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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俗得令人震驚”
當《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于1914年開始在英國的“小雜志”《利己主義者》[1]上分期刊登的時候，至少已有文學界人士注意到了它：埃茲拉·龐德（EzraPound）形容它“寫得真牛逼”；葉芝（W.B.Yeats）稱贊作者是“天才”，是“當今愛爾蘭最引人注目的新秀”。
[2]在該書出版兩年後，書評家們分為了兩派，一派認為它“特别肮髒”，聲稱“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會允許這本書出現在他的妻子、兒子或女兒身邊……這是藝術嗎？我們懷疑。
”另一派則認為它的“一些段落可與英國文學中的最上乘之作媲美。
”[3]威爾斯（H.G.Wells）更有這樣的著名論斷：喬伊斯陷入了“對洩殖腔的癡迷，企圖将源于市井生活中交往與對話的現代排放系統和現代禮儀的縮影繪入生活的畫卷……如果讀者對這些感到不安，那麼除了避開這本書之外，别無其他選擇。
”[4]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Woolf）在她的日記中寫道，讀喬伊斯的作品讓她感到“幻滅”，就好像“一個令人惡心的大學生撓着自己的青春痘”。
[5]針對這些言論，年輕的美國詩人哈特·克蘭（HartCrane）甚至認為喬伊斯的天賦“隻能和最偉大的作家比肩”，并稱《畫像》是他所讀過的“精神方面最激動人心的書（除了但丁的作品之外）”，還說“它是班揚（Bunyan），被提升為藝術，然後被提升為第九力量。
”[6]喬伊斯出版的每一本書都引起過至少如上所述的轟動。
出版于1914年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曾經遭到幾家出版社拒絕，其中有兩家還是先同意後來又反悔了的。
這兩家中的一家甚至連清樣都已經印好，但因為害怕背上诽謗或傷風敗俗的名聲，最終還是銷毀了清樣，并聲稱，這些故事的情節和毫不獻媚的對話太過直白，而且太過随意地使用了真實姓名（包括新近剛剛去世的英格蘭國王）。
到了《尤利西斯》出版的1922年，它之前連載所在的系列登載刊物已三次被禁，兩次遭焚燒，一次成功通過了傷風敗俗的指控。
[7]當喬伊斯的最後一本書《芬尼根的守靈夜》于1939年問世的時候，它就已經成為晦澀難懂的代名詞而聲名狼藉了。
今天，人們經常稱喬伊斯為20世紀最偉大的非真實散文故事作家，但是他的名字還是會在聽到它的人身上引起恐懼的一震。
人們還是常常将他和“肮髒”“難懂”聯系起來。
1914年以前，基本上是無人知曉喬伊斯的大名的。
他于1882年出生在一個中産階級天主教家庭。
他出生時正值這個家庭即将面臨無情的家道中落的時期。
喬伊斯成長的年代是愛爾蘭一方面受英國控制，一方面受羅馬天主教統治的時期，因而愛爾蘭的訴求（反對英國）經常和天主教會的訴求發生沖突。
在這種沖突中，很多人都認為最有希望實現愛爾蘭自治的是愛爾蘭議會黨，但其領導者查爾斯·斯圖爾特·帕内爾（CharlesStewartParnell）卻被爆出和一個已婚的女人凱瑟琳·奧謝（KatherineO’Shea）有十年的“風流韻事”的醜聞。
這件事對喬伊斯影響巨大。
此前格萊斯頓（Gladstone）首相已經與帕内爾在威斯敏斯特組建了一個聯盟，但是後來天主教的主教提出，通奸者不适合擔任公職。
于是帕内爾失去了對該黨的控制，而他的其他候選人也在随後的愛爾蘭選舉中失利。
同年帕内爾去世。
雖然那時喬伊斯隻有9歲，但他永遠忘不掉這件事，他認為是祭司們的背叛，親手絞殺了愛爾蘭的“無冕之王”。
[8]
這一事件為喬伊斯寫作《畫像》提供了重要素材，并成為書中最為生動的場景之一，而且還促使他發表了他的第一首詩——《EtTu,Healy》。
他在詩中對帕内爾大加贊揚，并把和他最親近的那幫人斥為叛徒。
在這首詩的标題中，他将帕内爾派的莫西·希利（TimothyHealy）對帕内爾的背叛比喻為布魯特斯（Brutus）對恺撒的背叛。
[9]這種體現早熟的諷喻（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年僅9歲）不僅展示出了他出色的想象力，還反映出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完全不是伍爾夫想象中的“自學成才的工人”[10]。
喬伊斯曾就讀于耶稣會教堂的克朗戈斯伍德和貝爾維迪爾學院。
他念的大學雖然不是三一學院，但那是都柏林學院。
它是伊麗莎白一世于1591年創辦的，當時明确提出的目标是促進愛爾蘭新教的改革和發展，根除天主教，而不是教育它的信徒。
直到1873年，入學該校的還僅限于參加宗教考試的人，它面向的是那些盎格魯-愛爾蘭新教徒的後裔。
幾個世紀以來，這些人一直是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土地上的少數民族。
到了喬伊斯的時代，天主教徒已可以入校，但神職人員還是強烈敦促學生們不要涉足異教活動。
他的學業得到了英國皇家大學（即後來的都柏林大學學院）的資助。
該校此時的校長紅衣主教紐曼承載的天主教許可，已經與第一任校長約翰·亨利（JohnHenry）相當。
在這裡，喬伊斯以天資聰穎聞名。
他拒絕簽署一份請願書，該請願書将葉芝（Yeats）的《伯爵夫人凱瑟琳》（CountessCathleen）指責為诽謗愛爾蘭；拒絕修改一篇發表在學院文史校刊的論文，其中他堅持認為戲劇具有“倫理”尺度；拒絕接受在出版他的另一篇論文時，出版商以文中有譴責新愛爾蘭文學劇院的愛爾蘭教區制度的狹隘主義為由拒絕出版，他後來自費将其發表。
[11]1900年4月，《雙周刊》雜志刊登了他的論文《易蔔生的新戲劇》，其中喬伊斯（當時隻有18歲）展示了他認為愛爾蘭“沒有給藝術家提供文學模式”的觀點，他因此要“放眼海外”。
[12]此後，不到四年他就離開愛爾蘭去往歐洲大陸，之後，他隻回來過三次（1909年和1912年）。
即便這時，他還不斷與出版商就拒不審查就出版他的作品《都柏林人》争論不休。
但是，到1912年，他已經寫出了另一本書的第一稿，然後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稿，該作品即以《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為标題。
貫穿這個年輕人一生的是兩條明顯的、相互纏繞的線索：愛爾蘭被英國控制和愛爾蘭天主教受英國新教統治的曆史，以及生活在狹隘的、已确立的天主教會桎梏下的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曆史。
而第三條生動的線索是，這位有抱負的藝術家拒絕服從任何一個權威，特别是在藝術方面。
在小說的整體的結構中，這三條線索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當年輕的喬伊斯離開愛爾蘭的時候，他已經下定決心要重新編織這三者相互糾纏的故事，創造出藝術價值來。
這也就是《畫像》要講的故事：一個年輕的愛爾蘭天主教的未來的藝術家的發展、成長，直到最後，他擁抱“生活”，轉身離開愛爾蘭。
也就是說，喬伊斯不畏坦陳事實，決心把他自己的生活史作為主題來編織小說的結構。
他已下定決心要堅持真理，這小說必将是真實的。
那些早期評論《畫像》的人也發現了這一點。
事實上，喬伊斯的反對者——無論早先的還是後來的，之所以鄙視他的《畫像》全出于一個他的讀者稱之為“不可戰勝的誠實”的觀點，以及另一個他們稱之為“知識分子的正直，他的敏銳的雙眼，以及精準的再現的能力……他是一流的現實主義者”[13]的觀點。
所有的人——無論是贊美還是譴責這部小說的，無不對喬伊斯所呈現的東西感到驚訝，他所呈現的，正如斯奎爾（J.C.Squire）所言，是“完全沒有修飾、沒有刻意包裝的真實”。
然而這些評論家并不知道詹姆斯·喬伊斯是何許人。
他們無從判斷小說是否真實，是否忠實地描述了他自己的生活，這是否是一部忠實、真實的自傳，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Dedalus）是否就是詹姆斯·喬伊斯的真實寫照。
那麼，這些批評者所謂的“真實”指的是什麼呢？ H.G.威爾斯在談到“禮儀”的問題時透露了謎底。
有些事情，懂禮貌、重舉止的人是不會在大庭廣衆之下談及的。
高雅人士不會談論宗教或政治，他們也不會談論人身的排洩物、激情、弱點。
在這些高雅的人眼裡，詹姆斯·喬伊斯不是個好作家。
早期的評論家認為，他們必須警告毫無戒心的公衆，其中一個這樣寫道：“這本書的一個與衆不同的特點就是其中令人震驚的不文明的舉止。
關于這一點，我們必須在一開始就坦率地說明，然後也就可以結束了。
”另一個則說：“宗教問題和政治問題……處理得太粗略了，隻是為了取悅那些無可救藥的虔誠的和愛國的人士。
如果他們要在都柏林建一座喬伊斯的雕像，那一定不會是在他活着的時候。
”（至少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
而第三位批評家，針對确實粗俗的問題，指出《畫像》“在一開始就有不當言論”[14]。
“你要是尿炕了，你先覺得熱乎乎的，後來又覺得有些涼。
”（見譯文P2）在1916年，尿床并不是小說中應有的情節；性也不是；家庭中針對社會上誰忠于誰的宗教領袖、反對誰對國家的忠誠的混戰的争吵也不是；神父為了恐吓小男孩，讓他們發抖，以便去忏悔實情，而向他生動地極言地獄的痛苦，引起他感官上的極大刺激也不是；男孩們開不敬的玩笑也不是；他們在廁所牆上亂塗亂畫的塗鴉也不是；他們從那些牆裡面出來後的“沾沾自喜”也不是；甚至連簡單直白地描寫貧窮帶來的後果也不是——真正有抱負的藝術家不應該在作品裡提及從脖子上抓虱子，更不用說去嫖妓或者……說尿床之類的話。
在分期連載這部小說的時候，即使像《利己主義者》這樣提倡藝術自由的刊物，也被它的印刷者強迫删去第三章開頭的一段很長的文字，其中講到斯蒂芬想象自己将再次拜訪“肮髒的妓院”，那裡的妓女“都已為那一夜的夜生活打扮停當，從她們的住宅裡走出來”。
[15]（見譯文P120）這種“完全沒有修飾，沒有刻意包裝的真實”實在是太過分了。
“天性……另類的表達” 然而僅僅講真話并不能造就一部偉大的小說。
《斯蒂芬英雄》是喬伊斯第一次嘗試把自己的生活線索編織進非真實小說的作品，其中就展示了坦率，但這是不夠的。
原本計劃寫63章的小說，喬伊斯在隻完成了25章後就把它扔到一邊了。
《斯蒂芬英雄》的魅力至多不過像愛德華時代的衆多一般小說中偶爾一現的靈光一樣。
盡管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勞斯（Stanislaus）當時曾評價該書說“一些章節寫得非常出色，在我看來完全是原創”[16]，但人們還是無法想象這本書會産生多大的影響，它至多不過是一個掀起微瀾的先行者。
現在人們對它的興趣，至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在于将其視為喬伊斯的早期的未成名之作。
它與《畫像》的主題和流派有類似之處，因為其中雖然隻有“大學情節”幸存下來，可是我們知道這本書是要詳細描寫一個年輕的愛爾蘭天主教男孩從嬰兒期到青年期的生活。
每一期都是有關英雄心理成長的教育，并追蹤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的全過程，直到他或她從小說的最後一頁走出去，仿佛到達自我肯定和自我獨行的境界。
事實上，其中每一期也都是小說藝人式（Künstlerroman）描述，是講述藝術家成長和發展的小說。
不論《斯蒂芬英雄》中的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Daedalus），還是《畫像》中的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Dedalus），[17]他們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與喬伊斯本人的生活相似。
正如他對斯坦尼斯勞斯所說，他定義這部小說“基本上是自傳式的”[18]。
（在喬伊斯第一次出版他的三部短篇小說，并将其編入《都柏林人》的時候，在他的一個廢棄的有關模仿藝術生活的版本中，他曾以“斯蒂芬·迪達勒斯”為筆名。
[19]）《斯蒂芬英雄》的自傳成分明顯高于《畫像》，其形式是情景對話式的，源自“一件倒黴事接着一件”的學校，其中所描述的事件似乎是因為它們曾經發生在年輕的喬伊斯身上，其中所提到的角色似乎是因為喬伊斯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過與他們的類似的人。
在《斯蒂芬英雄》中，斯蒂芬的家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而除斯蒂芬之外的其他人物都顯得比較孤立、戲劇化。
喬伊斯在寫這本書的早期就對它感到非常沮喪。
他在給斯坦尼斯勞斯的信中寫道：“我恐怕很長時間都不能完成這部小說。
我對它感到非常不滿意，斯蒂芬的天性如何另類表達呢？呃？”[20]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喬伊斯把一部技術型的小說變為一部藝術型的小說。
對此喬伊斯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兩個，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把意識的叙述中心從一個完全獨立的第三人稱叙述者改變為介乎斯蒂芬和第三人稱的叙述者之間的角色。
喬伊斯的精确手法顯示出他對以前的講故事模式的徹底背叛，從而深刻地影響了小說的意義（這一點我們還将論及）。
《畫像》中的事件和人物全部由斯蒂芬引出。
盡管還有一個第三人稱叙述者，但這個叙述者所呈現的都是斯蒂芬的視角：對其他人和事件的态度都是他的；它們都被“看到”或“聚焦”到他身上。
因為他們都是被他看到的，所以他們都有一些東西反映到他身上。
所有的一切最終都指向并豐富着那位即将成長為藝術家的年輕人形象。
其次，喬伊斯嚴格執行了有所選擇的原則。
在《畫像》中，我們不再看到包括廚房水槽在内的那一切；情節的叙述模式也不再是這件事發生了接着是那件事，那件事發生了接着是這件事。
原來計劃的63章，現在隻有5章，但這5章都經過精心設計的，每一章都自成體系，又在整部小說的結構模式中擔當一定的角色。
從整體上說它符合年表的結構——斯蒂芬由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但每一章又有其自身的推進模式。
實際上每一章都映射出故事整體的推進過程，每一章都是一出從卑微到成功的微型戲劇。
不同于《斯蒂芬英雄》，《畫像》顯示出喬伊斯的精煉能力，他突出細節，把故事情節安排得符合小說的美學模式，而不是簡單地按他自己的人生經曆來叙述。
正由于此，評論家們發現無法将小說裡的時間安排和喬伊斯自己在生活生中發生的事情聯系起來。
在創作《畫像》時，喬伊斯認真篩選，精心安排，而不是平鋪直叙。
在這個全新的安排中，故事的每一章都代表年輕藝術家生活的一個階段。
第一章講述斯蒂芬的童年：他在家鄉的克朗戈斯伍德學校上學，以及他的住在布雷的家人在聖誕晚餐上圍繞帕内爾發生的争論，還有他回到克朗戈斯以後被一個教導主任不公正地痛打手心，并且向校長投訴這一不公正行為，從而得以解脫。
第二章講述斯蒂芬萌發的性欲促使他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位像《基督山伯爵》中美麗的梅塞苔絲（Mercedes）一樣的女人；這一點也表現在他寫給E—C—的詩裡，表現在他在與父親同去科克參觀物理實驗室的時候，圍繞着他發現的刻在長凳上的“胎兒”一詞内心出現的自淫一般的想象；這一章以他拜訪一個妓女而告結束。
與這一焦點叙事交錯展開的是他搬家的事情。
而當這新的一章展開時，斯蒂芬已經離開克朗戈斯，他的家搬到了布萊克羅克；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在都柏林的家幾次易址，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糟。
在都柏林的貝爾維迪爾學院，斯蒂芬在《白膚少女》中扮演“滑稽教師”的角色，并為他的非正統的文學品味辯護，還因此和他的對文學藝術一竅不通的同學進行辯論。
第三章全部都是寫斯蒂芬在宗教上的重新覺醒，而這在斯蒂芬的忏悔和表白中達到高潮。
在這一章開始的時候，斯蒂芬還沉浸在犯下道德罪行的痛苦中，和其他的貝爾維迪爾男孩一起參加靜修。
阿納爾神父娓娓道來的痛苦萬分的關于地獄的折磨的布道，令那些不肯悔改的罪人充滿罪惡感，從而使他“渾身發抖……低聲哭泣”地向一位老牧師承認他的罪惡。
第四章描寫斯蒂芬的宗教信仰緩慢瓦解，并以藝術的世俗呼喚取而代之的過程。
由于斯蒂芬一貫的虔誠，貝爾維德爾的神父問他是否願意投身神職，但斯蒂芬選擇了上大學。
走在海灘上，他“仿佛看見了”神話中的能工巧匠迪達勒斯——那也就是他自己的名字，而就在這時他遇見一個年輕女人，他把她想象為一個神奇的生物。
“受到某種魔法的驅使，那形象已完全變得像一隻奇怪而美麗的海鳥”（見譯文P206）。
在他看來，這兩者似乎都象征着他作為藝術家的使命。
與此同時，為了免遭被驅逐的厄運，他們再一次搬家。
在第五章中，斯蒂芬為了滿足他内心的藝術的召喚而放棄了朋友、家人、國家和宗教的呼喚。
在大學裡他和系主任就語言和藝術進行了交談。
和他的朋友達文進行了（關于愛爾蘭政治的）交談，還和林奇（進行了關于他文藝的理論）和克蘭利進行了（關于愛，尤其是母子之愛，以及關于他離開教堂的事宜）的交談。
他對克蘭利說，“我不侍奉。
”（見譯文P139）： 我不願意去為我已經不再相信的東西賣力，不管它把自己叫作我的家、我的祖國或我的教堂都一樣：我将試圖在某種生活方式中，或者某種藝術形式中盡可能自由地、盡可能完整地表現我自己，并僅隻使用我能容許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來保衛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機智。
（見譯文P306） 在這中間，他給一個不知名的“魅惑女人”寫了一首詩，并清楚地寫明給“E—C—”。
而在小說的最後幾頁，我們看到的是斯蒂芬在準備離開愛爾蘭之前記的“日記”。
這是作者首次使用第一人稱叙述。
他在最後通過迪達勒斯懇求道：“老父親，古老的巧匠，現在請盡量給我一切幫助吧。
”（見譯文P315）。
這樣的一種叙述形式使這部小說呈現出尋常的情節推進風格，它将斯蒂芬的一生解讀為一個漸進的、必然的走向勝利和獨立的過程。
在最後一頁，他着手“在我心靈的作坊中鑄造出我的民族的還沒有被創造出來的良心”（見
”另一派則認為它的“一些段落可與英國文學中的最上乘之作媲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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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于1914年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曾經遭到幾家出版社拒絕，其中有兩家還是先同意後來又反悔了的。
這兩家中的一家甚至連清樣都已經印好，但因為害怕背上诽謗或傷風敗俗的名聲，最終還是銷毀了清樣，并聲稱，這些故事的情節和毫不獻媚的對話太過直白，而且太過随意地使用了真實姓名（包括新近剛剛去世的英格蘭國王）。
到了《尤利西斯》出版的1922年，它之前連載所在的系列登載刊物已三次被禁，兩次遭焚燒，一次成功通過了傷風敗俗的指控。
今天，人們經常稱喬伊斯為20世紀最偉大的非真實散文故事作家，但是他的名字還是會在聽到它的人身上引起恐懼的一震。
人們還是常常将他和“肮髒”“難懂”聯系起來。
1914年以前，基本上是無人知曉喬伊斯的大名的。
他于1882年出生在一個中産階級天主教家庭。
他出生時正值這個家庭即将面臨無情的家道中落的時期。
喬伊斯成長的年代是愛爾蘭一方面受英國控制，一方面受羅馬天主教統治的時期，因而愛爾蘭的訴求（反對英國）經常和天主教會的訴求發生沖突。
在這種沖突中，很多人都認為最有希望實現愛爾蘭自治的是愛爾蘭議會黨，但其領導者查爾斯·斯圖爾特·帕内爾（CharlesStewartParnell）卻被爆出和一個已婚的女人凱瑟琳·奧謝（KatherineO’Shea）有十年的“風流韻事”的醜聞。
這件事對喬伊斯影響巨大。
此前格萊斯頓（Gladstone）首相已經與帕内爾在威斯敏斯特組建了一個聯盟，但是後來天主教的主教提出，通奸者不适合擔任公職。
于是帕内爾失去了對該黨的控制，而他的其他候選人也在随後的愛爾蘭選舉中失利。
同年帕内爾去世。
雖然那時喬伊斯隻有9歲，但他永遠忘不掉這件事，他認為是祭司們的背叛，親手絞殺了愛爾蘭的“無冕之王”。
他在詩中對帕内爾大加贊揚，并把和他最親近的那幫人斥為叛徒。
在這首詩的标題中，他将帕内爾派的莫西·希利（TimothyHealy）對帕内爾的背叛比喻為布魯特斯（Brutus）對恺撒的背叛。
喬伊斯曾就讀于耶稣會教堂的克朗戈斯伍德和貝爾維迪爾學院。
他念的大學雖然不是三一學院，但那是都柏林學院。
它是伊麗莎白一世于1591年創辦的，當時明确提出的目标是促進愛爾蘭新教的改革和發展，根除天主教，而不是教育它的信徒。
直到1873年，入學該校的還僅限于參加宗教考試的人，它面向的是那些盎格魯-愛爾蘭新教徒的後裔。
幾個世紀以來，這些人一直是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土地上的少數民族。
到了喬伊斯的時代，天主教徒已可以入校，但神職人員還是強烈敦促學生們不要涉足異教活動。
他的學業得到了英國皇家大學（即後來的都柏林大學學院）的資助。
該校此時的校長紅衣主教紐曼承載的天主教許可，已經與第一任校長約翰·亨利（JohnHenry）相當。
在這裡，喬伊斯以天資聰穎聞名。
他拒絕簽署一份請願書，該請願書将葉芝（Yeats）的《伯爵夫人凱瑟琳》（CountessCathleen）指責為诽謗愛爾蘭；拒絕修改一篇發表在學院文史校刊的論文，其中他堅持認為戲劇具有“倫理”尺度；拒絕接受在出版他的另一篇論文時，出版商以文中有譴責新愛爾蘭文學劇院的愛爾蘭教區制度的狹隘主義為由拒絕出版，他後來自費将其發表。
即便這時，他還不斷與出版商就拒不審查就出版他的作品《都柏林人》争論不休。
但是，到1912年，他已經寫出了另一本書的第一稿，然後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稿，該作品即以《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為标題。
貫穿這個年輕人一生的是兩條明顯的、相互纏繞的線索：愛爾蘭被英國控制和愛爾蘭天主教受英國新教統治的曆史，以及生活在狹隘的、已确立的天主教會桎梏下的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曆史。
而第三條生動的線索是，這位有抱負的藝術家拒絕服從任何一個權威，特别是在藝術方面。
在小說的整體的結構中，這三條線索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當年輕的喬伊斯離開愛爾蘭的時候，他已經下定決心要重新編織這三者相互糾纏的故事，創造出藝術價值來。
這也就是《畫像》要講的故事：一個年輕的愛爾蘭天主教的未來的藝術家的發展、成長，直到最後，他擁抱“生活”，轉身離開愛爾蘭。
也就是說，喬伊斯不畏坦陳事實，決心把他自己的生活史作為主題來編織小說的結構。
他已下定決心要堅持真理，這小說必将是真實的。
那些早期評論《畫像》的人也發現了這一點。
事實上，喬伊斯的反對者——無論早先的還是後來的，之所以鄙視他的《畫像》全出于一個他的讀者稱之為“不可戰勝的誠實”的觀點，以及另一個他們稱之為“知識分子的正直，他的敏銳的雙眼，以及精準的再現的能力……他是一流的現實主義者”
所有的人——無論是贊美還是譴責這部小說的，無不對喬伊斯所呈現的東西感到驚訝，他所呈現的，正如斯奎爾（J.C.Squire）所言，是“完全沒有修飾、沒有刻意包裝的真實”。
然而這些評論家并不知道詹姆斯·喬伊斯是何許人。
他們無從判斷小說是否真實，是否忠實地描述了他自己的生活，這是否是一部忠實、真實的自傳，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Dedalus）是否就是詹姆斯·喬伊斯的真實寫照。
那麼，這些批評者所謂的“真實”指的是什麼呢？ H.G.威爾斯在談到“禮儀”的問題時透露了謎底。
有些事情，懂禮貌、重舉止的人是不會在大庭廣衆之下談及的。
高雅人士不會談論宗教或政治，他們也不會談論人身的排洩物、激情、弱點。
在這些高雅的人眼裡，詹姆斯·喬伊斯不是個好作家。
早期的評論家認為，他們必須警告毫無戒心的公衆，其中一個這樣寫道：“這本書的一個與衆不同的特點就是其中令人震驚的不文明的舉止。
關于這一點，我們必須在一開始就坦率地說明，然後也就可以結束了。
”另一個則說：“宗教問題和政治問題……處理得太粗略了，隻是為了取悅那些無可救藥的虔誠的和愛國的人士。
如果他們要在都柏林建一座喬伊斯的雕像，那一定不會是在他活着的時候。
”（至少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
而第三位批評家，針對确實粗俗的問題，指出《畫像》“在一開始就有不當言論”
“你要是尿炕了，你先覺得熱乎乎的，後來又覺得有些涼。
”（見譯文P2）在1916年，尿床并不是小說中應有的情節；性也不是；家庭中針對社會上誰忠于誰的宗教領袖、反對誰對國家的忠誠的混戰的争吵也不是；神父為了恐吓小男孩，讓他們發抖，以便去忏悔實情，而向他生動地極言地獄的痛苦，引起他感官上的極大刺激也不是；男孩們開不敬的玩笑也不是；他們在廁所牆上亂塗亂畫的塗鴉也不是；他們從那些牆裡面出來後的“沾沾自喜”也不是；甚至連簡單直白地描寫貧窮帶來的後果也不是——真正有抱負的藝術家不應該在作品裡提及從脖子上抓虱子，更不用說去嫖妓或者……說尿床之類的話。
在分期連載這部小說的時候，即使像《利己主義者》這樣提倡藝術自由的刊物，也被它的印刷者強迫删去第三章開頭的一段很長的文字，其中講到斯蒂芬想象自己将再次拜訪“肮髒的妓院”，那裡的妓女“都已為那一夜的夜生活打扮停當，從她們的住宅裡走出來”。
“天性……另類的表達” 然而僅僅講真話并不能造就一部偉大的小說。
《斯蒂芬英雄》是喬伊斯第一次嘗試把自己的生活線索編織進非真實小說的作品，其中就展示了坦率，但這是不夠的。
原本計劃寫63章的小說，喬伊斯在隻完成了25章後就把它扔到一邊了。
《斯蒂芬英雄》的魅力至多不過像愛德華時代的衆多一般小說中偶爾一現的靈光一樣。
盡管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勞斯（Stanislaus）當時曾評價該書說“一些章節寫得非常出色，在我看來完全是原創”
現在人們對它的興趣，至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在于将其視為喬伊斯的早期的未成名之作。
它與《畫像》的主題和流派有類似之處，因為其中雖然隻有“大學情節”幸存下來，可是我們知道這本書是要詳細描寫一個年輕的愛爾蘭天主教男孩從嬰兒期到青年期的生活。
每一期都是有關英雄心理成長的教育，并追蹤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的全過程，直到他或她從小說的最後一頁走出去，仿佛到達自我肯定和自我獨行的境界。
事實上，其中每一期也都是小說藝人式（Künstlerroman）描述，是講述藝術家成長和發展的小說。
不論《斯蒂芬英雄》中的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Daedalus），還是《畫像》中的斯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Dedalus），
正如他對斯坦尼斯勞斯所說，他定義這部小說“基本上是自傳式的”
（在喬伊斯第一次出版他的三部短篇小說，并将其編入《都柏林人》的時候，在他的一個廢棄的有關模仿藝術生活的版本中，他曾以“斯蒂芬·迪達勒斯”為筆名。
在《斯蒂芬英雄》中，斯蒂芬的家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而除斯蒂芬之外的其他人物都顯得比較孤立、戲劇化。
喬伊斯在寫這本書的早期就對它感到非常沮喪。
他在給斯坦尼斯勞斯的信中寫道：“我恐怕很長時間都不能完成這部小說。
我對它感到非常不滿意，斯蒂芬的天性如何另類表達呢？呃？”
對此喬伊斯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兩個，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把意識的叙述中心從一個完全獨立的第三人稱叙述者改變為介乎斯蒂芬和第三人稱的叙述者之間的角色。
喬伊斯的精确手法顯示出他對以前的講故事模式的徹底背叛，從而深刻地影響了小說的意義（這一點我們還将論及）。
《畫像》中的事件和人物全部由斯蒂芬引出。
盡管還有一個第三人稱叙述者，但這個叙述者所呈現的都是斯蒂芬的視角：對其他人和事件的态度都是他的；它們都被“看到”或“聚焦”到他身上。
因為他們都是被他看到的，所以他們都有一些東西反映到他身上。
所有的一切最終都指向并豐富着那位即将成長為藝術家的年輕人形象。
其次，喬伊斯嚴格執行了有所選擇的原則。
在《畫像》中，我們不再看到包括廚房水槽在内的那一切；情節的叙述模式也不再是這件事發生了接着是那件事，那件事發生了接着是這件事。
原來計劃的63章，現在隻有5章，但這5章都經過精心設計的，每一章都自成體系，又在整部小說的結構模式中擔當一定的角色。
從整體上說它符合年表的結構——斯蒂芬由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但每一章又有其自身的推進模式。
實際上每一章都映射出故事整體的推進過程，每一章都是一出從卑微到成功的微型戲劇。
不同于《斯蒂芬英雄》，《畫像》顯示出喬伊斯的精煉能力，他突出細節，把故事情節安排得符合小說的美學模式，而不是簡單地按他自己的人生經曆來叙述。
正由于此，評論家們發現無法将小說裡的時間安排和喬伊斯自己在生活生中發生的事情聯系起來。
在創作《畫像》時，喬伊斯認真篩選，精心安排，而不是平鋪直叙。
在這個全新的安排中，故事的每一章都代表年輕藝術家生活的一個階段。
第一章講述斯蒂芬的童年：他在家鄉的克朗戈斯伍德學校上學，以及他的住在布雷的家人在聖誕晚餐上圍繞帕内爾發生的争論，還有他回到克朗戈斯以後被一個教導主任不公正地痛打手心，并且向校長投訴這一不公正行為，從而得以解脫。
第二章講述斯蒂芬萌發的性欲促使他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位像《基督山伯爵》中美麗的梅塞苔絲（Mercedes）一樣的女人；這一點也表現在他寫給E—C—的詩裡，表現在他在與父親同去科克參觀物理實驗室的時候，圍繞着他發現的刻在長凳上的“胎兒”一詞内心出現的自淫一般的想象；這一章以他拜訪一個妓女而告結束。
與這一焦點叙事交錯展開的是他搬家的事情。
而當這新的一章展開時，斯蒂芬已經離開克朗戈斯，他的家搬到了布萊克羅克；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在都柏林的家幾次易址，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糟。
在都柏林的貝爾維迪爾學院，斯蒂芬在《白膚少女》中扮演“滑稽教師”的角色，并為他的非正統的文學品味辯護，還因此和他的對文學藝術一竅不通的同學進行辯論。
第三章全部都是寫斯蒂芬在宗教上的重新覺醒，而這在斯蒂芬的忏悔和表白中達到高潮。
在這一章開始的時候，斯蒂芬還沉浸在犯下道德罪行的痛苦中，和其他的貝爾維迪爾男孩一起參加靜修。
阿納爾神父娓娓道來的痛苦萬分的關于地獄的折磨的布道，令那些不肯悔改的罪人充滿罪惡感，從而使他“渾身發抖……低聲哭泣”地向一位老牧師承認他的罪惡。
第四章描寫斯蒂芬的宗教信仰緩慢瓦解，并以藝術的世俗呼喚取而代之的過程。
由于斯蒂芬一貫的虔誠，貝爾維德爾的神父問他是否願意投身神職，但斯蒂芬選擇了上大學。
走在海灘上，他“仿佛看見了”神話中的能工巧匠迪達勒斯——那也就是他自己的名字，而就在這時他遇見一個年輕女人，他把她想象為一個神奇的生物。
“受到某種魔法的驅使，那形象已完全變得像一隻奇怪而美麗的海鳥”（見譯文P206）。
在他看來，這兩者似乎都象征着他作為藝術家的使命。
與此同時，為了免遭被驅逐的厄運，他們再一次搬家。
在第五章中，斯蒂芬為了滿足他内心的藝術的召喚而放棄了朋友、家人、國家和宗教的呼喚。
在大學裡他和系主任就語言和藝術進行了交談。
和他的朋友達文進行了（關于愛爾蘭政治的）交談，還和林奇（進行了關于他文藝的理論）和克蘭利進行了（關于愛，尤其是母子之愛，以及關于他離開教堂的事宜）的交談。
他對克蘭利說，“我不侍奉。
”（見譯文P139）： 我不願意去為我已經不再相信的東西賣力，不管它把自己叫作我的家、我的祖國或我的教堂都一樣：我将試圖在某種生活方式中，或者某種藝術形式中盡可能自由地、盡可能完整地表現我自己，并僅隻使用我能容許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來保衛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機智。
（見譯文P306） 在這中間，他給一個不知名的“魅惑女人”寫了一首詩，并清楚地寫明給“E—C—”。
而在小說的最後幾頁，我們看到的是斯蒂芬在準備離開愛爾蘭之前記的“日記”。
這是作者首次使用第一人稱叙述。
他在最後通過迪達勒斯懇求道：“老父親，古老的巧匠，現在請盡量給我一切幫助吧。
”（見譯文P315）。
這樣的一種叙述形式使這部小說呈現出尋常的情節推進風格，它将斯蒂芬的一生解讀為一個漸進的、必然的走向勝利和獨立的過程。
在最後一頁，他着手“在我心靈的作坊中鑄造出我的民族的還沒有被創造出來的良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