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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地圖的一個微點裡存在過,當過六年的插隊知青,至“文化革命”結束才進入另一些微點,比如大學和都市。

    我在更微點的大樓和更更微點的公寓和更更更微點的房間裡突然兩鬓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莊叫作“馬橋”。

    其實“馬橋”是我在某篇小說中一個虛構的地名,也是中國農村常見的地名,與我的去向沒有特别關系。

    還有記者說過,我移居鄉下是出于對文壇的失望——這是指我卷入了90年代一場思想沖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論敵,受到媒體上謠言浪潮的狠狠報複。

    ﹡其實,這位記者并不知道,早在風波發生之前,我已在山裡号下了宅地,蓋起了房子,與報複毫無關系。

    甚至早在80年代我進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裡就透露:“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秘密現在不說。

    ”——那個秘密其實就是将來返鄉的打算。

     實在是蓄謀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靜而不是好鬧。

    即便是當知青的時候,除了貧困讓人深深焦慮,大自然的廣闊和清潔從不讓我煩惱,并且在後來很多文學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興奮。

    進入城市以來,我夢得較多的場景之一就是火車站,是我一次次遲到誤車,是我追着車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狽——卻不知道我為何要上這一趟車。

    我猜想這無非是一種提醒,是命運召喚我去一個未知之地。

     我居住長沙或海口的時候,也總是選址在郊區,好像城市是巨大的旋渦,一次次把我甩到了邊緣,隻要高樓叢立的城市旋轉得更快一點,隻要我捏住鑰匙串的手稍稍一松,我就會飛離一張張不再屬于我的房門,在呼啦啦的風暴中騰空而去,被離心力扔向遙遠的地方。

     1971年的農曆除夕,我決心逃離農村。

    深夜的爐火奄奄一息,幾位從各地回城探親的知青圍爐聚首,久久地沉默無言,隻有長籲短歎。

    一個膽大妄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詩歌、哲學以及有關毛澤東的辯論,眼下已經情緒降溫。

    不知是誰,仍以革命家的口吻發出宏論:去他媽的農村!我們都應該進城,應該成為知識分子!隻有知識分子而不是農民才是革命的火車頭! 我們幾個乳臭未幹的中學生,羞于抱怨農村的艱苦和青春的苦悶,卻樂于誇張自己的曆史責任。

    既然喂豬不好玩了,農民夜校不好玩了,小提琴與演出隊也不好玩了,那麼,“知識分子”四個字真是令人神往。

    我們不自量力地迅速決議:誰進入哲學,誰進入史學,誰進入外語,誰進入經濟學……至于我,年齡最小,什麼也不大懂,就撿了文學這個象征性和簡易性的差事,如同在總攻擊開始時跟着扔扔石頭。

     三十年過去了,回想起當年那個浪漫的除夕,回想起當時大家很搞笑的緊緊握手和暗語接頭:“消滅法西斯!”“自由屬于人民!”——朋友們早已從一部想象的激情政治電影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