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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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紐約時報》的版面有八個縱欄。
那年11月11日，即《第二十二條軍規》正式出版後的第二天，書評版登出了一份不同尋常的廣告，上下貫通整版，且占據五個縱欄的寬度，視覺效果十分驚人。
那天的書評評介的是另一位作者的作品，跟縱橫字謎和所有别的内容一起，都被排擠到報紙的邊上了。
廣告标題是這樣的：什麼是圈套？頂部展示了一幅剪影式的漫畫，一個穿軍裝的人在飛行中，表情驚恐，眼睛瞥向側邊某種沒有指明的危險。
這是《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出版通告。
交織在文字中，通告提及了二十一個具有一定公共聲望的個人和團體的贊譽之詞。
他們大多與文學和出版界有關聯，在出版前都收到了小說，并且已經作了書評或給予了贊賞性的評論。
出版後數日之内，《國家》雜志發表了納爾遜·阿爾格倫的書評（他也是我的著作代理人的客戶，我的代理人力勸他閱讀這本小說），評論《第二十二條軍規》，說它“是多年來出自任何題材的最佳小說”。
芝加哥一份日報發表了斯特茲·特克爾的書評，差不多同樣高度贊賞它。
這部作品出版時就獲得如此關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著作代理人坎迪德·多納迪奧和編輯羅伯特·戈特利布的勤勉、熱忱和欣賞，現在我願借此機會把這個新版本題獻給兩位，他們是我的同仁和夥伴，他們的才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那天的《紐約時報》沒有評介這部作品，不過《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莫裡斯·多比爾的書評，多比爾先生是這樣說的：“一本書，一輛野蠻、感人、驚心、歡鬧、狂暴、令人快活的巨型過山車。
” 《先驅論壇報》的評論者來評介這部出自無名作者的戰争小說，幾乎完全緣于巧合。
佩雷爾曼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出版了他自己的作品，他比我有名得多，又是多比爾先生一次訪談的對象。
他的出版社是西蒙與舒斯特，我的也是，而且作品的責任編輯也是同一人——鮑勃·戈特利布。
當多比爾問及他本人的閱讀時，佩雷爾曼先生回答說，他正在非常專心地讀一本小說，是他的編輯催促他讀的，叫作《第二十二條軍規》。
多比爾先生後來對我坦陳，他一回到辦公室就發現該書已經跟别的書堆在一起了，這些書他自認沒有時間為了撰寫書評而仔細研讀。
若非戈特利布催促，佩雷爾曼是不會讀這本書的；佩雷爾曼沒有讀這本書，就沒有多比爾的評介。
而若非多比爾，也許就沒有《紐約時報》上的廣告了。
兩周之後，可能僅僅因為多比爾先生，書評人奧維爾·普雷斯科特在《紐約時報》每日版以嘉許的口吻描述這本書，預言它将不會被能夠接受它的人忘記，并稱它是“一場眼花缭亂的表演，給多少讀者帶來樂趣，就會激起幾乎同樣多的人的憤怒”。
其餘的，你可以說是曆史，但那是一段容易被曲解的曆史。
那時，這本小說沒有得過任何文學獎，也沒登過任何暢銷書榜。
而且，正如普雷斯科特先生所預見的，隻要有一次贊賞的報道，幾乎都會出現一次負面的評論。
二十五年以後回頭來看這本小說，約翰·奧爾德裡奇——我心目中幾十年來最有見地、最執着的美國文學評論家——稱贊了羅伯特·布魯斯汀在《新共和》雜志上發表的極富知性的評論，說它包含了“一些實質性論點，是許多後來的批評都沒能進一步深化的”，而且奧爾德裡奇先生認識到，《第二十二條軍規》的許多早期讀者“喜歡這部書的原因，恰恰導緻了别的人憎恨它”。
貶低常常是惡意的。
《紐約時報》星期日版後面有一條小小的公告，小得隻有那些等候它的人才看得見，其
那年11月11日，即《第二十二條軍規》正式出版後的第二天，書評版登出了一份不同尋常的廣告，上下貫通整版，且占據五個縱欄的寬度，視覺效果十分驚人。
那天的書評評介的是另一位作者的作品，跟縱橫字謎和所有别的内容一起，都被排擠到報紙的邊上了。
廣告标題是這樣的：什麼是圈套？頂部展示了一幅剪影式的漫畫，一個穿軍裝的人在飛行中，表情驚恐，眼睛瞥向側邊某種沒有指明的危險。
這是《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出版通告。
交織在文字中，通告提及了二十一個具有一定公共聲望的個人和團體的贊譽之詞。
他們大多與文學和出版界有關聯，在出版前都收到了小說，并且已經作了書評或給予了贊賞性的評論。
出版後數日之内，《國家》雜志發表了納爾遜·阿爾格倫的書評（他也是我的著作代理人的客戶，我的代理人力勸他閱讀這本小說），評論《第二十二條軍規》，說它“是多年來出自任何題材的最佳小說”。
芝加哥一份日報發表了斯特茲·特克爾的書評，差不多同樣高度贊賞它。
這部作品出版時就獲得如此關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著作代理人坎迪德·多納迪奧和編輯羅伯特·戈特利布的勤勉、熱忱和欣賞，現在我願借此機會把這個新版本題獻給兩位，他們是我的同仁和夥伴，他們的才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那天的《紐約時報》沒有評介這部作品，不過《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莫裡斯·多比爾的書評，多比爾先生是這樣說的：“一本書，一輛野蠻、感人、驚心、歡鬧、狂暴、令人快活的巨型過山車。
” 《先驅論壇報》的評論者來評介這部出自無名作者的戰争小說，幾乎完全緣于巧合。
佩雷爾曼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出版了他自己的作品，他比我有名得多，又是多比爾先生一次訪談的對象。
他的出版社是西蒙與舒斯特，我的也是，而且作品的責任編輯也是同一人——鮑勃·戈特利布。
當多比爾問及他本人的閱讀時，佩雷爾曼先生回答說，他正在非常專心地讀一本小說，是他的編輯催促他讀的，叫作《第二十二條軍規》。
多比爾先生後來對我坦陳，他一回到辦公室就發現該書已經跟别的書堆在一起了，這些書他自認沒有時間為了撰寫書評而仔細研讀。
若非戈特利布催促，佩雷爾曼是不會讀這本書的；佩雷爾曼沒有讀這本書，就沒有多比爾的評介。
而若非多比爾，也許就沒有《紐約時報》上的廣告了。
兩周之後，可能僅僅因為多比爾先生，書評人奧維爾·普雷斯科特在《紐約時報》每日版以嘉許的口吻描述這本書，預言它将不會被能夠接受它的人忘記，并稱它是“一場眼花缭亂的表演，給多少讀者帶來樂趣，就會激起幾乎同樣多的人的憤怒”。
其餘的，你可以說是曆史，但那是一段容易被曲解的曆史。
那時，這本小說沒有得過任何文學獎，也沒登過任何暢銷書榜。
而且，正如普雷斯科特先生所預見的，隻要有一次贊賞的報道，幾乎都會出現一次負面的評論。
二十五年以後回頭來看這本小說，約翰·奧爾德裡奇——我心目中幾十年來最有見地、最執着的美國文學評論家——稱贊了羅伯特·布魯斯汀在《新共和》雜志上發表的極富知性的評論，說它包含了“一些實質性論點，是許多後來的批評都沒能進一步深化的”，而且奧爾德裡奇先生認識到，《第二十二條軍規》的許多早期讀者“喜歡這部書的原因，恰恰導緻了别的人憎恨它”。
貶低常常是惡意的。
《紐約時報》星期日版後面有一條小小的公告，小得隻有那些等候它的人才看得見，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