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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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時候，沼澤的氣味變得如此強烈，我周圍的一切似乎都将瓦解：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也要腐爛了。
不是格羅斯-帕特斯奇的原因，而是我從一開始就是腐敗的。
1944年的7月，天氣炎熱，濕氣使衣服粘在了皮膚上。
熱氣還帶來了許多蚊子，它們正圍攻着我們。
自從阿爾貝特離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他的消息。
所有人都消失了，不再有人給我寫信。
一個周四，下班後，烏拉、萊妮、我和海納還有恩斯特一起去看電影。
天氣熱得難以忍受，帳篷是密封的，甚至沒有可以通風的窗戶，我們簡直要窒息而死了。
但是，午餐之後看一場電影的念頭不斷地在烏拉的腦中萦繞。
而萊妮又想和恩斯特在一起，她一遍遍地重複着：“求你了好嗎？求你了。
” 電影差不多是十年前拍的，取得了難以想象的成功。
“它是由一個女人，一個永遠都拍自己想拍的東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女人拍的。
”烏拉是這麼說的，“至少電影制作方面的人都是這麼講的。
”這也許是她在她帶到軍營裡去的那些雜志上讀到的，又或許隻是她自己的感想。
但是她一直堅信這名導演和元首之間有着某種關系，畢竟那個女導演非常地漂亮。
“她的名字和你的一樣，”恩斯特打開帳篷讓萊妮進去的時候說，“萊妮·裡芬斯塔爾。
”萊妮微笑着環顧大廳，尋找一個坐的地方。
和我不同，她從來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木制的長椅上幾乎坐滿了人，士兵們把他們滿是泥漿的靴子擱在前排的椅子上。
看到我們進去，他們中有些人用手背擦了擦木椅權當清潔，但有的人仍然将肩膀靠在牆上，歪着背，雙臂交叉。
他們麻木地打着哈欠，一個接着一個。
我通過她們頭上紮着的兩根麻花辮認出了紮比内和格特魯德。
她們轉過身，注意到了我們，但并沒有朝我們打招呼。
我們坐在了同伴為我們找到的座位上，恩斯特和萊妮坐在右邊，海納、烏拉和我坐在左邊。
海納告訴我們，《意志的勝利》是一部先鋒派電影，這部電影在各種技術上都有創新。
鏡頭是從高空拍攝的，飛機穿過雲層，穿透了白色和黑色的霧團，毫不擔心被任何東西阻擋。
我看着畫面上滾動的字幕——“緻世界大戰爆發的第20周年”“緻德國人陷入水深火熱的第16年”“緻德國重生的第19個月”。
我感覺那些雲直直地沖向我，使得我什麼都看不見了。
雲層下面是矗立着的鐘樓，紐倫堡是如此美麗。
飛機的影子投射在馬路上、房子上、人群上。
陰影是聖油，不是危險。
我看見萊妮的雙唇張開着，舌頭放在牙齒中間，她正在努力理解需要理解的東西。
也許電影結束之前恩斯特就會摟住她的腰，也許萊妮向前微傾的下巴就是一種等待和給予的信号。
我用手扇着風，海納說：“快看，飛機現在降落了。
”他催促我和烏拉注意，我“哼”了一聲。
屏幕上元首的後腦勺毫無防備，看起來甚至有些可憐。
瓦格納音樂的激情到底沒有讓他興奮起來。
元首向成千上萬的人舉起他的手臂以回應大家的歡呼，但是他的肘部彎曲，手在手腕上搖搖晃晃的——好像在說：“抱歉，我跟這事兒一點關系都沒有。
” 後來我才知道，就在那個時候，就在離士兵們看電影的帳篷不遠處，有另外一隻手正在包裡面摸索着。
雖然少了兩根手指，但他慌亂的手還是找到了一把剪刀。
他打破了一個玻璃的膠囊，裡面釋放出了可以腐蝕金屬絲的酸性物質，金屬絲線十分鐘之内就會被腐蝕完。
上校咬緊牙關，他的鼻孔都張大了，他翻開襯衫，把裡面的所有東西裝入包裡，将它們仔細地藏在文件當中。
他隻能用一隻手，或者說，他隻能用三根手指來完成所有事情，他額頭上冒的汗與炎熱的天氣無關。
沒有時間了。
為了迎接即将到來的與墨索裡尼的會面，會議提前到了中午的12點半。
陸軍元帥凱特爾就在狼穴的住所外面等着——而上校後來找了一個借口才從會議室回到了外面。
凱特爾沖上校吼着，讓他快一點。
凱特爾已經失去了耐心：雖然他以前也催促他，但是他向來對因在戰場上受傷而截肢的克勞斯·申克·馮·施陶芬貝格比較尊重。
那是瑪麗亞喜愛的有魅力的上校啊。
施陶芬貝格拿着包出來了，凱特爾看了他一眼。
其實，去參加會議時帶一個裝滿文件的包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
但也許因為施陶芬貝格把它抱得太緊了，所以凱特爾覺得有些不太協調。
“文件都在這裡了，”上校說，“是關于成立國民擲
不是格羅斯-帕特斯奇的原因，而是我從一開始就是腐敗的。
1944年的7月，天氣炎熱，濕氣使衣服粘在了皮膚上。
熱氣還帶來了許多蚊子，它們正圍攻着我們。
自從阿爾貝特離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他的消息。
所有人都消失了，不再有人給我寫信。
一個周四，下班後，烏拉、萊妮、我和海納還有恩斯特一起去看電影。
天氣熱得難以忍受，帳篷是密封的，甚至沒有可以通風的窗戶，我們簡直要窒息而死了。
但是，午餐之後看一場電影的念頭不斷地在烏拉的腦中萦繞。
而萊妮又想和恩斯特在一起，她一遍遍地重複着：“求你了好嗎？求你了。
” 電影差不多是十年前拍的，取得了難以想象的成功。
“它是由一個女人，一個永遠都拍自己想拍的東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女人拍的。
”烏拉是這麼說的，“至少電影制作方面的人都是這麼講的。
”這也許是她在她帶到軍營裡去的那些雜志上讀到的，又或許隻是她自己的感想。
但是她一直堅信這名導演和元首之間有着某種關系，畢竟那個女導演非常地漂亮。
“她的名字和你的一樣，”恩斯特打開帳篷讓萊妮進去的時候說，“萊妮·裡芬斯塔爾。
”萊妮微笑着環顧大廳，尋找一個坐的地方。
和我不同，她從來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木制的長椅上幾乎坐滿了人，士兵們把他們滿是泥漿的靴子擱在前排的椅子上。
看到我們進去，他們中有些人用手背擦了擦木椅權當清潔，但有的人仍然将肩膀靠在牆上，歪着背，雙臂交叉。
他們麻木地打着哈欠，一個接着一個。
我通過她們頭上紮着的兩根麻花辮認出了紮比内和格特魯德。
她們轉過身，注意到了我們，但并沒有朝我們打招呼。
我們坐在了同伴為我們找到的座位上，恩斯特和萊妮坐在右邊，海納、烏拉和我坐在左邊。
海納告訴我們，《意志的勝利》是一部先鋒派電影，這部電影在各種技術上都有創新。
鏡頭是從高空拍攝的，飛機穿過雲層，穿透了白色和黑色的霧團，毫不擔心被任何東西阻擋。
我看着畫面上滾動的字幕——“緻世界大戰爆發的第20周年”“緻德國人陷入水深火熱的第16年”“緻德國重生的第19個月”。
我感覺那些雲直直地沖向我，使得我什麼都看不見了。
雲層下面是矗立着的鐘樓，紐倫堡是如此美麗。
飛機的影子投射在馬路上、房子上、人群上。
陰影是聖油，不是危險。
我看見萊妮的雙唇張開着，舌頭放在牙齒中間，她正在努力理解需要理解的東西。
也許電影結束之前恩斯特就會摟住她的腰，也許萊妮向前微傾的下巴就是一種等待和給予的信号。
我用手扇着風，海納說：“快看，飛機現在降落了。
”他催促我和烏拉注意，我“哼”了一聲。
屏幕上元首的後腦勺毫無防備，看起來甚至有些可憐。
瓦格納音樂的激情到底沒有讓他興奮起來。
元首向成千上萬的人舉起他的手臂以回應大家的歡呼，但是他的肘部彎曲，手在手腕上搖搖晃晃的——好像在說：“抱歉，我跟這事兒一點關系都沒有。
” 後來我才知道，就在那個時候，就在離士兵們看電影的帳篷不遠處，有另外一隻手正在包裡面摸索着。
雖然少了兩根手指，但他慌亂的手還是找到了一把剪刀。
他打破了一個玻璃的膠囊，裡面釋放出了可以腐蝕金屬絲的酸性物質，金屬絲線十分鐘之内就會被腐蝕完。
上校咬緊牙關，他的鼻孔都張大了，他翻開襯衫，把裡面的所有東西裝入包裡，将它們仔細地藏在文件當中。
他隻能用一隻手，或者說，他隻能用三根手指來完成所有事情，他額頭上冒的汗與炎熱的天氣無關。
沒有時間了。
為了迎接即将到來的與墨索裡尼的會面，會議提前到了中午的12點半。
陸軍元帥凱特爾就在狼穴的住所外面等着——而上校後來找了一個借口才從會議室回到了外面。
凱特爾沖上校吼着，讓他快一點。
凱特爾已經失去了耐心：雖然他以前也催促他，但是他向來對因在戰場上受傷而截肢的克勞斯·申克·馮·施陶芬貝格比較尊重。
那是瑪麗亞喜愛的有魅力的上校啊。
施陶芬貝格拿着包出來了，凱特爾看了他一眼。
其實，去參加會議時帶一個裝滿文件的包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
但也許因為施陶芬貝格把它抱得太緊了，所以凱特爾覺得有些不太協調。
“文件都在這裡了，”上校說，“是關于成立國民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