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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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一直像毒瘤似的禍害着拉美社會，是拉丁美洲獨有的現象。
“考迪羅主義”的産生是因為拉美一些新生的共和國從封建落後的西班牙殖民帝國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時候，長期缺乏民主和自由。
領導獨立戰争的革命領袖——“考迪羅”們，勝利以後大多數成了本國的獨裁者。
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諸國，教會和軍隊具有龐大的勢力，這兩個宣揚和實行極權主義的組織，構成了維護獨裁統治的兩大支柱。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拉丁美洲的近代獨裁者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使他們區别于早期的獨裁者：一是對外投靠帝國主義，成為國際壟斷資本順從的走狗；二是對内代表大莊園主、大資産階級的利益，實行殘酷的法西斯專政。
這種新的法西斯“考迪羅主義”，在《總統先生》中得到了生動而形象的反映。
西班牙作家巴列·因克蘭的《暴君班德拉斯》曾給阿斯圖裡亞斯寫作這部小說以啟示。
但阿斯圖裡亞斯把獨裁統治下的社會面貌寫得如此細緻、深刻，使他的這部作品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繼《總統先生》之後，以反對寡頭政治為題材的小說、電影和戲劇，在拉美各國都很流行，其中不乏優秀之作，而《總統先生》至今仍在這類作品中保持着突出地位，翻譯成多種文字，并且多次再版。
在《總統先生》中，阿斯圖裡亞斯不僅刻畫了獨夫民賊本人暴戾、冷酷、狡黠、虛僞的魔鬼般的性格，還描述了獨裁者周圍一批幫兇、走狗、支持者的殘忍、奸詐、卑鄙、毒辣的醜惡嘴臉。
作者筆下這幅群魔亂舞的百醜圖，給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作家在義憤填膺地揭發駭人聽聞的虐政、統治階級的腐敗、貪官污吏的橫行和教會的僞善的同時，以極大的同情描寫了人民的貧困和無權以及他們反抗的呼聲。
作者還針砭時弊，譏諷了一些人的自私自利、明哲保身和逆來順受的市儈思想。
作者也花了一定的筆墨，塑造了幾個不同類型的心地善良、剛直不阿的人物，當然，這樣一些代表人類良知和民間道德的星火，遠不能驅散籠罩在獨裁統治下的國土上的陰霾。
值得指出的是，阿斯圖裡亞斯并不想停留在隻限于揭露和批判現實的水平上，而是明确尖銳地提出了受壓迫、受欺淩的人們應該怎麼辦的問題，作者通過一個作為自己化身的人物作了響亮的回答：“我們要設法沖破牢門，出去幹革命！”但可惜他在當時的現實中還看不到能夠真正領導人民革命走向勝利的力量所在，小說中描寫的“革命”夭折了，“幹革命”的信念沒有能夠得到完美的藝術體現。
這既是時代的局限性，也是這位民主主義作家世界觀局限性的反映。
然而，阿斯圖裡亞斯用他獨具匠心的藝術構思把拉丁美洲現實生活中一件司空見慣的政治陷害事件寫成了人民對壓迫者的嚴正控訴，并以别出心裁的筆法揭示了獨裁者的法西斯思想本質和寡頭政治的國内外階級基礎，從而起到了激發人們的革命意志，奮起推翻反動統治的作用，這是《總統先生》作者對人民進步事業的一個貢獻。
在藝術方面，阿斯圖裡亞斯借鑒了超現實主義和印第安神話中某些表現手法，力求揭示拉美人的心靈，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創作風格。
他最早提出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肯定了夢幻與非理性意識描寫的價值，認為夢幻是拉美人感知和理解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書中關于那個在劫難逃的卡拉·德·安赫爾在總統官邸觀看驚心動魄的《托依爾舞》的一段描寫，就是作家這種藝術手法的體現，後來這種手法在他的另一部小說《玉米人》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
在本部小說中，作者還運用了一些電影蒙太奇技巧，這在當時還是一種大膽的創新。
阿斯圖裡亞斯是拉丁美洲新小說的先驅者之一，他在文學創作、文藝思想、藝術上的巨大成就在拉美文壇上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特别是為上世紀60年代“文學爆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譯者我們需要在這裡說明一下，我們在翻譯《總統先生》這部寓意深刻、風格獨特的小說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難，尤其是作者大量運用的口語、俚語、同音詞、拟聲詞、雙關語、繞口令等語言技巧以及諸多古怪的比喻和奇詭的聯想，在中譯文中極難恰當表達。
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們雖然自知水平有限，但出于想早日将這部拉丁美洲的文學名著介紹給我國讀者的願望，勉為其難地做了大膽嘗試，譯文不免有一些理解不深和謬誤之處，常以為憾。
30餘年後的今天傳來喜訊，上海譯文出版社受權将在我國出版發行阿斯圖裡亞斯的主要著作，并拟在我們原譯本的基礎上重新修改出版《總統先生》一書。
為不辜負出版社與廣大讀者的厚望，我們依據危地馬拉F&G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最新版原著，對原譯文做了必要的增删和認真修改，并就疑難之處再次請教了多位拉美專家，力争新版譯文能更上一層樓。
但畢竟囿于譯者中、西文水平，誤解和不妥之處恐仍難免，誠期讀者和同行批評斧正。
譯者 2012年12月于北京
“考迪羅主義”的産生是因為拉美一些新生的共和國從封建落後的西班牙殖民帝國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時候，長期缺乏民主和自由。
領導獨立戰争的革命領袖——“考迪羅”們，勝利以後大多數成了本國的獨裁者。
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諸國，教會和軍隊具有龐大的勢力，這兩個宣揚和實行極權主義的組織，構成了維護獨裁統治的兩大支柱。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拉丁美洲的近代獨裁者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使他們區别于早期的獨裁者：一是對外投靠帝國主義，成為國際壟斷資本順從的走狗；二是對内代表大莊園主、大資産階級的利益，實行殘酷的法西斯專政。
這種新的法西斯“考迪羅主義”，在《總統先生》中得到了生動而形象的反映。
西班牙作家巴列·因克蘭的《暴君班德拉斯》曾給阿斯圖裡亞斯寫作這部小說以啟示。
但阿斯圖裡亞斯把獨裁統治下的社會面貌寫得如此細緻、深刻，使他的這部作品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繼《總統先生》之後，以反對寡頭政治為題材的小說、電影和戲劇，在拉美各國都很流行，其中不乏優秀之作，而《總統先生》至今仍在這類作品中保持着突出地位，翻譯成多種文字，并且多次再版。
在《總統先生》中，阿斯圖裡亞斯不僅刻畫了獨夫民賊本人暴戾、冷酷、狡黠、虛僞的魔鬼般的性格，還描述了獨裁者周圍一批幫兇、走狗、支持者的殘忍、奸詐、卑鄙、毒辣的醜惡嘴臉。
作者筆下這幅群魔亂舞的百醜圖，給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作家在義憤填膺地揭發駭人聽聞的虐政、統治階級的腐敗、貪官污吏的橫行和教會的僞善的同時，以極大的同情描寫了人民的貧困和無權以及他們反抗的呼聲。
作者還針砭時弊，譏諷了一些人的自私自利、明哲保身和逆來順受的市儈思想。
作者也花了一定的筆墨，塑造了幾個不同類型的心地善良、剛直不阿的人物，當然，這樣一些代表人類良知和民間道德的星火，遠不能驅散籠罩在獨裁統治下的國土上的陰霾。
值得指出的是，阿斯圖裡亞斯并不想停留在隻限于揭露和批判現實的水平上，而是明确尖銳地提出了受壓迫、受欺淩的人們應該怎麼辦的問題，作者通過一個作為自己化身的人物作了響亮的回答：“我們要設法沖破牢門，出去幹革命！”但可惜他在當時的現實中還看不到能夠真正領導人民革命走向勝利的力量所在，小說中描寫的“革命”夭折了，“幹革命”的信念沒有能夠得到完美的藝術體現。
這既是時代的局限性，也是這位民主主義作家世界觀局限性的反映。
然而，阿斯圖裡亞斯用他獨具匠心的藝術構思把拉丁美洲現實生活中一件司空見慣的政治陷害事件寫成了人民對壓迫者的嚴正控訴，并以别出心裁的筆法揭示了獨裁者的法西斯思想本質和寡頭政治的國内外階級基礎，從而起到了激發人們的革命意志，奮起推翻反動統治的作用，這是《總統先生》作者對人民進步事業的一個貢獻。
在藝術方面，阿斯圖裡亞斯借鑒了超現實主義和印第安神話中某些表現手法，力求揭示拉美人的心靈，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創作風格。
他最早提出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肯定了夢幻與非理性意識描寫的價值，認為夢幻是拉美人感知和理解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書中關于那個在劫難逃的卡拉·德·安赫爾在總統官邸觀看驚心動魄的《托依爾舞》的一段描寫，就是作家這種藝術手法的體現，後來這種手法在他的另一部小說《玉米人》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
在本部小說中，作者還運用了一些電影蒙太奇技巧，這在當時還是一種大膽的創新。
阿斯圖裡亞斯是拉丁美洲新小說的先驅者之一，他在文學創作、文藝思想、藝術上的巨大成就在拉美文壇上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特别是為上世紀60年代“文學爆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譯者我們需要在這裡說明一下，我們在翻譯《總統先生》這部寓意深刻、風格獨特的小說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難，尤其是作者大量運用的口語、俚語、同音詞、拟聲詞、雙關語、繞口令等語言技巧以及諸多古怪的比喻和奇詭的聯想，在中譯文中極難恰當表達。
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們雖然自知水平有限，但出于想早日将這部拉丁美洲的文學名著介紹給我國讀者的願望，勉為其難地做了大膽嘗試，譯文不免有一些理解不深和謬誤之處，常以為憾。
30餘年後的今天傳來喜訊，上海譯文出版社受權将在我國出版發行阿斯圖裡亞斯的主要著作，并拟在我們原譯本的基礎上重新修改出版《總統先生》一書。
為不辜負出版社與廣大讀者的厚望，我們依據危地馬拉F&G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最新版原著，對原譯文做了必要的增删和認真修改，并就疑難之處再次請教了多位拉美專家，力争新版譯文能更上一層樓。
但畢竟囿于譯者中、西文水平，誤解和不妥之處恐仍難免，誠期讀者和同行批評斧正。
譯者 201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