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的幽靈（中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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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法國諺語：“貓喜歡吃魚卻不想弄濕爪子。
”收到《雨鼓》這部小說的時候，這應該也是我的心情。
書是好書，但真的要動手去譯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書的作者是2005年首屆布克國際文學獎得主伊斯梅爾卡達萊。
1936年出生在阿爾巴尼亞南部山城吉諾卡斯特的他1990年才移居法國，所以1969年底出版的《雨鼓》是他用母語創作的。
小說編了一個如假包換的15世紀奧斯曼帝國入侵阿爾巴尼亞城邦的故事：蘇丹的大軍在圖爾桑帕夏的率領下遠征阿爾巴尼亞，兵臨城下，一攻一防，數月的對峙。
我是女人，不喜歡戰争，也不喜歡打仗的故事，阿爾巴尼亞離我很遠，奧斯曼帝國對我而言就更陌生。
卡達萊複調的叙事天才吸引了我，但在這個圍城的故事裡，陷在等待和絕望之中的是兩軍對壘的将士，也是被各種查遍字典不見的從土耳其語變身法語的專有或普通詞彙層層圍困的我。
二 冬天一過，當蘇丹的使者再次離去，我們終于明白：戰争在所難免。
使者千方百計對我們施壓，想讓我們同意做蘇丹的附庸。
他們先是花言巧語，許諾讓我們參與統治幅員遼闊的帝國，随後又誣蔑我們是法蘭克人的走卒，換言之，是投靠歐洲的叛徒。
最後，不出所料，他們的把戲以威脅收場。
“你們以為你們的城池都是銅牆鐵壁，”他們對我們說，“就算它們的确如此，我們也會在你們周圍築起另一層銅牆鐵壁，那就是饑餓和幹渴。
” 戰争開始了：信仰基督教的阿爾巴尼亞城邦守衛軍把家人送到山裡去躲避戰亂。
“跟他們掏心掏肺地道完别後，我們回到了要塞。
在高高的塔樓上，我們一直目送他們走到十字高地，之後，又看到他們出現在陡坡上，最後消失在風峽口。
之後，我們關上重重的城門，整座堡壘沉寂了，現在已經沒有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
我們把第二道城門也一一放下，縮在堡壘裡，任由寂靜淹沒我們。
”一片孤城萬仞山，留下來的，都是鐵了心誓和要塞共存亡的死士。
城外，是新月旗和像大章魚一樣伸展着觸須把阿爾巴尼亞人的要塞慢慢纏住不放的蘇丹大軍一長溜一長溜的白色營帳。
力量懸殊的較量，圍城曠日持久，強攻、炮轟、斷水、斷糧、瘟疫、挖地道……阿爾巴尼亞人以寡敵衆，用山民特殊的堅韌和彪悍擋住了蘇丹軍隊一次次猛烈的進攻…… 三 “我每次寫一本書，都感覺是在将匕首刺向專制。
”卡達萊如是說。
的确，稍微懂點曆史的人都看得出來，1969年的《雨鼓》是借奧斯曼帝國的鐮月彎刀來暗喻蘇聯在布拉格之春後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
1968年初杜布切克提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讓蘇聯老大哥很不爽，政治民主化運動顯然是對蘇聯專制集權統治的公然挑釁。
就在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阿爾巴尼亞退出了在1961年加入的華沙條約組織，與蘇聯徹底決裂。
就像作者自己說的，對15世紀這場戰争的描繪不是一部曆史小說，而是一部反曆史的作品，它刺中的是20世紀依然飄着血腥味的并不那麼遙遠的現實。
伊斯梅爾卡達萊最初給這本書取的名字是《雨鼓》（Dualleteshiut），但阿爾巴尼亞的出版商建議改一個更英勇無畏、更鬥志昂揚的名字——《堡壘》（kshtjella），為了凸顯阿爾巴尼亞山民在面對奧斯曼帝國大軍壓境時抵死反抗的決心。
1971年當這本書被譯成法語時，譯者JusufVrioni堅持把書名又改回成《雨鼓》（LesTamboursdelapluie），卡達萊當時還覺得“仿佛天意”。
英譯本則選了一個折中的書名《圍城》（TheSiege），貌似不偏不倚，既是奧斯曼帝國的十面埋伏，也是阿爾巴利亞城邦的衆志成城。
《雨鼓》是通過法語流傳到世界各地的第三本卡達萊的長篇小說，前兩本是《亡軍的将領》和《石頭城紀事》。
卡達萊是曆史專業出身，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他的小說常常散發出一種野史和民間傳說的諷喻意味，仿佛那才是被正史篡改、遺忘、湮滅的真相。
正如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約翰凱裡所說：“卡達萊是在阿爾巴尼亞文學、曆史、民俗學、政治學等各領域都留下印記的作家。
他描繪了一種完整的文化，繼承了荷馬史詩的叙事傳統。
”《石頭城紀事》《誰帶回了多倫蒂諾》《錯宴》《夢幻宮殿》《亡軍的将領》和《破碎的四月》都是虛構，又都仿佛是曆史，仿佛是現實，仿佛是我們無力擺脫的
”收到《雨鼓》這部小說的時候，這應該也是我的心情。
書是好書，但真的要動手去譯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書的作者是2005年首屆布克國際文學獎得主伊斯梅爾卡達萊。
1936年出生在阿爾巴尼亞南部山城吉諾卡斯特的他1990年才移居法國，所以1969年底出版的《雨鼓》是他用母語創作的。
小說編了一個如假包換的15世紀奧斯曼帝國入侵阿爾巴尼亞城邦的故事：蘇丹的大軍在圖爾桑帕夏的率領下遠征阿爾巴尼亞，兵臨城下，一攻一防，數月的對峙。
我是女人，不喜歡戰争，也不喜歡打仗的故事，阿爾巴尼亞離我很遠，奧斯曼帝國對我而言就更陌生。
卡達萊複調的叙事天才吸引了我，但在這個圍城的故事裡，陷在等待和絕望之中的是兩軍對壘的将士，也是被各種查遍字典不見的從土耳其語變身法語的專有或普通詞彙層層圍困的我。
二 冬天一過，當蘇丹的使者再次離去，我們終于明白：戰争在所難免。
使者千方百計對我們施壓，想讓我們同意做蘇丹的附庸。
他們先是花言巧語，許諾讓我們參與統治幅員遼闊的帝國，随後又誣蔑我們是法蘭克人的走卒，換言之，是投靠歐洲的叛徒。
最後，不出所料，他們的把戲以威脅收場。
“你們以為你們的城池都是銅牆鐵壁，”他們對我們說，“就算它們的确如此，我們也會在你們周圍築起另一層銅牆鐵壁，那就是饑餓和幹渴。
” 戰争開始了：信仰基督教的阿爾巴尼亞城邦守衛軍把家人送到山裡去躲避戰亂。
“跟他們掏心掏肺地道完别後，我們回到了要塞。
在高高的塔樓上，我們一直目送他們走到十字高地，之後，又看到他們出現在陡坡上，最後消失在風峽口。
之後，我們關上重重的城門，整座堡壘沉寂了，現在已經沒有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
我們把第二道城門也一一放下，縮在堡壘裡，任由寂靜淹沒我們。
”一片孤城萬仞山，留下來的，都是鐵了心誓和要塞共存亡的死士。
城外，是新月旗和像大章魚一樣伸展着觸須把阿爾巴尼亞人的要塞慢慢纏住不放的蘇丹大軍一長溜一長溜的白色營帳。
力量懸殊的較量，圍城曠日持久，強攻、炮轟、斷水、斷糧、瘟疫、挖地道……阿爾巴尼亞人以寡敵衆，用山民特殊的堅韌和彪悍擋住了蘇丹軍隊一次次猛烈的進攻…… 三 “我每次寫一本書，都感覺是在将匕首刺向專制。
”卡達萊如是說。
的确，稍微懂點曆史的人都看得出來，1969年的《雨鼓》是借奧斯曼帝國的鐮月彎刀來暗喻蘇聯在布拉格之春後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
1968年初杜布切克提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讓蘇聯老大哥很不爽，政治民主化運動顯然是對蘇聯專制集權統治的公然挑釁。
就在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阿爾巴尼亞退出了在1961年加入的華沙條約組織，與蘇聯徹底決裂。
就像作者自己說的，對15世紀這場戰争的描繪不是一部曆史小說，而是一部反曆史的作品，它刺中的是20世紀依然飄着血腥味的并不那麼遙遠的現實。
伊斯梅爾卡達萊最初給這本書取的名字是《雨鼓》（Dualleteshiut），但阿爾巴尼亞的出版商建議改一個更英勇無畏、更鬥志昂揚的名字——《堡壘》（kshtjella），為了凸顯阿爾巴尼亞山民在面對奧斯曼帝國大軍壓境時抵死反抗的決心。
1971年當這本書被譯成法語時，譯者JusufVrioni堅持把書名又改回成《雨鼓》（LesTamboursdelapluie），卡達萊當時還覺得“仿佛天意”。
英譯本則選了一個折中的書名《圍城》（TheSiege），貌似不偏不倚，既是奧斯曼帝國的十面埋伏，也是阿爾巴利亞城邦的衆志成城。
《雨鼓》是通過法語流傳到世界各地的第三本卡達萊的長篇小說，前兩本是《亡軍的将領》和《石頭城紀事》。
卡達萊是曆史專業出身，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他的小說常常散發出一種野史和民間傳說的諷喻意味，仿佛那才是被正史篡改、遺忘、湮滅的真相。
正如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約翰凱裡所說：“卡達萊是在阿爾巴尼亞文學、曆史、民俗學、政治學等各領域都留下印記的作家。
他描繪了一種完整的文化，繼承了荷馬史詩的叙事傳統。
”《石頭城紀事》《誰帶回了多倫蒂諾》《錯宴》《夢幻宮殿》《亡軍的将領》和《破碎的四月》都是虛構，又都仿佛是曆史，仿佛是現實，仿佛是我們無力擺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