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良山上的石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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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就要五年了。
時隔五年，我再次來到了堅田旅館。
上一次來此地，是戰争結束前一年的春天。
當時戰局已經開始緊張，自那以後，五年的時光過去了。
仿佛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又好像昨天剛剛才發生過。
總之，最近，我覺得自己似乎對時間概念比較模糊。
我年輕時可不是這樣。
在上個月的解剖學雜志上，有個家夥把我寫成了“矍铄八十翁”。
我還沒到八十歲，還差兩年時間。
不過，不管怎樣，在别人眼裡，我已經是個老翁了。
“老翁”這個詞，有幾分安逸的味道，我不喜歡。
我喜歡老學徒這個詞，老學徒三池俊太郎。
旅館的老闆曾經說過，宜于觀賞琵琶湖的勝地，有三井寺、粟津、石山，還有其他一些合适的地方，不下十所。
但是，要說欣賞比良山，盡管湖畔遼闊，卻沒有比堅田旅館更合适的場所了。
尤其是靈峰館西北角的客房，無一處可以與其媲美，老闆對此十分自豪。
他還說明過，從這裡遙望比良山，山容顯得最為神聖莊嚴，故而取名為靈峰館。
從這個客房遠遠望去，比良山真是美麗。
隔着琵琶湖，從彥根城望見的比良連峰蜿蜒向東西綿亘的壯麗景象。
而這裡雖然不見那般景緻，卻可以欣賞到比良山悠然地将數條輪廓分明的山澗攬在懷中，山腳延綿，伫立于琵琶湖西岸。
一部分山頂不時被雲朵遮住，那身姿有一種普通山峰所見不到的氣質與風度，的确十分美麗。
話說，那個老闆過世之後，至今過去了多少年呢。
二十年？不，應該更久。
我因為啟介的事情，第二次到訪此地時，那個老闆已經得了中風，口齒不清了。
我記得，自那以後不久，大概兩三個月的樣子，我收到了他過世的訃告。
當時，在我看來，那老闆一副老态龍鐘的樣子，但他其實勉強剛到七十歲左右。
仔細一算，我如今已經比他多活将近十年了。
這家旅館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我初次來到這裡，是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從我第一次坐在這間客房時開始，不經意間，五十多年的歲月悄然流逝。
五十年不變的旅館，也真是少見。
長得跟過世的老闆一模一樣的少老闆，坐在玄關邊上微暗的賬房裡，跟他父親一樣的表情，一樣的姿勢。
這間屋子裡，壁龛上挂着的山水畫以及擱着的布袋和尚擺件，可能也都是當年的東西。
與此相比，我家可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切都不一樣了。
從家具、人，到人的想法，就沒有一個保持原樣的。
而且，年年月月都在變。
也許應該說是時時刻刻在變。
如此發生變化的家庭，也實屬少見。
搬一張藤椅擺在檐廊上，一個小時後，椅子的朝向已經變了，真是讓人受不了。
啊，這一刻是多麼自在啊！我已經多少年沒有享受過如此安然甯靜的時光了。
這就是學者的時光。
一個人坐在藤椅上，眺望着琵琶湖，眺望着比良山，沒有人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感受不到任何不懷好意的目光，聽不見任何沒輕沒重、惹人心煩的說話聲。
要是想喝熱茶了，拍拍手把女傭叫來即可。
不吭聲的話，直到傍晚，也不會有人前來打擾。
既沒有收音機的聲音，也沒有留聲機、鋼琴的聲音。
聽不到春子高亢刺耳的叫嚷、旁若無人的孫子們的喧嘩，也聽不到近年來目中無人的弘之的聲音。
不過，家裡現在一定鬧翻天了吧。
我突然從家裡不見了，他們一定是亂成一鍋粥了。
最近，為了以防萬一，我絕不獨自外出。
而今天出門之後，居然五個多小時了，還不見回家，估計就連春子也慌了手腳。
“老爺子不見了！”“老爺子不見了！”——這會兒她可能正像平日裡那樣高聲叫嚷着，上鄰居和熟人家裡四處找我。
弘之應該是接到了電話，連忙從公司趕回了家裡。
我知道那小子，他既不想通知親戚，也不想報警。
話雖如此，他不管往哪裡打電話，也都打聽不到我的下落。
他現在應該是一副難看的臉色，慢慢吞吞地在房間裡踱來踱去。
他就愛瞎操心，或許已經把我失蹤的事情，告訴給弟弟妹妹了。
定光或許已經從大學研究室回到了家裡，一臉因為這種事情被叫回家而極為不悅的神色，待在我的書房裡，坐在我的椅子上，愁眉苦臉地喝着茶。
京子也從北野趕回來了吧。
倘若不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定光和京子都不會回家的。
不知道究竟是忙成了什麼樣子，偶爾帶些點心上門看望一下孤零零的父親，也不會遭報應的。
我要是不吭聲，他們就把父親抛在一邊一年半載，一個兩個都是不孝子孫。
明天之前，就由他們去擔心吧！明天中午，我再出其不意地回家。
七十八歲的我也是有自由的，有出門走走的自由。
如今正流行自由之說。
即便一聲不吭地離開家門，也無可厚非。
我年輕時曾經喝得爛醉如泥四處留宿，從未事先跟美紗打過招呼。
不聲不響地待在外頭三四天，從來也沒有像弘之那樣，打電話跟老婆彙報。
弘之就是個妻管嚴，溺愛孩子，嬌縱老婆，是個沒出息的家夥。
不過，明天我回家之後，恐怕免不了一番折騰。
春子估計會故意在定光和京子面前叫嚷：“就是這樣，我照看爺爺，真是精疲力盡！”以她的性格，也許會誇張地趴在榻榻米上哭給人看。
弘之、定光和京子，擔驚受怕一整夜，肯定要把心裡的憤恨都發洩出啦。
我準備一句話都不說，把那些人的臉一張一張地看過去，然後走進書齋。
要是弘之追了過來，冠冕堂皇地跟我說什麼“今後，您不能再做這種為難人的事兒了！您以為您幾歲了，想想自己的年紀吧！您做出這樣的事情，孩子們可受不了。
多不光彩啊！爸爸，您真是太乖僻了！”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好了，我不想搭理。
我不說話，凝望着挂在牆壁上的施瓦爾貝先生的照片，他的眼睛安詳靜谧、意味深長。
等心裡平靜下來之後，我便立刻翻開筆記本，撰寫《日本人動脈系統》的第九章。
我提筆寫道： ImJahre1899binichinderAnatomieundAnthropologiemiteinerneuenAnschauunghervorgetreten,indemichbehauptete:…… 1899年，我在解剖學和人類學方面，發表了新的見解，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我主張…… 那些家夥根本不懂我開始動手撰寫的是什麼。
大概誰也不明白，這開頭的一行字，閃爍着三池俊太郎作為一個學者的永恒的生命與自豪。
首先，弘之就根本讀不懂吧。
按理說，他在學校學過幾年德文的，忘得那樣徹底，也真是少見。
定光的專業是德文，而且還在翻譯歌德的作品，讀應該還是讀得懂的。
不過，那家夥也許隻讀得懂歌德。
他從小就那樣。
他翻譯的歌德估計也不靠譜。
對于歌德這個文豪，我無從了解。
不過，定光筆下的歌德恐怕也是跟他一個德行，難以取悅。
但詩人歌德至少應該不是那種跟父母兄弟都難以相處的任性分子。
一心隻記得歌德、歌德，連重要的父親在做些什麼都一無所知，這種兒子真是讓人頭疼。
日本人動脈系統解剖學的研究意義究竟何在，軟組織人類學樸實卻重要的工作具有何種學術價值，他對這些都無法理解吧。
至于弘之，不，不僅僅是弘之，甚至連春子、京子、京子的丈夫高津等人，他們都會認為，我的這一行字還不如一百塊錢寶貴。
盡管如此，他們卻又利用我學士院委員、某某獎獲得者、Q大學醫學系主任等過往的社會聲望，極為淺薄地在他人面前擡出我的名号。
這也無關緊要，但既然如此以身為我的子女為榮，就應該更加理解我、珍惜我，不是嗎？ 大學那邊的橫谷、杉山等人，可能也從弘之那裡聽說了我失蹤的消息。
大家可能都擔心我離家出走，要死在外邊。
或者是因為對時局憤慨不滿，或者是研究工作難以如意，所以有了自殺的念頭。
不過，假如啟介還活着，或許隻有他能明白我的心情。
他那雙溫柔可親、清澈美麗的眼睛，應該能夠捕捉到我的心緒。
他是長子，出生在我的貧苦歲月，從小在大雜院裡養大。
所以，他具有弘之、定光所缺少的眼力見兒。
即使在父母看來，他也确實比較敏感細膩。
可是，我卻最不喜歡啟介。
他不像别的孩子那般親近我，從未在我的膝上坐過。
這或許是因為，在他懂事的時候，我去德國留學了，彼此一直沒在一起生活。
然而，我總覺得，假如啟介還活着，他應該會摸清我的心思，一邊冷冷地看着一切，一邊默不作聲地妥善處理，讓我稱心滿意。
但是，我不會去死。
我才沒有那種無聊的念頭。
《日本人動脈系統》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即使活到一百歲也做不完。
我要是死了，誰也接手不了這個勞多功少的工作。
它就等着我一個人。
我的生命是無價之寶，隻有我知道它的價值。
是的，這個世上或許隻有我一個人知道。
1909年，在柏林召開的人類學會上，克拉奇教授曾經說過：“對于三池作為一名學者的價值，我的評價恐怕要高于他本人。
還請多多保重。
”這是我得到的最為清冽的贊辭。
可是，克拉奇教授早已不在人世了。
佐倉和井口也都死了。
我的工作價值，似乎隻有他們兩人懂得。
他們倆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成就斐然。
然而，他們倆的名字也從學界消失已久了。
要說他們倆的工作，或許也隻有我能真正合理地給予評價。
這些暫且不提，我為什麼突然要來堅田旅館呢？仔細一想，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坐在靈峰館西北角的客房裡，眺望琵琶湖的湖面，按捺不住地想遠瞻湖對岸的比良山。
這背後的直接原因，關系到那筆一萬兩千元的小錢，但實際上絕不是錢的問題。
不是那麼回事。
我在大學的地下室裡保存了一些紙張，準備将來出書時使用。
我賣掉了其中的一部分，得到的錢款大概有一萬兩千元。
昨天，我跟弘之索要那筆錢，他奇怪地闆起了面孔。
他大概認為，他在照料我的生活，眼下生活又困難，所以把我賣紙得來的錢據為己有，充當一部分的生活費，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我不那麼認為。
那些紙張本應用來印刷我的畢生著述《日本人動脈系統》第三冊。
戰時歲月中，我四方籌措資金，好不容易才将它們弄到手。
我擔心會遭遇戰禍，便托人把紙保管在大學的地下室裡，直至今日。
對我而言，它們是任何東西都難以取代的寶貝，跟那些用來印刷無聊的小說、辭典的紙截然不同，将用來印刷軟組織人類學的創始人三池俊太郎五十年的心血。
倘若生逢其時，應該是會被送到全世界的大學、圖書館收藏的。
它們跟那些普通的紙張不一樣。
我的生命将化身為數百萬個德語單詞，栖身于其上。
我把賣紙得來的錢放進抽屜裡，不管怎樣，情緒先穩定下來，準備開始工作。
雖然我一直在貧困中生活，但我在心氣兒上，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窮人。
即使跟人借了錢，可我想買的就買，想吃的就吃，每天開懷暢飲。
如果徹底成了個窮人樣，那還能做學問麼！沒做過學問的人是不會明白的。
我不小心把賣紙的事情說漏嘴了。
于是，弘之和春子都開始指望上了這筆錢。
我要是不松口，就算他們想動用，不也是白費勁麼？ “這是我的錢，一分也不許動。
”我說。
這不是挖苦也不是吝啬。
我是真的那麼想的。
“父親，您這樣有些任性吧！” 弘之這麼說，我不痛快。
“生活太困難了，父親，能不能将那筆錢勻一些出來呢？實在抱歉，如果您能同意的話，那可就幫了我們大忙了。
”如果他能這樣謙遜地跟我說，我就會當場改變主意，給不了一半，給五分之一是沒有問題的。
這時，春子也從餐廳探出了頭來，陰陽怪氣地說道： “你呀！父親說的沒錯，那是他的錢，還是一分不剩地交給他吧！” “對，是我的錢。
随随便便被拿去給孫子買
時隔五年，我再次來到了堅田旅館。
上一次來此地，是戰争結束前一年的春天。
當時戰局已經開始緊張，自那以後，五年的時光過去了。
仿佛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又好像昨天剛剛才發生過。
總之，最近，我覺得自己似乎對時間概念比較模糊。
我年輕時可不是這樣。
在上個月的解剖學雜志上，有個家夥把我寫成了“矍铄八十翁”。
我還沒到八十歲，還差兩年時間。
不過，不管怎樣，在别人眼裡，我已經是個老翁了。
“老翁”這個詞，有幾分安逸的味道，我不喜歡。
我喜歡老學徒這個詞，老學徒三池俊太郎。
旅館的老闆曾經說過，宜于觀賞琵琶湖的勝地，有三井寺、粟津、石山，還有其他一些合适的地方，不下十所。
但是，要說欣賞比良山，盡管湖畔遼闊，卻沒有比堅田旅館更合适的場所了。
尤其是靈峰館西北角的客房，無一處可以與其媲美，老闆對此十分自豪。
他還說明過，從這裡遙望比良山，山容顯得最為神聖莊嚴，故而取名為靈峰館。
從這個客房遠遠望去，比良山真是美麗。
隔着琵琶湖，從彥根城望見的比良連峰蜿蜒向東西綿亘的壯麗景象。
而這裡雖然不見那般景緻，卻可以欣賞到比良山悠然地将數條輪廓分明的山澗攬在懷中，山腳延綿，伫立于琵琶湖西岸。
一部分山頂不時被雲朵遮住，那身姿有一種普通山峰所見不到的氣質與風度，的确十分美麗。
話說，那個老闆過世之後，至今過去了多少年呢。
二十年？不，應該更久。
我因為啟介的事情，第二次到訪此地時，那個老闆已經得了中風，口齒不清了。
我記得，自那以後不久，大概兩三個月的樣子，我收到了他過世的訃告。
當時，在我看來，那老闆一副老态龍鐘的樣子，但他其實勉強剛到七十歲左右。
仔細一算，我如今已經比他多活将近十年了。
這家旅館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我初次來到這裡，是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從我第一次坐在這間客房時開始，不經意間，五十多年的歲月悄然流逝。
五十年不變的旅館，也真是少見。
長得跟過世的老闆一模一樣的少老闆，坐在玄關邊上微暗的賬房裡，跟他父親一樣的表情，一樣的姿勢。
這間屋子裡，壁龛上挂着的山水畫以及擱着的布袋和尚擺件，可能也都是當年的東西。
與此相比，我家可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切都不一樣了。
從家具、人，到人的想法，就沒有一個保持原樣的。
而且，年年月月都在變。
也許應該說是時時刻刻在變。
如此發生變化的家庭，也實屬少見。
搬一張藤椅擺在檐廊上，一個小時後，椅子的朝向已經變了，真是讓人受不了。
啊，這一刻是多麼自在啊！我已經多少年沒有享受過如此安然甯靜的時光了。
這就是學者的時光。
一個人坐在藤椅上，眺望着琵琶湖，眺望着比良山，沒有人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感受不到任何不懷好意的目光，聽不見任何沒輕沒重、惹人心煩的說話聲。
要是想喝熱茶了，拍拍手把女傭叫來即可。
不吭聲的話，直到傍晚，也不會有人前來打擾。
既沒有收音機的聲音，也沒有留聲機、鋼琴的聲音。
聽不到春子高亢刺耳的叫嚷、旁若無人的孫子們的喧嘩，也聽不到近年來目中無人的弘之的聲音。
不過，家裡現在一定鬧翻天了吧。
我突然從家裡不見了，他們一定是亂成一鍋粥了。
最近，為了以防萬一，我絕不獨自外出。
而今天出門之後，居然五個多小時了，還不見回家，估計就連春子也慌了手腳。
“老爺子不見了！”“老爺子不見了！”——這會兒她可能正像平日裡那樣高聲叫嚷着，上鄰居和熟人家裡四處找我。
弘之應該是接到了電話，連忙從公司趕回了家裡。
我知道那小子，他既不想通知親戚，也不想報警。
話雖如此，他不管往哪裡打電話，也都打聽不到我的下落。
他現在應該是一副難看的臉色，慢慢吞吞地在房間裡踱來踱去。
他就愛瞎操心，或許已經把我失蹤的事情，告訴給弟弟妹妹了。
定光或許已經從大學研究室回到了家裡，一臉因為這種事情被叫回家而極為不悅的神色，待在我的書房裡，坐在我的椅子上，愁眉苦臉地喝着茶。
京子也從北野趕回來了吧。
倘若不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定光和京子都不會回家的。
不知道究竟是忙成了什麼樣子，偶爾帶些點心上門看望一下孤零零的父親，也不會遭報應的。
我要是不吭聲，他們就把父親抛在一邊一年半載，一個兩個都是不孝子孫。
明天之前，就由他們去擔心吧！明天中午，我再出其不意地回家。
七十八歲的我也是有自由的，有出門走走的自由。
如今正流行自由之說。
即便一聲不吭地離開家門，也無可厚非。
我年輕時曾經喝得爛醉如泥四處留宿，從未事先跟美紗打過招呼。
不聲不響地待在外頭三四天，從來也沒有像弘之那樣，打電話跟老婆彙報。
弘之就是個妻管嚴，溺愛孩子，嬌縱老婆，是個沒出息的家夥。
不過，明天我回家之後，恐怕免不了一番折騰。
春子估計會故意在定光和京子面前叫嚷：“就是這樣，我照看爺爺，真是精疲力盡！”以她的性格，也許會誇張地趴在榻榻米上哭給人看。
弘之、定光和京子，擔驚受怕一整夜，肯定要把心裡的憤恨都發洩出啦。
我準備一句話都不說，把那些人的臉一張一張地看過去，然後走進書齋。
要是弘之追了過來，冠冕堂皇地跟我說什麼“今後，您不能再做這種為難人的事兒了！您以為您幾歲了，想想自己的年紀吧！您做出這樣的事情，孩子們可受不了。
多不光彩啊！爸爸，您真是太乖僻了！”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好了，我不想搭理。
我不說話，凝望着挂在牆壁上的施瓦爾貝先生的照片，他的眼睛安詳靜谧、意味深長。
等心裡平靜下來之後，我便立刻翻開筆記本，撰寫《日本人動脈系統》的第九章。
我提筆寫道： ImJahre1899binichinderAnatomieundAnthropologiemiteinerneuenAnschauunghervorgetreten,indemichbehauptete:…… 1899年，我在解剖學和人類學方面，發表了新的見解，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我主張…… 那些家夥根本不懂我開始動手撰寫的是什麼。
大概誰也不明白，這開頭的一行字，閃爍着三池俊太郎作為一個學者的永恒的生命與自豪。
首先，弘之就根本讀不懂吧。
按理說，他在學校學過幾年德文的，忘得那樣徹底，也真是少見。
定光的專業是德文，而且還在翻譯歌德的作品，讀應該還是讀得懂的。
不過，那家夥也許隻讀得懂歌德。
他從小就那樣。
他翻譯的歌德估計也不靠譜。
對于歌德這個文豪，我無從了解。
不過，定光筆下的歌德恐怕也是跟他一個德行，難以取悅。
但詩人歌德至少應該不是那種跟父母兄弟都難以相處的任性分子。
一心隻記得歌德、歌德，連重要的父親在做些什麼都一無所知，這種兒子真是讓人頭疼。
日本人動脈系統解剖學的研究意義究竟何在，軟組織人類學樸實卻重要的工作具有何種學術價值，他對這些都無法理解吧。
至于弘之，不，不僅僅是弘之，甚至連春子、京子、京子的丈夫高津等人，他們都會認為，我的這一行字還不如一百塊錢寶貴。
盡管如此，他們卻又利用我學士院委員、某某獎獲得者、Q大學醫學系主任等過往的社會聲望，極為淺薄地在他人面前擡出我的名号。
這也無關緊要，但既然如此以身為我的子女為榮，就應該更加理解我、珍惜我，不是嗎？ 大學那邊的橫谷、杉山等人，可能也從弘之那裡聽說了我失蹤的消息。
大家可能都擔心我離家出走，要死在外邊。
或者是因為對時局憤慨不滿，或者是研究工作難以如意，所以有了自殺的念頭。
不過，假如啟介還活着，或許隻有他能明白我的心情。
他那雙溫柔可親、清澈美麗的眼睛，應該能夠捕捉到我的心緒。
他是長子，出生在我的貧苦歲月，從小在大雜院裡養大。
所以，他具有弘之、定光所缺少的眼力見兒。
即使在父母看來，他也确實比較敏感細膩。
可是，我卻最不喜歡啟介。
他不像别的孩子那般親近我，從未在我的膝上坐過。
這或許是因為，在他懂事的時候，我去德國留學了，彼此一直沒在一起生活。
然而，我總覺得，假如啟介還活着，他應該會摸清我的心思，一邊冷冷地看着一切，一邊默不作聲地妥善處理，讓我稱心滿意。
但是，我不會去死。
我才沒有那種無聊的念頭。
《日本人動脈系統》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即使活到一百歲也做不完。
我要是死了，誰也接手不了這個勞多功少的工作。
它就等着我一個人。
我的生命是無價之寶，隻有我知道它的價值。
是的，這個世上或許隻有我一個人知道。
1909年，在柏林召開的人類學會上，克拉奇教授曾經說過：“對于三池作為一名學者的價值，我的評價恐怕要高于他本人。
還請多多保重。
”這是我得到的最為清冽的贊辭。
可是，克拉奇教授早已不在人世了。
佐倉和井口也都死了。
我的工作價值，似乎隻有他們兩人懂得。
他們倆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成就斐然。
然而，他們倆的名字也從學界消失已久了。
要說他們倆的工作，或許也隻有我能真正合理地給予評價。
這些暫且不提，我為什麼突然要來堅田旅館呢？仔細一想，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坐在靈峰館西北角的客房裡，眺望琵琶湖的湖面，按捺不住地想遠瞻湖對岸的比良山。
這背後的直接原因，關系到那筆一萬兩千元的小錢，但實際上絕不是錢的問題。
不是那麼回事。
我在大學的地下室裡保存了一些紙張，準備将來出書時使用。
我賣掉了其中的一部分，得到的錢款大概有一萬兩千元。
昨天，我跟弘之索要那筆錢，他奇怪地闆起了面孔。
他大概認為，他在照料我的生活，眼下生活又困難，所以把我賣紙得來的錢據為己有，充當一部分的生活費，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我不那麼認為。
那些紙張本應用來印刷我的畢生著述《日本人動脈系統》第三冊。
戰時歲月中，我四方籌措資金，好不容易才将它們弄到手。
我擔心會遭遇戰禍，便托人把紙保管在大學的地下室裡，直至今日。
對我而言，它們是任何東西都難以取代的寶貝，跟那些用來印刷無聊的小說、辭典的紙截然不同，将用來印刷軟組織人類學的創始人三池俊太郎五十年的心血。
倘若生逢其時，應該是會被送到全世界的大學、圖書館收藏的。
它們跟那些普通的紙張不一樣。
我的生命将化身為數百萬個德語單詞，栖身于其上。
我把賣紙得來的錢放進抽屜裡，不管怎樣，情緒先穩定下來，準備開始工作。
雖然我一直在貧困中生活，但我在心氣兒上，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窮人。
即使跟人借了錢，可我想買的就買，想吃的就吃，每天開懷暢飲。
如果徹底成了個窮人樣，那還能做學問麼！沒做過學問的人是不會明白的。
我不小心把賣紙的事情說漏嘴了。
于是，弘之和春子都開始指望上了這筆錢。
我要是不松口，就算他們想動用，不也是白費勁麼？ “這是我的錢，一分也不許動。
”我說。
這不是挖苦也不是吝啬。
我是真的那麼想的。
“父親，您這樣有些任性吧！” 弘之這麼說，我不痛快。
“生活太困難了，父親，能不能将那筆錢勻一些出來呢？實在抱歉，如果您能同意的話，那可就幫了我們大忙了。
”如果他能這樣謙遜地跟我說，我就會當場改變主意，給不了一半，給五分之一是沒有問題的。
這時，春子也從餐廳探出了頭來，陰陽怪氣地說道： “你呀！父親說的沒錯，那是他的錢，還是一分不剩地交給他吧！” “對，是我的錢。
随随便便被拿去給孫子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