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戰後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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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離婚了，兒子們跟了母親。
他在芝加哥為一家電力公司當會計。
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倫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
他請索貝爾吃了一頓午餐。
他發現索貝爾對E連和自己的生活都頗有抱怨。
20年後，瓜奈若曾努力找過索貝爾，最後找到了索貝爾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訴瓜奈若，索貝爾的精神狀态很差，他把怒氣發洩到E連的弟兄們身上。
但不管怎樣，瓜奈若還是替索貝爾付了101師戰友會的會費，希望索貝爾能參加這個組織的聚會，但他始終沒有出現。
不久以後，索貝爾上尉企圖自殺，但他笨手笨腳地沒有成功。
最終他死于1988年9月。
他的葬禮十分凄涼，前妻和兒子都沒有來，也沒有一個E連的弟兄出席。
*** 斯金尼·西斯克在擺脫有關戰争的記憶之前也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
1991年7月，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寫道：“我的戰後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擺脫那些記憶：我曾在荷蘭攔截一卡車德國人，我曾追進阿爾卑斯山巴伐利亞段殺死那個死硬的納粹分子。
老莫·阿利斷言說我幹過的這些事總有一天會讓我睡不着覺的，事實确實如此。
戰争結束後，以前的事總是浮現在我眼前，我隻好開始喝酒了。
哈！哈！ “後來有一天，我妹妹4歲的女兒來到我的卧室（家裡的其他人都無法忍受我這個要麼呼呼大睡要麼爛醉如泥的人），她告訴我，耶稣愛我，她也愛我，如果我忏悔的話，上帝會寬恕我總是想把那些人再殺一次的念頭。
“這小女孩的話對我起了作用。
我把她抱出房間，讓她去找她媽媽。
然後我就在我母親的那張舊羽毛褥墊床上開始忏悔，上帝寬恕了我參加了戰争和那些年我曾做過的其他所有壞事。
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為牧師，請相信我，迪克，從那以後我隻責罵過一個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幹的。
我現在有4個孩子，9個孫子和2個重孫。
“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會中見到你們大家。
如若不然，我将會與你在最後一跳中會面。
我知道你是絕不會在艙門口腿軟的。
” *** E連對國防事業的貢獻并沒有随着它的解散而結束。
若幹弟兄留在了陸軍。
原先連裡的軍官馬西森中尉曾經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團裡任職，後來成為中将并擔任101師的師長。
鮑勃·布魯爾當了上校，大部分時間都在遠東為中央情報局工作。
愛德華·沙姆斯在預備役部隊裡任上校。
克拉倫斯·萊爾留在了傘兵部隊裡發展。
他在朝鮮戰場上參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國第29傘兵團擔任顧問。
第29團駐守在越南奠邊府。
萊爾是在駐軍投降的前兩星期離開奠邊府的。
他是少數幾個完成4次戰鬥空降任務的人，當然他也是唯一一個參加過突出部戰役和奠邊府戰役兩次軍事行動的人。
羅伯特·伯爾·史密斯也留在了傘兵部隊。
在傘兵部隊裡，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終成了一名中校。
他在舊金山指揮特種部隊一支後備隊。
1979年12月，他寫信給溫特斯說：“最後，我在後備隊的任職讓我走上了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新的職業生涯，随之而來的是8年在老撾作為一支大型非正規軍的平民顧問的生活。
1974年前我還經常跳傘，後來我對跳傘的興趣消失了，我又轉而開始玩滑翔機，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釋放激情的一種方式……目前，我被委任為三角洲部隊司令官的特别助理，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隊。
我專門負責（一定會令你吃驚！）：空降行動，輕武器和小分隊行動。
“我的辦公室在巴克那爾街，隻要穿過當年我們準備出發去英國的那條街就到了。
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後一次看到時一樣，而且仍在正常使用着…… “迪克，告訴你一些‘現代軍隊’裡發生的有趣的事，我現在任職的部隊是被譽為美國陸軍中最好的部隊——三角洲部隊，我相信它的确是最好的。
然而，如果從戰友的角度看的話，無論何時，我都會選擇戰争年代咱們的E連！那3年我們所擁有的某些東西是無可比拟的。
”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執行解救人質任務，但當中央情報局得知這一計劃後，阻止他去執行該任務，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機密。
“所以，我失去了我這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冒險機會，這肯定是最後一次了，”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大約兩年的每一天裡，我都和三角洲部隊一起生活、工作和訓練；迪克，老實說，我讨厭被甩在後面。
” 這使史密斯的話題轉到了領導問題。
他在信中這樣評價溫特斯：“你享有（有的人會說你赢得了）120名戰士的一緻尊敬和欽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戰士，他們甚至可以跟着你去死。
我幾乎是一成年就當了兵，在這段時間裡，我遇到的優秀戰士隻有幾個，而且隻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戰期間認識的，但是E連中卻有兩個——你和比爾·瓜奈若。
我們其餘這些人還過得去……大體上還算好士兵，少數幾個比一般人要強一些，但是，‘重壓之下出好漢’，這一點，我和大多數弟兄都一樣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
可你是真正的好漢。
” 1980年，在一次懸挂式滑翔機試飛過程中，史密斯摔了下來，受了重傷。
在對他實施肺部手術的時候，醫生發現他患了癌症。
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從洪水區中拉出來的裡德去醫院看望了他。
他們在一起玩了一種有關名字的遊戲——一個人報出一個托科阿時的老兵的名字，另一個人用幾句簡短的語言對這個弟兄進行描述。
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動部的遠東司裡工作，有時候在華盛頓上班，但經常在海外。
對自己所幹的工作他不願多說，隻是說“在世界的那個地區有兩個威脅極大的國家，一個是共産黨中國，還有一個當然就是蘇聯。
這些都與我的工作中心有關。
我隻能說這麼多了”。
*** 1945年夏天，斯皮爾斯上尉回到英國後發現與他結婚的那個英國“寡婦”給他生了兒子，但她當初根本就不是寡婦。
她的丈夫從一個戰俘營裡回來了。
她選擇了原先的丈夫，抛棄了斯皮爾斯。
這對夫婦還拿走了斯皮爾斯從歐洲大陸用船運回來的所有戰利品。
斯皮爾斯決定留在陸軍。
他在朝鮮戰争中空降了一次，并在那場戰争中指揮一個步兵連。
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亞的蒙特雷學習俄語，然後被派往東德的波茨坦，擔任同蘇聯軍隊聯系的聯絡官。
1958年，他當上了柏林施潘道監獄的監獄長，魯道夫·赫斯就被終身監禁在這個監獄裡。
1962年，他作為老撾皇家軍隊美國顧問團的一員去了老撾。
現在，E連的老弟兄們打電話給他時，往往這樣開頭：“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們曾在戰争中共事。
”斯皮爾斯往往會問：“哪一場戰争？”他的兒子羅伯特出生在二戰中的英格蘭，現在是皇家步兵軍團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綠夾克”（陸軍特種部隊）。
他是斯皮爾斯的“驕傲和幸福”。
*** 戴維·韋伯斯特無法理解怎麼竟有人願意留在陸軍
他在芝加哥為一家電力公司當會計。
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倫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
他請索貝爾吃了一頓午餐。
他發現索貝爾對E連和自己的生活都頗有抱怨。
20年後，瓜奈若曾努力找過索貝爾，最後找到了索貝爾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訴瓜奈若，索貝爾的精神狀态很差，他把怒氣發洩到E連的弟兄們身上。
但不管怎樣，瓜奈若還是替索貝爾付了101師戰友會的會費，希望索貝爾能參加這個組織的聚會，但他始終沒有出現。
不久以後，索貝爾上尉企圖自殺，但他笨手笨腳地沒有成功。
最終他死于1988年9月。
他的葬禮十分凄涼，前妻和兒子都沒有來，也沒有一個E連的弟兄出席。
*** 斯金尼·西斯克在擺脫有關戰争的記憶之前也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
1991年7月，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寫道：“我的戰後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擺脫那些記憶：我曾在荷蘭攔截一卡車德國人，我曾追進阿爾卑斯山巴伐利亞段殺死那個死硬的納粹分子。
老莫·阿利斷言說我幹過的這些事總有一天會讓我睡不着覺的，事實确實如此。
戰争結束後，以前的事總是浮現在我眼前，我隻好開始喝酒了。
哈！哈！ “後來有一天，我妹妹4歲的女兒來到我的卧室（家裡的其他人都無法忍受我這個要麼呼呼大睡要麼爛醉如泥的人），她告訴我，耶稣愛我，她也愛我，如果我忏悔的話，上帝會寬恕我總是想把那些人再殺一次的念頭。
“這小女孩的話對我起了作用。
我把她抱出房間，讓她去找她媽媽。
然後我就在我母親的那張舊羽毛褥墊床上開始忏悔，上帝寬恕了我參加了戰争和那些年我曾做過的其他所有壞事。
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為牧師，請相信我，迪克，從那以後我隻責罵過一個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幹的。
我現在有4個孩子，9個孫子和2個重孫。
“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會中見到你們大家。
如若不然，我将會與你在最後一跳中會面。
我知道你是絕不會在艙門口腿軟的。
” *** E連對國防事業的貢獻并沒有随着它的解散而結束。
若幹弟兄留在了陸軍。
原先連裡的軍官馬西森中尉曾經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團裡任職，後來成為中将并擔任101師的師長。
鮑勃·布魯爾當了上校，大部分時間都在遠東為中央情報局工作。
愛德華·沙姆斯在預備役部隊裡任上校。
克拉倫斯·萊爾留在了傘兵部隊裡發展。
他在朝鮮戰場上參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國第29傘兵團擔任顧問。
第29團駐守在越南奠邊府。
萊爾是在駐軍投降的前兩星期離開奠邊府的。
他是少數幾個完成4次戰鬥空降任務的人，當然他也是唯一一個參加過突出部戰役和奠邊府戰役兩次軍事行動的人。
羅伯特·伯爾·史密斯也留在了傘兵部隊。
在傘兵部隊裡，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終成了一名中校。
他在舊金山指揮特種部隊一支後備隊。
1979年12月，他寫信給溫特斯說：“最後，我在後備隊的任職讓我走上了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新的職業生涯，随之而來的是8年在老撾作為一支大型非正規軍的平民顧問的生活。
1974年前我還經常跳傘，後來我對跳傘的興趣消失了，我又轉而開始玩滑翔機，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釋放激情的一種方式……目前，我被委任為三角洲部隊司令官的特别助理，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隊。
我專門負責（一定會令你吃驚！）：空降行動，輕武器和小分隊行動。
“我的辦公室在巴克那爾街，隻要穿過當年我們準備出發去英國的那條街就到了。
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後一次看到時一樣，而且仍在正常使用着…… “迪克，告訴你一些‘現代軍隊’裡發生的有趣的事，我現在任職的部隊是被譽為美國陸軍中最好的部隊——三角洲部隊，我相信它的确是最好的。
然而，如果從戰友的角度看的話，無論何時，我都會選擇戰争年代咱們的E連！那3年我們所擁有的某些東西是無可比拟的。
”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執行解救人質任務，但當中央情報局得知這一計劃後，阻止他去執行該任務，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機密。
“所以，我失去了我這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冒險機會，這肯定是最後一次了，”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大約兩年的每一天裡，我都和三角洲部隊一起生活、工作和訓練；迪克，老實說，我讨厭被甩在後面。
” 這使史密斯的話題轉到了領導問題。
他在信中這樣評價溫特斯：“你享有（有的人會說你赢得了）120名戰士的一緻尊敬和欽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戰士，他們甚至可以跟着你去死。
我幾乎是一成年就當了兵，在這段時間裡，我遇到的優秀戰士隻有幾個，而且隻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戰期間認識的，但是E連中卻有兩個——你和比爾·瓜奈若。
我們其餘這些人還過得去……大體上還算好士兵，少數幾個比一般人要強一些，但是，‘重壓之下出好漢’，這一點，我和大多數弟兄都一樣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
可你是真正的好漢。
” 1980年，在一次懸挂式滑翔機試飛過程中，史密斯摔了下來，受了重傷。
在對他實施肺部手術的時候，醫生發現他患了癌症。
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從洪水區中拉出來的裡德去醫院看望了他。
他們在一起玩了一種有關名字的遊戲——一個人報出一個托科阿時的老兵的名字，另一個人用幾句簡短的語言對這個弟兄進行描述。
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動部的遠東司裡工作，有時候在華盛頓上班，但經常在海外。
對自己所幹的工作他不願多說，隻是說“在世界的那個地區有兩個威脅極大的國家，一個是共産黨中國，還有一個當然就是蘇聯。
這些都與我的工作中心有關。
我隻能說這麼多了”。
*** 1945年夏天，斯皮爾斯上尉回到英國後發現與他結婚的那個英國“寡婦”給他生了兒子，但她當初根本就不是寡婦。
她的丈夫從一個戰俘營裡回來了。
她選擇了原先的丈夫，抛棄了斯皮爾斯。
這對夫婦還拿走了斯皮爾斯從歐洲大陸用船運回來的所有戰利品。
斯皮爾斯決定留在陸軍。
他在朝鮮戰争中空降了一次，并在那場戰争中指揮一個步兵連。
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亞的蒙特雷學習俄語，然後被派往東德的波茨坦，擔任同蘇聯軍隊聯系的聯絡官。
1958年，他當上了柏林施潘道監獄的監獄長，魯道夫·赫斯就被終身監禁在這個監獄裡。
1962年，他作為老撾皇家軍隊美國顧問團的一員去了老撾。
現在，E連的老弟兄們打電話給他時，往往這樣開頭：“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們曾在戰争中共事。
”斯皮爾斯往往會問：“哪一場戰争？”他的兒子羅伯特出生在二戰中的英格蘭，現在是皇家步兵軍團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綠夾克”（陸軍特種部隊）。
他是斯皮爾斯的“驕傲和幸福”。
*** 戴維·韋伯斯特無法理解怎麼竟有人願意留在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