詩人,一定要将自己這場愛情悲劇,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詳盡地講述出來,用意何在? 在這篇傳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責之意、負疚之感,既沒有《複活》裡面那位聶赫柳道夫伯爵的忏悔,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