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大雅村言 第一章 皇帝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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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形勢，在文學觀點上，也必須和皇上保持高度一緻的。
這位老先生由于聖眷恩渥，衆望所歸，在文壇上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群倫的人物，于是多少有點忘乎所以，因此使老作家栽了個大跟頭。
他編了一部《國朝詩别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為在這部書裡，沈德潛居然選了錢謙益的詩，乾隆說：“那是個明朝隆臣，怎麼能放在一書的最前面呢？而且還選了錢名世的詩，那就更荒唐了，那是皇考雍正定性的‘名教罪人’呀！”老了老了，自以為不逾不惑，其實卻是感覺錯位的老糊塗，碰了這一鼻子灰，惶恐萬分。
不過還算走運，乾隆高擡貴手，放了他一馬。
但沒有想到，他死後不久，“四十三年，東台縣民讦舉人徐述夔《一柱樓集》有悖逆語，上覽集前有德潛所為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為法，上不怿，下大學士九卿議，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谥仆其墓碑。
”（《清史稿》）死了，惱了皇上，也不饒的。
如果沈德潛編選這部集子，把乾隆的詩選上大半本，而且放在開卷部分，也許這份檢舉揭發材料裡，有他的名字，也會從寬發落，不會把老先生的墓碑也給鏟平的了。
所以，禦用文人活着時，要察言觀色，小心侍候，死後，還得戰戰兢兢，惶恐九泉，因為不知什麼時候，龍顔大怒，就要鞭屍戮骨的。
總的來說，禦用文人在封建社會裡，盡管吃香喝辣，但充其量隻是起個陪襯點綴，歌舞升平的作用。
賞一個官當當，領一份幹饷，放一任學差，到外省去撈一票，就算皇恩浩蕩了。
也就如此，前面提到的宋濂、沈德潛，明清兩代最頂呱呱的禦用文人了，又如何呢？太史公司馬遷早看透了，文化人，皇帝的玩物，飯桌上一碟開胃小菜而已。
想吃，夾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邊；不高興，扔進了泔水桶當垃圾處理，不怎麼當回事的。
他在《報任安書》裡這樣評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蔔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 盡管中國的皇帝，喜歡搞一種文字獄的遊戲，動不動把作家的腦袋砍下來，對作家應該是頗不感興趣才對。
但也許我們中國終究是文化古國的緣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擠進作家隊伍者，倒也不在少數，這真是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
一方面整作家，殺作家，收拾作家不遺餘力；一方面在皇冠外，再弄一頂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頭上。
因此極少有以文盲自诩的統治者，當然也不是沒有。
前面提到的漢高祖，一開始很以“馬上公”為傲的，後來，叔孫通給他演習禮儀，他也體會到皇帝的威嚴，從此尊儒。
随後，這位亭長衣錦還鄉，不也寫開詩了嘛！一當上皇帝，好像才氣也跟着蓬勃，藝術細胞也來得豐富了。
他的詩《大風歌》也許會被禦用評論家喝彩，把他劃入豪放派詩人一族中去。
如果當時成立漢朝作家協會的話，那麼第一号會員證，則非他莫屬了。
曹操也是一個殺過作家的統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殺掉的，楊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不能逃脫一份死罪，連受刑時不屈服的神态，曹操都恨之入骨。
那位新銳作家祢衡雖不是他殺的，但也因為得罪了他而送給别人去砍了頭。
但他自己卻是曆代皇帝中最稱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要遠遠高于他所殺掉的幾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來得家喻戶曉。
但他終究還是有些詩人氣質，譬如花錢把女詩人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譬如詩人王粲勸劉琮降操有功，褒賞有加；譬如詩人陳琳為袁紹讨操寫過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殺頭，還給了一個書記官當。
所以，他這些對待作家的嚴厲或寬容的舉止，隻是個人行為。
而明清兩代以文化人為殘害目标的文字獄，則純屬徹頭徹尾的暴政了。
這些最愛搞文字獄的皇帝，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極無文化者，如小和尚兼無賴出身的朱元璋；一種是極有文化的，如一生寫詩，總量超過《全唐詩》總和的乾隆。
這好像也是個規律，若是個無文化的皇帝，對于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種先天的排斥拒絕心理。
若曾是個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有對文化和文化人的瘋狂報複情結作祟。
若是個有文化的皇帝，也會産生一種對于文化和文化人的曆史疑慮。
這就是曹操的兒子曹丕，中國第一位皇帝文學理論家，給後來做皇帝的人提醒的了。
他在《典論》裡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他這麼一說，一個做皇帝的，還不知道該怎麼樣對待作家嗎？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裡，作家的命運如何，禦用也罷，非禦用也罷，大緻是可想而知的了。
這位老先生由于聖眷恩渥，衆望所歸，在文壇上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群倫的人物，于是多少有點忘乎所以，因此使老作家栽了個大跟頭。
他編了一部《國朝詩别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為在這部書裡，沈德潛居然選了錢謙益的詩，乾隆說：“那是個明朝隆臣，怎麼能放在一書的最前面呢？而且還選了錢名世的詩，那就更荒唐了，那是皇考雍正定性的‘名教罪人’呀！”老了老了，自以為不逾不惑，其實卻是感覺錯位的老糊塗，碰了這一鼻子灰，惶恐萬分。
不過還算走運，乾隆高擡貴手，放了他一馬。
但沒有想到，他死後不久，“四十三年，東台縣民讦舉人徐述夔《一柱樓集》有悖逆語，上覽集前有德潛所為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為法，上不怿，下大學士九卿議，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谥仆其墓碑。
”（《清史稿》）死了，惱了皇上，也不饒的。
如果沈德潛編選這部集子，把乾隆的詩選上大半本，而且放在開卷部分，也許這份檢舉揭發材料裡，有他的名字，也會從寬發落，不會把老先生的墓碑也給鏟平的了。
所以，禦用文人活着時，要察言觀色，小心侍候，死後，還得戰戰兢兢，惶恐九泉，因為不知什麼時候，龍顔大怒，就要鞭屍戮骨的。
總的來說，禦用文人在封建社會裡，盡管吃香喝辣，但充其量隻是起個陪襯點綴，歌舞升平的作用。
賞一個官當當，領一份幹饷，放一任學差，到外省去撈一票，就算皇恩浩蕩了。
也就如此，前面提到的宋濂、沈德潛，明清兩代最頂呱呱的禦用文人了，又如何呢？太史公司馬遷早看透了，文化人，皇帝的玩物，飯桌上一碟開胃小菜而已。
想吃，夾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邊；不高興，扔進了泔水桶當垃圾處理，不怎麼當回事的。
他在《報任安書》裡這樣評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蔔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 盡管中國的皇帝，喜歡搞一種文字獄的遊戲，動不動把作家的腦袋砍下來，對作家應該是頗不感興趣才對。
但也許我們中國終究是文化古國的緣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擠進作家隊伍者，倒也不在少數，這真是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
一方面整作家，殺作家，收拾作家不遺餘力；一方面在皇冠外，再弄一頂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頭上。
因此極少有以文盲自诩的統治者，當然也不是沒有。
前面提到的漢高祖，一開始很以“馬上公”為傲的，後來，叔孫通給他演習禮儀，他也體會到皇帝的威嚴，從此尊儒。
随後，這位亭長衣錦還鄉，不也寫開詩了嘛！一當上皇帝，好像才氣也跟着蓬勃，藝術細胞也來得豐富了。
他的詩《大風歌》也許會被禦用評論家喝彩，把他劃入豪放派詩人一族中去。
如果當時成立漢朝作家協會的話，那麼第一号會員證，則非他莫屬了。
曹操也是一個殺過作家的統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殺掉的，楊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不能逃脫一份死罪，連受刑時不屈服的神态，曹操都恨之入骨。
那位新銳作家祢衡雖不是他殺的，但也因為得罪了他而送給别人去砍了頭。
但他自己卻是曆代皇帝中最稱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要遠遠高于他所殺掉的幾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來得家喻戶曉。
但他終究還是有些詩人氣質，譬如花錢把女詩人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譬如詩人王粲勸劉琮降操有功，褒賞有加；譬如詩人陳琳為袁紹讨操寫過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殺頭，還給了一個書記官當。
所以，他這些對待作家的嚴厲或寬容的舉止，隻是個人行為。
而明清兩代以文化人為殘害目标的文字獄，則純屬徹頭徹尾的暴政了。
這些最愛搞文字獄的皇帝，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極無文化者，如小和尚兼無賴出身的朱元璋；一種是極有文化的，如一生寫詩，總量超過《全唐詩》總和的乾隆。
這好像也是個規律，若是個無文化的皇帝，對于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種先天的排斥拒絕心理。
若曾是個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有對文化和文化人的瘋狂報複情結作祟。
若是個有文化的皇帝，也會産生一種對于文化和文化人的曆史疑慮。
這就是曹操的兒子曹丕，中國第一位皇帝文學理論家，給後來做皇帝的人提醒的了。
他在《典論》裡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他這麼一說，一個做皇帝的，還不知道該怎麼樣對待作家嗎？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裡，作家的命運如何，禦用也罷，非禦用也罷，大緻是可想而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