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升沉不過一秋風——我很贊賞這種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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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贊賞這警句，因為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
對文人而言，說豁達，容易，做到豁達，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則更不容易。
中國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實在名和位上，并不都是那麼想得開的。
尤其在封建社會科舉取仕的年代，那個“學而優則仕”的“仕”字，可把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
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工人以工為主，學生以學為主，那麼，文人也應該以文為主才是。
但舊時文人常常不在為主的方面下力氣，卻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計較，那一份奔走營逐，其貪婪，其戀棧，其巴結，其鑽營，真是很不怕斯文掃地的。
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撓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齒，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紅我灰，如喪考妣，便是文壇的風景線。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是能夠悟到“升沉不過是一秋風”，有這一份豁達，大概也就覺得沒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開心了。
于是，我想起明代複古派“後七子”中的謝榛（1495—1575），與其詩友們升沉秋風的故事。
雖然那是發生在明代後葉的事情，相距遙遠，但昨日之儒林，與今天的文壇，其基本狀态，應該說大體上是差不多的。
說到“後七子”，查文學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和徐中行等一個團契性質的詩人組合。
據陳登原《國史舊聞》：“明人詩社，所以較前世更為發達，一，有巨子為之室主；二，富貴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輩起更多。
”看來，當時這種文學社團很盛行的，甚至還搞大獎賽什麼的。
據《明史》：“詩勝者辄有厚贈，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豪于詩，自号醉樵。
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镒。
” 金餅有多重，不得而知，但三斤白銀，價值不菲，手筆也夠大的。
那些得不着的詩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塊了。
上述“後七子”的詩社，最早發起者，卻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
“伯承未第時，詩名籍甚齊魯間，先于李于鱗（即李攀龍），通籍後，結詩社于長安，元美（王世貞）實扳附之，又為介元美于于鱗。
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實為若敖蚡冒。
其後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
伯承晚歲，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齧齒，不歡而罷。
”（《列朝詩選》） 這位詩社首創元老，也是最早被踢出局的，升和沉，也來得太快了點。
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風，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諒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夠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進入文壇，靠誰？一掉屁股，将這位引薦者一腳蹬了，未免過于薄情。
就如同當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時見編輯，點頭哈腰，隻敢在椅子上坐半隻屁股；成名以後再見這位編輯，頤指氣使，眼睛立刻就長到腦門子上去了一樣，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這位被人家無情抛棄的李詩人，也太想不開。
老到一把年紀，還耿耿于懷，也太小肚雞腸，心胸狹隘了。
至于嘛，不帶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響吃飯拉屎；再說，他們玩他們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樂。
至于一提往事，金剛怒目，血壓上升嗎？所以，無論李攀龍、王世貞，無論李伯承，都有不夠豁達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壇就有多大，不一定非紮堆，非聚義，非歃血為盟，拉這個打那個的。
“升沉不過一秋風”，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這詩社又一次面臨改組，接着，就該謝榛被那哥兒倆從詩社裡“開”了。
誰紅誰紫，誰灰誰黑，誰上誰下，誰來誰去，正是這種無聊而又無趣的文人自戕，構成文壇的熱鬧話題。
說到謝榛，我認為，他是一個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達又不甚豁達的詩人。
一般講，豁達，就能快活，不豁達，也就不能快活。
因為，他有兩個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達的遺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點，“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點，“以布衣結牛耳”（《列朝詩選》）。
這樣，形象上的差一點和學曆上的差一點，他也就無法徹底的豁達和完全的快活起來。
我對明詩所知甚少，但在“後七子”中，王世貞外，就比較欣賞他了。
因為他的文學觀點比李攀龍等其他人，來得寬泛些；凡在文學觀點上，持“套中人”的緊閉自鎖政策，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還不許别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
謝榛的詩，稍有生氣，就因為他能夠容忍異己，不那麼一條道走到黑。
固然，他也複古，這是前、後七子一以貫之的主張，但他不像李攀龍那樣絕對，“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貞那樣設限，“大曆以後書勿讀”，謝榛要放得開些，他明白，文學是不能太過拘束的，一定要這樣，而不要那樣，必這樣不可，而那樣則不可，對于文學的發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兩大弱點，使他尴尬。
“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鏡遮掩；不過，嘉靖朝，北京城裡有驗光配鏡之店肆嗎？我懷疑。
因此，他隻能倚仗自己的詩名，
對文人而言，說豁達，容易，做到豁達，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則更不容易。
中國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實在名和位上，并不都是那麼想得開的。
尤其在封建社會科舉取仕的年代，那個“學而優則仕”的“仕”字，可把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
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工人以工為主，學生以學為主，那麼，文人也應該以文為主才是。
但舊時文人常常不在為主的方面下力氣，卻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計較，那一份奔走營逐，其貪婪，其戀棧，其巴結，其鑽營，真是很不怕斯文掃地的。
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撓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齒，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紅我灰，如喪考妣，便是文壇的風景線。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是能夠悟到“升沉不過是一秋風”，有這一份豁達，大概也就覺得沒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開心了。
于是，我想起明代複古派“後七子”中的謝榛（1495—1575），與其詩友們升沉秋風的故事。
雖然那是發生在明代後葉的事情，相距遙遠，但昨日之儒林，與今天的文壇，其基本狀态，應該說大體上是差不多的。
說到“後七子”，查文學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和徐中行等一個團契性質的詩人組合。
據陳登原《國史舊聞》：“明人詩社，所以較前世更為發達，一，有巨子為之室主；二，富貴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輩起更多。
”看來，當時這種文學社團很盛行的，甚至還搞大獎賽什麼的。
據《明史》：“詩勝者辄有厚贈，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豪于詩，自号醉樵。
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镒。
” 金餅有多重，不得而知，但三斤白銀，價值不菲，手筆也夠大的。
那些得不着的詩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塊了。
上述“後七子”的詩社，最早發起者，卻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
“伯承未第時，詩名籍甚齊魯間，先于李于鱗（即李攀龍），通籍後，結詩社于長安，元美（王世貞）實扳附之，又為介元美于于鱗。
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實為若敖蚡冒。
其後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
伯承晚歲，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齧齒，不歡而罷。
”（《列朝詩選》） 這位詩社首創元老，也是最早被踢出局的，升和沉，也來得太快了點。
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風，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諒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夠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進入文壇，靠誰？一掉屁股，将這位引薦者一腳蹬了，未免過于薄情。
就如同當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時見編輯，點頭哈腰，隻敢在椅子上坐半隻屁股；成名以後再見這位編輯，頤指氣使，眼睛立刻就長到腦門子上去了一樣，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這位被人家無情抛棄的李詩人，也太想不開。
老到一把年紀，還耿耿于懷，也太小肚雞腸，心胸狹隘了。
至于嘛，不帶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響吃飯拉屎；再說，他們玩他們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樂。
至于一提往事，金剛怒目，血壓上升嗎？所以，無論李攀龍、王世貞，無論李伯承，都有不夠豁達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壇就有多大，不一定非紮堆，非聚義，非歃血為盟，拉這個打那個的。
“升沉不過一秋風”，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這詩社又一次面臨改組，接着，就該謝榛被那哥兒倆從詩社裡“開”了。
誰紅誰紫，誰灰誰黑，誰上誰下，誰來誰去，正是這種無聊而又無趣的文人自戕，構成文壇的熱鬧話題。
說到謝榛，我認為，他是一個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達又不甚豁達的詩人。
一般講，豁達，就能快活，不豁達，也就不能快活。
因為，他有兩個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達的遺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點，“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點，“以布衣結牛耳”（《列朝詩選》）。
這樣，形象上的差一點和學曆上的差一點，他也就無法徹底的豁達和完全的快活起來。
我對明詩所知甚少，但在“後七子”中，王世貞外，就比較欣賞他了。
因為他的文學觀點比李攀龍等其他人，來得寬泛些；凡在文學觀點上，持“套中人”的緊閉自鎖政策，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還不許别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
謝榛的詩，稍有生氣，就因為他能夠容忍異己，不那麼一條道走到黑。
固然，他也複古，這是前、後七子一以貫之的主張，但他不像李攀龍那樣絕對，“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貞那樣設限，“大曆以後書勿讀”，謝榛要放得開些，他明白，文學是不能太過拘束的，一定要這樣，而不要那樣，必這樣不可，而那樣則不可，對于文學的發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兩大弱點，使他尴尬。
“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鏡遮掩；不過，嘉靖朝，北京城裡有驗光配鏡之店肆嗎？我懷疑。
因此，他隻能倚仗自己的詩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