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儀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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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就欠缺了。
作為禦用文學，講究的就是這一套，隻要好看，不怕浮淺，隻要好聽，不怕肉麻，隻要主子滿意，哪怕狂拍馬屁。
做到這三點，他也就算得上是克盡厥職了。
因此，太宗、高宗兩朝，上官儀一直為禦用文人的首席寫手，成就最大，聲望最隆。
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私宴未嘗不預。
高宗即位，為秘書少監，進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
《全唐詩》 在朝廷裡，在宮阙中，在帝王左右，才叫禦用文人。
同為禦用，也是有流品不一，爵祿不同，高下區别，親疏差異的。
這其中：一等的，出理論，出思想，稱為國士；二等的，出主意，出韬略，稱為謀士；三等的，出筆墨，出文章，稱為學士。
上官儀介乎二等、三等之間，與李白、王維純粹哄皇上開心，完全為幫閑的文人，稍有不同，層次稍高一籌。
在中國文學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禦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絕大多數，連紫禁城的大門都進不去，更甭說想出現在帝王的視野範圍之中了。
這些亂拍馬屁，亂捧臭腳，亂表忠心，亂唱贊歌，亂喊“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者，隻是一心想被禦用罷了。
為什麼在中國，會有這麼多的文人，自覺排隊，自動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獻媚，冀求擠進禦用行列之中呢？ 道理很簡單，凡在朝，有官可當，有車可坐，有賞可得，有福可享，什麼都有；凡在野，無職無權，無車無房，無錢無勢，無門無路，什麼都無。
所以，他們不得不拼命巴結，拼命表現，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員，拼命貼緊官方，心癢難禁，做青雲直上之夢，眼紅不已，作一步登天之想。
說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來電話，小車開到門外，一張大紅請柬，恭請閣下進宮。
金殿賜坐，引為上賓，成為經筵的侍講，成為禦用的筆杆子；金榜留名，寵幸有加，成為穿黃馬褂的作家，成為戴紗帽翅的詩人。
從此，引導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壇，領袖群倫；從此，熒屏露臉，媒體曝光，記者包圍，網絡追蹤；從此，大衆情人，風流倜傥，美女如雲，追捧對象；從此，官方色彩，身價騰貴，帝王知己，無比榮光。
這就是可愛又可恨、可憐又可嫌的中國文人，埋藏在心底裡一個永遠的夢！ 民國初年，在北京的胡适之先生，就有過這樣一次意想不到的夢境實現。
一天，他當真接到愛新覺羅·溥儀的一通電話， “你是胡博士嗎？” “Yes！” “你知道我是誰嗎？” “Idon’tknow！” 等到終于弄清楚電話對面是遜帝時，胡适也按捺不住亢奮之情。
無論如何，他曾是清王朝拖過辮子的臣民呀！雖然那是一位末代皇帝，約他進紫禁城一晤，豈有敬謝不敏之說。
他不但去了，事後還相當張揚了一番。
這也是人之常情，終究不是北新橋的駱駝祥子，或者三河縣的老媽子約他會面。
從魯迅先生調侃他的文章裡讀到，好像有人問過，你見到遜帝，是不是跪下來磕頭呢？好像還有人問過，你見到遜帝，是不是向他宣講杜威主義呢？他笑而不答。
這種無聲勝似有言的表情，顯然這次遜帝的召見，有點喜出望外，使他那中國文人的禦用情結，得到了大滿足。
盡管胡适先生如今已被追捧為當代聖人，與日月同光，與星辰同輝，差點要在孔廟裡配享了。
那時，他也難能免俗。
可以想象，當他從東華門裡走出來時，悻悻然的得意之色，恐怕也是掩不住那一臉賈桂相的。
要不然，他後來也不會跟蔣介石走得那麼近的。
中國文人，努力削尖腦袋盼着被禦用，然而，在嘴上卻絕對諱言禦用。
所有已被禦用的，未被禦用的，想被禦用的，都做出一副蔑視禦用的清高神氣來。
這種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假撇清的表演，胡适先生拜見末帝，便是一則絕妙的小品題材。
唐代的上官儀，似乎不那麼裝假清高。
因為在他那個時代，禦用文人的名聲，還未頂風臭四十裡。
從他的詩作題目看，如《奉和過舊宅應制》《早春桂林殿應诏》《奉和秋日即目應制》《詠雪應诏》，頗以此為榮焉！好像這種被禦用的情結，後來成為他們上官家的遺傳基因，他的孫女上官婉兒也成了操這一行業的内廷寫手。
肯定為草拟這封冊立武氏為後的诏書，李治把上官儀找來。
“愛卿是先帝的筆杆子，也是朕的筆杆子，這份诏書就拜托閣下了！”禦用文人之高明，就在于他是皇帝肚子裡的蛔蟲，你不用張嘴，他就能領會精神；你不用點明，他就能體貼上意；你不用吩咐他如何寫，怎樣寫，他就明白他該說什麼，該寫什麼。
上官儀的腦袋，立刻進入構思狀态。
第一，你不能否定過去她是太宗的女人這段史實，又不能改變如今她是高宗的女人的這個存在；第二，既然事實不能回避，要怎樣才能以正視聽，既然曆史不可改寫，那麼該如何喬裝打扮呢？這份诏書真是好難寫。
上官儀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大筆一揮，一字千金，把那個廢物皇帝看傻了： 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内，恒自饬躬，嫔嫱
作為禦用文學，講究的就是這一套，隻要好看，不怕浮淺，隻要好聽，不怕肉麻，隻要主子滿意，哪怕狂拍馬屁。
做到這三點，他也就算得上是克盡厥職了。
因此，太宗、高宗兩朝，上官儀一直為禦用文人的首席寫手，成就最大，聲望最隆。
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私宴未嘗不預。
高宗即位，為秘書少監，進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
《全唐詩》 在朝廷裡，在宮阙中，在帝王左右，才叫禦用文人。
同為禦用，也是有流品不一，爵祿不同，高下區别，親疏差異的。
這其中：一等的，出理論，出思想，稱為國士；二等的，出主意，出韬略，稱為謀士；三等的，出筆墨，出文章，稱為學士。
上官儀介乎二等、三等之間，與李白、王維純粹哄皇上開心，完全為幫閑的文人，稍有不同，層次稍高一籌。
在中國文學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禦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絕大多數，連紫禁城的大門都進不去，更甭說想出現在帝王的視野範圍之中了。
這些亂拍馬屁，亂捧臭腳，亂表忠心，亂唱贊歌，亂喊“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者，隻是一心想被禦用罷了。
為什麼在中國，會有這麼多的文人，自覺排隊，自動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獻媚，冀求擠進禦用行列之中呢？ 道理很簡單，凡在朝，有官可當，有車可坐，有賞可得，有福可享，什麼都有；凡在野，無職無權，無車無房，無錢無勢，無門無路，什麼都無。
所以，他們不得不拼命巴結，拼命表現，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員，拼命貼緊官方，心癢難禁，做青雲直上之夢，眼紅不已，作一步登天之想。
說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來電話，小車開到門外，一張大紅請柬，恭請閣下進宮。
金殿賜坐，引為上賓，成為經筵的侍講，成為禦用的筆杆子；金榜留名，寵幸有加，成為穿黃馬褂的作家，成為戴紗帽翅的詩人。
從此，引導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壇，領袖群倫；從此，熒屏露臉，媒體曝光，記者包圍，網絡追蹤；從此，大衆情人，風流倜傥，美女如雲，追捧對象；從此，官方色彩，身價騰貴，帝王知己，無比榮光。
這就是可愛又可恨、可憐又可嫌的中國文人，埋藏在心底裡一個永遠的夢！ 民國初年，在北京的胡适之先生，就有過這樣一次意想不到的夢境實現。
一天，他當真接到愛新覺羅·溥儀的一通電話， “你是胡博士嗎？” “Yes！” “你知道我是誰嗎？” “Idon’tknow！” 等到終于弄清楚電話對面是遜帝時，胡适也按捺不住亢奮之情。
無論如何，他曾是清王朝拖過辮子的臣民呀！雖然那是一位末代皇帝，約他進紫禁城一晤，豈有敬謝不敏之說。
他不但去了，事後還相當張揚了一番。
這也是人之常情，終究不是北新橋的駱駝祥子，或者三河縣的老媽子約他會面。
從魯迅先生調侃他的文章裡讀到，好像有人問過，你見到遜帝，是不是跪下來磕頭呢？好像還有人問過，你見到遜帝，是不是向他宣講杜威主義呢？他笑而不答。
這種無聲勝似有言的表情，顯然這次遜帝的召見，有點喜出望外，使他那中國文人的禦用情結，得到了大滿足。
盡管胡适先生如今已被追捧為當代聖人，與日月同光，與星辰同輝，差點要在孔廟裡配享了。
那時，他也難能免俗。
可以想象，當他從東華門裡走出來時，悻悻然的得意之色，恐怕也是掩不住那一臉賈桂相的。
要不然，他後來也不會跟蔣介石走得那麼近的。
中國文人，努力削尖腦袋盼着被禦用，然而，在嘴上卻絕對諱言禦用。
所有已被禦用的，未被禦用的，想被禦用的，都做出一副蔑視禦用的清高神氣來。
這種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假撇清的表演，胡适先生拜見末帝，便是一則絕妙的小品題材。
唐代的上官儀，似乎不那麼裝假清高。
因為在他那個時代，禦用文人的名聲，還未頂風臭四十裡。
從他的詩作題目看，如《奉和過舊宅應制》《早春桂林殿應诏》《奉和秋日即目應制》《詠雪應诏》，頗以此為榮焉！好像這種被禦用的情結，後來成為他們上官家的遺傳基因，他的孫女上官婉兒也成了操這一行業的内廷寫手。
肯定為草拟這封冊立武氏為後的诏書，李治把上官儀找來。
“愛卿是先帝的筆杆子，也是朕的筆杆子，這份诏書就拜托閣下了！”禦用文人之高明，就在于他是皇帝肚子裡的蛔蟲，你不用張嘴，他就能領會精神；你不用點明，他就能體貼上意；你不用吩咐他如何寫，怎樣寫，他就明白他該說什麼，該寫什麼。
上官儀的腦袋，立刻進入構思狀态。
第一，你不能否定過去她是太宗的女人這段史實，又不能改變如今她是高宗的女人的這個存在；第二，既然事實不能回避，要怎樣才能以正視聽，既然曆史不可改寫，那麼該如何喬裝打扮呢？這份诏書真是好難寫。
上官儀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大筆一揮，一字千金，把那個廢物皇帝看傻了： 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内，恒自饬躬，嫔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