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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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耳鬓厮磨、相擁人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後，至“大款”這種人物登上曆史舞台之前，在大陸中國幾近絕迹。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裡，聽到一個遙遠的回聲，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裡，肯定沉人過對一個女人的記憶，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個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吳為隻是對他的佯裝不以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戰剛剛結束，國共雙方還處在第二次合作的虛情假愛之中。
一方面，蔣介石想縮編部隊。
抗戰八年，損失慘重，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繼續給養四百萬軍隊，财政上負擔不起，并可以此為由，要求共産黨同時裁軍，以穩定國家财政，同時達到削弱共産黨的目的。
另一方面，蔣介石不想與共産黨和談。
他認為日本投降後，所有用于抗戰的軍隊、裝備，都可以轉向圍剿共産黨，所以極力破壞國共合作，制造口實，以圖消滅共産黨。
共産黨軍隊卻不足一百萬，在如此懸殊的條件下，亟須時間積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成立聯合政府，從而滲入國民黨内部，出的是“和平演變”這張牌。
決定打是後來的事情。
在毛澤東與蔣介石談判裁軍問題之前，中央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全黨能夠統一認識。
林伯渠老在周公館召集大家讨論并分别征求意見，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負的落實需要機遇，沒有機遇，任何偉大的抱負隻能是“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機遇對胡秉宸似乎格外關照。
當時周公館周圍至少有四十多個特務，連汽車都進不去的江邊，還有胡同口小飯館裡的跑堂兒都是特務，專門用來監視周公館的活動。
可是他們從未抓到過胡秉宸。
當然也不好抓，總算國共兩黨合作時期，隻能繼續跟蹤，掌握更多線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網。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麼尾巴都能甩掉。
他在周公館對面租了個小院，院子後面就是山，每每從周公館出來，直進對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後門，進山。
這種辦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說水準不高。
特務們卻始終不知道他是一個比較重要、經驗非常豐富的情報交通。
因為住在周公館外，進去述職也很不容易，談晚了就留下吃飯、過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機會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飯，甚至還和周恩來吃過一次飯。
有一次董老還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進入微醺的最佳狀态。
關于這次對酌，他認為董老也有寂寞的時候。
從“寂寞”的不能消亡，說明徹底丢棄某種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澤東重慶談判時，初始與赫爾利同住歌樂山蔣公館，二人各據半壁江山；如到城裡公辦，則下榻張自忠的桂園。
周公館的人很不放心，認為蔣介石随時可能做個手腳，比如說來個軟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連周公館給毛澤東送點什麼東西，還要通過蔣介石的警衛檢驗。
大家建議毛澤東搬到周公館。
周恩來說：“大家的建議很好，我負責問毛澤東反映。
”毛澤東聽取群衆意見搬進了周公館，住在二樓右手最後一間。
毛澤東人住周公館後，黨内首腦人物雲集，五行相生，陰陽相協。
可人畜兩旺、相安無事的周公館，突然着了兩次火。
可見哪位也壓不過真龍，毛澤東合該是那真龍天子的命。
一次是辦事處招待所的幾間草房燒了起來，辦事處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隻有毛澤東手裡捏着一支香煙在二樓走廊上“勝似閑庭信步”，邊走邊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茅草房燒了正好可以蓋洋樓。
”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點鐘，三樓機要員燒毀密電碼時，沒等火爐完全熄滅就離開，紙灰餘燼又燃燒起來。
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館接受任務，一頭鑽進熊熊烈火，第一個沖上三樓機要處，搶救心肝寶貝機要文件箱……他的頭發、眉毛都燒焦了，所幸臉上沒有留下傷疤。
事後，胡秉宸對着鏡子一面撫摩自己的臉龐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無傷大雅的傷疤。
當他奮起搶救機要文件箱時，并不知道毛澤東在一旁冷眼相看。
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獻身的事業上一往直前，從未懷揣“作秀”的動機。
多年後，人們還記得胡秉宸在煙火中橫沖直撞的樣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澤東卻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唐宗宋祖“略輸文采”，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僅僅一個奮不顧身的胡秉宸，怎能讓毛澤東略作顧盼?——即便幾年之後，這個年輕人為尋找他的兒子幾乎喪命。
但其他領導卻對此留下深刻印象。
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見，該是水到渠成。
那一陣子胡秉宸是歡欣的，覺着終于可以了卻工業救國的夙願，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長也可趁此嶄露頭角，更有中央的政策為依據……一切似乎萬無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談，甚至誇誇其談：“我贊成建立南北朝，我們可以據北大力發展工業，勢力強大之後，自然能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把國民黨吃掉；南方不打自滅，也可避免解放中國一戰的重大犧牲。
“……還可以利用國民黨的技術力量，他們雖然集中力量擴張軍隊，但也注意工業建設，成立了資源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成員是留美學生，很有水平，并且傾向我們。
抗日期間還成立經濟部，日本投降後也由資源委員會接管。
還有一個兵工署，都是德國留學生……如果讓資源委員會搞建設，可能比我們搞得好，因為他們懂行，在技術方面和世界各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信息也比我們快捷，和西方的技術交流就不會斷檔，和聯合國以及西方國家的關系也不會中斷，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隻要我們好好幹，肯定幹得過國民黨。
” 雖然他為那一次談話認真考慮了許久，做了很多準備，然而事後推敲起來，還是相當幼稚，尤其“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之說。
就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情況突變。
面對國民黨發動的全面内戰，共産黨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棄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以及成立聯合政府的計劃。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從依靠對象成為批判對象。
和後來的“反右”鬥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後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并不等于真認為自己有錯。
胡秉宸一生從未認過錯，不管國．事、大事、家事，還是情事……即便暫時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風吹草動也會秋後算賬；即便不能明算，也會私下算個沒完。
所以他一直記得那棟土木結構的小樓，那不也是一種意義上的榮耀?這三兩個教訓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蓋了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
對胡秉宸日後改弦更張如何做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回顧這些經曆，他總是心領神會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來的！ 說難也不難，說易也不易。
倒也有了明銳後的輕薄。
這一笑之後的胡秉宸，與從前就日漸地不同。
雖然胡秉宸常常收斂着自己，并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态，甚至失于矯飾，骨子裡卻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灑，也有傲物的虛浮，難免有失從容和内斂——與一字之差的“收斂”可就失之千裡——像一張努得太強的弓，很容易折斷，傷害着自己也傷害着周邊的人。
誰若侵犯了他的尊嚴，他能六親不認，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個兇多吉少的晚上，領導“大革命”的一位“首長”，把胡秉宸召到了釣魚台。
根據他在“大革命”裡的表現，他知道這個“召見”意味着什麼，心中不免忐忑。
雖然開談之前，“首長”還和他拉了兩句“家常”：“你過去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回答說：“很長一段時間在社會部。
” “首長”似乎沉思片刻，再開口就有些熟絡：“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 誰說他們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曆史?“大革命”的開場小鑼一響，他對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調查，檔案資料說明，由于他的精明強幹，完成過很多艱難的使命，難怪得到周恩來的器重。
所以呼風喚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擔任一項重要工作，沒想到他是如此的不聽招呼，連陽奉陰違都不是，簡直是和他背道而馳。
自延安得勢以來，什麼時候容下過這樣的不從! 胡秉宸聽出話裡的微妙。
在黨裡做了幾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間就是一個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
以他那時對“做”人的領悟，趁勢說些無傷大雅卻不失原則的話，諸如“我水平不高，請老領導多多批評幫助”之類，情況可能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而且這麼說也能沾上一點邊，這位“首長”的确是個老“克格勃”的頭頭。
盡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說，繃着臉，梗着脖子站在那裡，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甚至連頭都沒有點一下。
原因是遠在延安時期，胡秉宸就對這位“首長”有了懷疑，雖然不甚明确。
首先起始于“首長”的講話。
胡秉宸是挑剔的。
從他少年時自己走不好正步，從而讨厭了軍訓課、捉弄軍訓教師，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執。
他覺得這位“首長”說起話來中不中、西不西，還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調自得。
一個革命家，有什麼必要賣弄這些?而一個喜歡賣弄的人，難免不讓人懷疑另有所圖。
一作報告就是托洛茨基，說來說去就是托派主張由日本人來占領中國，很沒意思。
中國的托派不過二十八個半，有什麼值得這樣虛張聲勢、大書特書? 一個人要是老把什麼挂在嘴上，那要麼就是他的心病，要麼就是除了那個其他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本在王明極盛時期追随王明，長駐蘇聯的人，曾幾何時，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歡的佞臣，在共産國際的會議上甚至高呼“王明萬歲!” 胡秉宸親眼看到過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騎着馬兒閑遛。
馬兒踩着細碎的小步，兩人在馬上有說有笑。
他們的歡聲笑語，讓馬兒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躍着逸豫的韻緻。
那是一個星期天，他從駐地鹽店子到延安去買點日用品。
野外沒有他人，騎在馬上的這兩個，在貧瘠的黃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環境中，在對革命生涯磕頭點地的赤誠中，是那樣招搖，那樣帶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讓他不滿地頻頻回頭。
三十年風水輪轉，這位與王明策馬同遊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風伊始，便審時度勢，很快靠了過來，轉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幹将。
那時胡秉宸已遠去重慶，沒能眼見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風”于一九四三年轉入“搶救運動”，近兩萬名千裡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幹部，幾乎全部收審關押，成了特務。
他用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們的機體，維持了他那個中央社會調查部部長的位置。
有人反映此人陰險奸詐、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據說都被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裡，聽到一個遙遠的回聲，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裡，肯定沉人過對一個女人的記憶，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個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吳為隻是對他的佯裝不以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戰剛剛結束，國共雙方還處在第二次合作的虛情假愛之中。
一方面，蔣介石想縮編部隊。
抗戰八年，損失慘重，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繼續給養四百萬軍隊，财政上負擔不起，并可以此為由，要求共産黨同時裁軍，以穩定國家财政，同時達到削弱共産黨的目的。
另一方面，蔣介石不想與共産黨和談。
他認為日本投降後，所有用于抗戰的軍隊、裝備，都可以轉向圍剿共産黨，所以極力破壞國共合作，制造口實，以圖消滅共産黨。
共産黨軍隊卻不足一百萬，在如此懸殊的條件下，亟須時間積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成立聯合政府，從而滲入國民黨内部，出的是“和平演變”這張牌。
決定打是後來的事情。
在毛澤東與蔣介石談判裁軍問題之前，中央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全黨能夠統一認識。
林伯渠老在周公館召集大家讨論并分别征求意見，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負的落實需要機遇，沒有機遇，任何偉大的抱負隻能是“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機遇對胡秉宸似乎格外關照。
當時周公館周圍至少有四十多個特務，連汽車都進不去的江邊，還有胡同口小飯館裡的跑堂兒都是特務，專門用來監視周公館的活動。
可是他們從未抓到過胡秉宸。
當然也不好抓，總算國共兩黨合作時期，隻能繼續跟蹤，掌握更多線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網。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麼尾巴都能甩掉。
他在周公館對面租了個小院，院子後面就是山，每每從周公館出來，直進對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後門，進山。
這種辦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說水準不高。
特務們卻始終不知道他是一個比較重要、經驗非常豐富的情報交通。
因為住在周公館外，進去述職也很不容易，談晚了就留下吃飯、過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機會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飯，甚至還和周恩來吃過一次飯。
有一次董老還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進入微醺的最佳狀态。
關于這次對酌，他認為董老也有寂寞的時候。
從“寂寞”的不能消亡，說明徹底丢棄某種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澤東重慶談判時，初始與赫爾利同住歌樂山蔣公館，二人各據半壁江山；如到城裡公辦，則下榻張自忠的桂園。
周公館的人很不放心，認為蔣介石随時可能做個手腳，比如說來個軟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連周公館給毛澤東送點什麼東西，還要通過蔣介石的警衛檢驗。
大家建議毛澤東搬到周公館。
周恩來說：“大家的建議很好，我負責問毛澤東反映。
”毛澤東聽取群衆意見搬進了周公館，住在二樓右手最後一間。
毛澤東人住周公館後，黨内首腦人物雲集，五行相生，陰陽相協。
可人畜兩旺、相安無事的周公館，突然着了兩次火。
可見哪位也壓不過真龍，毛澤東合該是那真龍天子的命。
一次是辦事處招待所的幾間草房燒了起來，辦事處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隻有毛澤東手裡捏着一支香煙在二樓走廊上“勝似閑庭信步”，邊走邊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茅草房燒了正好可以蓋洋樓。
”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點鐘，三樓機要員燒毀密電碼時，沒等火爐完全熄滅就離開，紙灰餘燼又燃燒起來。
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館接受任務，一頭鑽進熊熊烈火，第一個沖上三樓機要處，搶救心肝寶貝機要文件箱……他的頭發、眉毛都燒焦了，所幸臉上沒有留下傷疤。
事後，胡秉宸對着鏡子一面撫摩自己的臉龐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無傷大雅的傷疤。
當他奮起搶救機要文件箱時，并不知道毛澤東在一旁冷眼相看。
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獻身的事業上一往直前，從未懷揣“作秀”的動機。
多年後，人們還記得胡秉宸在煙火中橫沖直撞的樣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澤東卻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唐宗宋祖“略輸文采”，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僅僅一個奮不顧身的胡秉宸，怎能讓毛澤東略作顧盼?——即便幾年之後，這個年輕人為尋找他的兒子幾乎喪命。
但其他領導卻對此留下深刻印象。
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見，該是水到渠成。
那一陣子胡秉宸是歡欣的，覺着終于可以了卻工業救國的夙願，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長也可趁此嶄露頭角，更有中央的政策為依據……一切似乎萬無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談，甚至誇誇其談：“我贊成建立南北朝，我們可以據北大力發展工業，勢力強大之後，自然能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把國民黨吃掉；南方不打自滅，也可避免解放中國一戰的重大犧牲。
“……還可以利用國民黨的技術力量，他們雖然集中力量擴張軍隊，但也注意工業建設，成立了資源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成員是留美學生，很有水平，并且傾向我們。
抗日期間還成立經濟部，日本投降後也由資源委員會接管。
還有一個兵工署，都是德國留學生……如果讓資源委員會搞建設，可能比我們搞得好，因為他們懂行，在技術方面和世界各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信息也比我們快捷，和西方的技術交流就不會斷檔，和聯合國以及西方國家的關系也不會中斷，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隻要我們好好幹，肯定幹得過國民黨。
” 雖然他為那一次談話認真考慮了許久，做了很多準備，然而事後推敲起來，還是相當幼稚，尤其“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之說。
就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情況突變。
面對國民黨發動的全面内戰，共産黨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棄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以及成立聯合政府的計劃。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從依靠對象成為批判對象。
和後來的“反右”鬥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後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并不等于真認為自己有錯。
胡秉宸一生從未認過錯，不管國．事、大事、家事，還是情事……即便暫時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風吹草動也會秋後算賬；即便不能明算，也會私下算個沒完。
所以他一直記得那棟土木結構的小樓，那不也是一種意義上的榮耀?這三兩個教訓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蓋了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
對胡秉宸日後改弦更張如何做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回顧這些經曆，他總是心領神會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來的！ 說難也不難，說易也不易。
倒也有了明銳後的輕薄。
這一笑之後的胡秉宸，與從前就日漸地不同。
雖然胡秉宸常常收斂着自己，并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态，甚至失于矯飾，骨子裡卻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灑，也有傲物的虛浮，難免有失從容和内斂——與一字之差的“收斂”可就失之千裡——像一張努得太強的弓，很容易折斷，傷害着自己也傷害着周邊的人。
誰若侵犯了他的尊嚴，他能六親不認，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個兇多吉少的晚上，領導“大革命”的一位“首長”，把胡秉宸召到了釣魚台。
根據他在“大革命”裡的表現，他知道這個“召見”意味着什麼，心中不免忐忑。
雖然開談之前，“首長”還和他拉了兩句“家常”：“你過去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回答說：“很長一段時間在社會部。
” “首長”似乎沉思片刻，再開口就有些熟絡：“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 誰說他們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曆史?“大革命”的開場小鑼一響，他對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調查，檔案資料說明，由于他的精明強幹，完成過很多艱難的使命，難怪得到周恩來的器重。
所以呼風喚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擔任一項重要工作，沒想到他是如此的不聽招呼，連陽奉陰違都不是，簡直是和他背道而馳。
自延安得勢以來，什麼時候容下過這樣的不從! 胡秉宸聽出話裡的微妙。
在黨裡做了幾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間就是一個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
以他那時對“做”人的領悟，趁勢說些無傷大雅卻不失原則的話，諸如“我水平不高，請老領導多多批評幫助”之類，情況可能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而且這麼說也能沾上一點邊，這位“首長”的确是個老“克格勃”的頭頭。
盡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說，繃着臉，梗着脖子站在那裡，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甚至連頭都沒有點一下。
原因是遠在延安時期，胡秉宸就對這位“首長”有了懷疑，雖然不甚明确。
首先起始于“首長”的講話。
胡秉宸是挑剔的。
從他少年時自己走不好正步，從而讨厭了軍訓課、捉弄軍訓教師，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執。
他覺得這位“首長”說起話來中不中、西不西，還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調自得。
一個革命家，有什麼必要賣弄這些?而一個喜歡賣弄的人，難免不讓人懷疑另有所圖。
一作報告就是托洛茨基，說來說去就是托派主張由日本人來占領中國，很沒意思。
中國的托派不過二十八個半，有什麼值得這樣虛張聲勢、大書特書? 一個人要是老把什麼挂在嘴上，那要麼就是他的心病，要麼就是除了那個其他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本在王明極盛時期追随王明，長駐蘇聯的人，曾幾何時，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歡的佞臣，在共産國際的會議上甚至高呼“王明萬歲!” 胡秉宸親眼看到過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騎着馬兒閑遛。
馬兒踩着細碎的小步，兩人在馬上有說有笑。
他們的歡聲笑語，讓馬兒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躍着逸豫的韻緻。
那是一個星期天，他從駐地鹽店子到延安去買點日用品。
野外沒有他人，騎在馬上的這兩個，在貧瘠的黃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環境中，在對革命生涯磕頭點地的赤誠中，是那樣招搖，那樣帶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讓他不滿地頻頻回頭。
三十年風水輪轉，這位與王明策馬同遊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風伊始，便審時度勢，很快靠了過來，轉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幹将。
那時胡秉宸已遠去重慶，沒能眼見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風”于一九四三年轉入“搶救運動”，近兩萬名千裡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幹部，幾乎全部收審關押，成了特務。
他用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們的機體，維持了他那個中央社會調查部部長的位置。
有人反映此人陰險奸詐、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據說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