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此時此刻就是你最年輕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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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
1
我的好朋友羅茲·霍洛維茨與她的新任丈夫是通過交友網站相識的。
羅茲比我大三歲，比我重二十二公斤，在外人看來算不得風韻猶存，因此我也打算試試看——盡管平時我盡量避免上網。
羅茲的上一任丈夫患結腸癌去世，而她則開始享受生活了。
倒不是說她現任丈夫是什麼人中龍鳳——他名叫托尼，以前在新澤西州做汽車玻璃生意——而是說是羅茲把他好好打扮了一番，又帶他到布魯明黛商場買了幾件襯衫，現在他們經常一起到猶太社區活動中心參加各種興趣班——西班牙語會話、交際舞、情侶按摩、手工皂制作、蠟燭制作，等等。
我倒不急于找個丈夫，因為再結婚會徒增很多麻煩。
可我也不想一個人孤獨終老，再說，能有個人陪我參加興趣班也不錯。
我總覺得網絡交友是年輕人才玩的東西，可是羅茲說并非如此。
“即便如此，”她說，“瑞秋，此時此刻就是你最年輕的一刻啊。
” 我問她有哪些建議，她告訴我，不要用看上去比本人更年輕的照片。
在網上人人都會撒謊，可諷刺的是，在網上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撒謊。
于是我說：“羅茲，親愛的，真實生活跟這又有什麼兩樣呢？” 我約見的第一個男人叫哈羅德，我半開玩笑地問他是不是生來就叫這個名字，因為這名字聽起來像個老頭。
不過哈羅德沒有領會我的幽默感，他略帶惱火地說：“你沒聽說過《哈羅德與紫色蠟筆》【2】嗎？哈羅德是個小孩啊，瑞秋。
”總之，這場約會沒了後文。
我約見的第二個男人叫安德魯，他的指甲很髒，搞得我沒心思注意他的人品。
點的黃油紅糖可麗餅我也吃不下，因為——天啊，他的指甲實在太讓人分心了。
我真想知道他來赴約之前都幹了些什麼，是參加園藝競賽嗎？還是把上一個跟他約會的女人埋掉？他說：“瑞秋·夏皮羅，你吃得太少了！”我考慮過把可麗餅打包帶走，可是真的有這個必要嗎？可麗餅不經放，重新加熱後就變得黏糊糊、軟綿綿的，就算硬着頭皮吃下去也是糟糕的經曆——因為你會一直想，可麗餅本來多好吃啊！ 又過了幾個星期，安德魯打電話來問我想不想再約會一次，我趕快說：不必了，謝謝你。
他問我為什麼，我不希望自己顯得過于斤斤計較，所以并不想把手指甲的事告訴他。
或許我對這件事的确有心結，因為我前夫的指甲一向幹淨整齊，可他仍然是個爛人。
就在我思考該怎麼和他說的時候，他說：“算了，我明白了，你不必扯謊來唬我。
” 我說：“說實話，我覺得我們之間沒有擦出火花，而且以我們的年齡，”我六十四歲，“實在經不起再浪費時間了。
” 于是他說：“告訴你吧，你本人比照片上老十歲。
”給了我臨别的最後一擊。
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話說得這麼難聽，不過保險起見，我還是把照片拿給羅茲看了。
在我印象裡，這張照片是近期照的，但仔細回憶後，我想起這是布什第二屆總統任期結束時照的。
羅茲說照片上的我的确顯得年輕一些，但這樣正适合我，不至于年齡懸殊得過分。
她說如果我選對了餐廳，再配上合适的燈光，就能跟照片上一模一樣。
我說那跟布蘭奇·杜波依斯【3】往台燈上罩圍巾有什麼兩樣。
後來羅茲在我家陽台上用手機幫我重拍了一張照片，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
我約見的第三個男人叫路易斯，他戴着精緻的钛合金鏡框眼鏡，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哇，你比照片上更漂亮。
”這不禁讓我懷疑自己在選照片這件事上是不是矯枉過正了。
盡管如此，我還是很快便對他産生了好感。
他是一位美國猶太文學教授，在邁阿密大學任教，他說他以前常跑馬拉松，後來髋骨出了毛病，所以現在隻跑半程馬拉松。
他問我平時做不做運動，我說做，我教老年人做普拉提，說到這裡——說不定我可以幫他緩解屈肌的病痛？我記得他說了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之類的話。
再後來，為了證明我并不是繡花枕頭，我們談到了讀書。
我說我非常喜歡菲利普·羅斯【4】。
恐怕所有跟我背景相似、年齡相仿的女人都會有這種陳腔濫調。
可他卻說，不，菲利普·羅斯非常優秀。
他曾經做過一場關于菲利普·羅斯作品的公開課，結果菲利普·羅斯本人也來了，而且還坐在第一排！菲利普·羅斯聽完了整堂課，中間還不時點頭，兩條長腿交叉，又分開，又再次交叉。
下課後，他一言未發，直接起身離開了。
“他覺得怎麼樣？”我問，“他生氣了嗎？” 路易斯說他也不知道，這件事将永遠是他心中的未解謎團。
我說：“菲利普·羅斯的腿很長嗎？” 他說：“不如我的腿長，小瑞。
” 偶爾調調情，倒也不失為一件樂事。
接着他問起我有沒有孩子。
我說有個女兒，叫阿維娃。
他說在希伯來語中阿維娃的含義好像是春天，或者是純潔，真是個美好的名字。
我說我知道，正因如此，我和前夫才選了這個名字。
他又說，這個名字不常見，我不認識叫阿維娃的人，隻聽說過那個給國會議員萊文惹麻煩的女孩。
你還記得那件鬧得沸沸揚揚的醜事嗎？ “嗯。
”我說。
他說：“那件事不僅敗壞了南佛羅裡達和整個猶太裔人群的名聲，還抹黑了政治人物，對整個文明社會來說都是一件醜事。
” 他說：“你真的不記得了嗎？2001年那會兒這裡的新聞節目整天都在播這件事，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人們才把她淡忘了。
” 他說：“我實在想不起她姓什麼了。
你真的不記得她了嗎？告訴你，小瑞，她就跟莫妮卡·萊溫斯基【5】沒兩樣。
那個女孩明知他有家室還要勾引他。
依我看，她要麼為了權，要麼為了名，或者是缺乏安全感。
她長得就是一副風流樣，身材豐滿——就是那種人人都會誇她長了一張漂亮臉蛋的人——勾搭上萊文這樣的男人讓她覺得自己很神氣。
我對這種人一點也不同情，她到底姓什麼來着？” 他說：“真是太可惜了，萊文一直是個不錯的國會議員。
要不是那個小姑娘壞了事，他說不定會成為第一位猶太裔總統。
” 他說：“你知道我最同情誰嗎？她的家長。
” 他說：“不知道那個女孩後來怎麼了。
你說，誰還願意雇用她？誰還願意娶她呢？” 他說：“格羅斯曼！阿維娃·格羅斯曼！就是這個名字！” 于是我說：“就是這個名字。
” 我找借口去了趟衛生間，回來後，我讓服務生把沒吃完的海鮮飯打了包——這裡的海鮮飯很好吃，一人份又實在太大了。
有些餐廳會在藏紅花上偷工減料，但是大蝦餐廳不會這樣做。
海鮮飯不能用微波爐加熱，但放在爐竈上熱一下還是很不錯的。
我說，我們平攤飯錢吧，路易斯說他正要付賬。
但我的态度十分堅決，因為隻有當我打算跟一個男人再次約會時，我才會讓他請客。
羅茲常說我這種做法不知該算女權主義，還是與女權主義背道而馳。
不過在我看來，這隻是基本的禮節。
我們一起往停車場走，他說：“剛才在飯店裡是怎麼了？是我說錯話了嗎？我感覺氣氛一直很融洽，可是突然就變了樣。
” 我說：“我隻是不喜歡你而已。
”說完便上了車。
2 我住的公寓位于海灘地帶，有三間卧室。
我在家裡就能聽見海浪的聲音，對家中的一切都很滿意——這就是獨居最大的好處。
即便你嫁給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比如醫生，他也會插手諸如家居裝飾的事。
而他的意見通常是“我想要一張更有男子漢氣概的床”，或者“一定要裝遮光窗簾，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規律”，還有“這個的确很漂亮，可它不耐髒啊”。
而現在，我的沙發是白色的，窗簾是白色的，羽絨被是白色的，廚房台面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
而且，不，它不會髒，因為我用得很小心。
我買房子的時候房價臨近低谷——盡管生活有諸多不順意，但在房地産這方面我運氣總是很好——如今這套公寓的價格已是我買下時的三倍。
倘若我把它賣掉，可以賺上一大筆，不過說實話，賣掉了我又能去哪兒呢？你倒是說說，我還能去哪兒？ 阿維娃小時候，我還沒離婚，那時我們住在城市另一頭，在一幢意式托斯卡納風格的小别墅裡。
别墅位于茂林會所——一個封閉式的社區。
如今我不在那裡居住，我終于可以直言相告，那幾扇大門一直讓我心裡不舒服——住在博卡拉頓，我們該提防誰呢？不管怎麼做，茂林會所裡還是時常有人遭搶劫。
那些大門就是用來招賊的。
越是門禁森嚴，外人就越覺得裡面有東西值得這樣大費周章地防護。
不過我正是在茂林會所結識了羅茲，可以說不論我經曆了什麼樣的波折，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們也是在那裡與萊文一家相識的。
他們搬進來的時候阿維娃十四歲，在讀高一。
我們與亞倫·萊文相識的時候，他還是個聲望不高的州衆議員。
他的妻子艾伯絲才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她是南佛羅裡達醫療集團的内部法律顧問。
羅茲給亞倫·萊文起了個綽号——“猶太超人”。
說實話，他長得的确很像超人。
他隻穿着運動鞋身高就有兩米，一頭黑色卷發，藍綠色的眼睛，臉上總帶着開朗、和善又憨厚的笑容。
他是個能文能武的男人，既穿得起禮服襯衫，也穿得起安納波利斯的海軍制服——那副肩膀足以勝任這樣的角色。
他比我和羅茲小幾歲，但年齡差距不大，所以羅茲常開玩笑，說我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應該試試勾引他。
他的妻子艾伯絲則總是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
她上半身清瘦，下半身卻很粗壯——小腿和屁股很粗，膝蓋也肉乎乎的。
不知她要花費多少精力才能讓那一頭棕色卷發長期保持筆直的金色“波波頭”發型。
羅茲總是說：“氣候這麼潮濕，哎喲，梳那個發型簡直是瘋了。
” 說實話，我也曾試着跟艾伯絲交朋友，可她就是不為所動（不僅我如此，羅茲也試過）。
我和邁克請他們到家裡吃過兩次晚飯。
第一次我忙了一整天，做了牛胸肉。
盡管開着空調，穿着DKNY露肩連衣裙，我還是汗濕了衣衫。
第二次我做了楓糖漿烤三文魚。
這道菜不難做，先腌十五分鐘，再烤三十分鐘就大功告成了。
可艾伯絲從來沒有回請過我們，我也就領會了她的意思。
再後來，阿維娃讀高三時，亞倫·萊文要參加國會競選，他們一家便搬去了邁阿密，我以為自己從此不會再與他們有瓜葛。
人這一輩子會遇到很多個鄰居，但隻有少數幾個才能成為羅茲·霍洛維茨那樣的朋友。
然而在我腦海萦繞了一整天的并不是羅茲，而是萊文夫婦，直到電話鈴響的那一刻，我還在想着他們。
打電話的是公立學校的一位曆史老師，問我是不是艾斯德爾·夏皮羅的女兒。
她一直想聯系媽媽，問她能否到她所在的高中為幸存者紀念日緻辭，可是媽媽既沒回短信也不接電話。
我向她解釋，大約六個月前，媽媽患上了嚴重的中風，所以不行，艾斯德爾·夏皮羅沒法出席幸存者紀念日。
今年他們隻能找其他的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了。
曆史老師哭了起來——那副唯唯諾諾的樣子讓人心生厭煩——她說要把幸存者聚齊越來越難了，即使在博卡拉頓也不例外——這裡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都是猶太人，除了以色列以外，這裡是全世界猶太民族氣氛最濃的地方。
她說，二十年前她發起幸存者紀念日活動時，幸存者還很好找，可是現在還剩下多少人呢？就算你躲得過癌症，躲得過猶太人大屠殺，死神早晚也會追上你。
這天下午，我到療養院去探望媽媽，那裡總是彌漫着一股學校食堂與死亡的混合氣味。
媽媽的手綿軟無力，左半邊面孔耷拉着。
依我看，沒什麼好遮掩的，她就是一副中了風的樣子。
我告訴她，有個唯唯諾諾的中學老師在找她，媽媽努力地想說話，但隻發出了幾個元音，沒有輔音——或許是我這個女兒不稱職，反正我沒聽懂。
我告訴她，這次約會原本非常愉快，可那個男人突然開始對阿維娃說三道四，結果不歡而散。
媽媽的表情讓人難以捉摸。
我說，我很想念阿維娃。
我知道母親無法回答我，所以才這樣說。
我正要離開療養院的時候，媽媽的妹妹梅米來了。
梅米是我見過最樂觀開朗的人，但有時候她這個人不太可信。
這麼說其實有點不公平。
與其說是梅米不可信，倒不如說是我不相信所有的樂天派和所謂的幸福感。
梅米張開胖乎乎、松垮垮的手臂抱住我（小時候，我和弟弟把這樣的手臂稱作“哈達薩臂”【6】），告訴我母親曾問起過阿維娃。
我問：“她究竟是怎麼問的，梅米？”因為媽媽根本不能說話。
“她說了她的名字。
她說‘啊——喂——哇’。
”梅米堅定地說。
“整整說了三個字？”我不太相信。
再說，媽媽說的詞聽着全都像“阿維娃”。
梅米說她不想跟我争論這些，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為八十五歲的媽媽策劃生日聚會。
梅米還沒想好在哪裡舉辦聚會。
在這裡？盡管媽媽住在這兒，但這裡并不是她的家。
去别處？媽媽的身體不知能否經得起折騰。
梅米自然覺得換個環境聚會更好，找個風景好的地方——去博卡拉頓藝術博物館，或者去米茲納公園那個有早午餐的飯店，或者去我的公寓。
“你的公寓實在太美了。
”梅米說。
我說：“梅米阿姨，你真的覺得媽媽想要辦聚會嗎？” 梅米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母親更喜歡聚會的人了。
” 我不禁懷疑梅米和我說的是不是同一個人。
我曾經問過母親，她和爸爸過得幸不幸福。
“他很會賺錢，對你和你弟弟也很好。
至于幸福，”母親說，“那是什麼？”可以說，這是我第一百萬次意識到，做一個女人的妹妹與做她的女兒是完全不同的經曆。
我說：“梅米，你真的認為現在是辦聚會的好時候嗎？” 梅米看着我的神情，仿佛我是她見過最可憐的人。
“瑞秋·夏皮羅，”她說，“任何時候都是辦聚會的好時候。
” 3 我和邁克還沒離婚的時候，曾有一次開車到邁阿密大學跟阿維娃一起吃晚飯，她說她有件大事要告訴我們。
拖延了好幾個學期之後，她終于決定了要修什麼專業：西班牙語文學和政治學。
邁克說，這個專業聽上去很了不起。
不過他對阿維娃總是一味寵溺，隻有我才會問她畢業以後打算幹什麼，因為這個專業聽着像是個花架子。
在我腦海中，女兒仿佛永遠住在她兒時的房間，不會長大。
阿維娃說：“我想從政。
”她解釋說，選修西班牙語文學是因為我們這一帶赢得選舉的人都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
至于政治學，她覺得這是明擺着的事。
“政壇可不是個清淨之地。
”邁克說。
“我知道，爸爸。
”阿維娃說着在他臉頰上親了一口。
接着她問邁克跟萊文議員還有沒有聯系。
雖然萊文一家搬離我們隔壁已經有段日子了，但大約一年前，邁克為議員的母親做了心髒手術。
阿維娃希望能借這層交情謀得一份入門的工作或實習機會。
邁克說他明天就給議員打個電話，他也的确是這樣做的。
凡是與阿維娃有關的事，邁克都會記在心上——她是爸爸的心肝寶貝。
我總覺得“美籍猶太裔小公主”這樣的稱呼十分刺耳，但事實的确如此。
總之，邁克與萊文通話之後，萊文把一位同事的聯系方式給了邁克，于是阿維娃就去為議員先生工作了。
那段時間，我在博卡拉頓猶太學校擔任副校長，這所學校招收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
這個職位我已經做了十年，而那年秋天，我沒有時常開車到邁阿密看望阿維娃，原因之一是有人發現我的上司——校長費舍先生與一名畢業班的女生有染。
盡管那個女孩已經年滿十八周歲，但是校長作為一名成年人，又是教育行業的從業者，還是應該管住自己的下半身。
伊萊·費舍決意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信心堅定到了愚蠢的程度，他想讓我在董事會面前為他求情。
“你了解我的，”費舍說，“求你了，瑞秋。
” 我的确很了解他，正因如此我才告訴董事會，他們應該立即解雇費舍。
在他們尋覓繼任者的同時，我成了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校長——第一個擔任這個職位的女性，不過這其實也沒什麼。
費舍回來收拾東西的那天，我送給他一個奶油巧克力雙色派。
這既是一份請求和解的禮物，也是我用來探查他離職進展的借口，因為我想讓他盡快離開我未來的辦公室。
他打開白色塑料袋，端起奶油巧克力雙色派，扔飛盤一樣朝我的腦袋砸過來。
“叛徒！”他大聲吼道。
我及時躲開了。
那個派是我在國王糕餅店買的——六寸大，口感很像法式小蛋糕。
他可真是個傻子。
等我在複活節時見到阿維娃，她瘦了不少，但是氣色很好，心情也不錯，所以我推測她工作得很順心。
或許阿維娃終于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舞台，說不定政壇真的就是她的舞台？我不禁幻想自己參加她的就職典禮，用一塊紅白藍相間的愛馬仕絲綢手帕擦拭眼角的情形。
阿維娃從小就是個聰明伶俐、精力充沛的女孩，但她的聰慧和精力總是很分散，像四射的陽光，又像散落滿地的玻璃球——難不成年輕人就是這樣的？我問她：“看來你很喜歡在議員先生手下工作？” 阿維娃笑了：“我不是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算不上。
” “那你平時都做什麼？” “很無聊。
”她說。
“我不覺得無聊！這可是你第一份正式工作！” “我沒有工資可拿，”她說，“所以這不算正式工作。
” “不管怎麼說，還是很激動人心，”我說，“跟我說說，好女兒，你平時都幹什麼？” “我負責買百吉餅。
”她說。
“好吧，還有呢？” “他們派我去打印店。
” “那你都學到了什麼？”我說。
“學了怎麼雙面複印，”她說，“怎麼煮咖啡。
” “阿維娃，别鬧了，至少跟我說件正經的新鮮事，我好講給羅茲聽。
” “我做這份工作可不是為了讓你給羅茲·霍洛維茨講故事的。
” “給我講講議員先生吧。
” “媽媽，”她不耐煩地說，“沒什麼可講的。
他在華盛頓，而我基本都跟競選團隊一起工作。
一切工作都是為了籌集經費，而每個人都煩透了籌集經費。
不過大家對競選充滿信心，也對議員先生充滿信心，所以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問題。
” “那你喜歡嗎？” 她深吸了一口氣：“媽媽，”她說，“我愛他。
” 起初，我還以為她說的是工作，說她愛上了政治。
但我很快便發覺，她說的不是這個。
“才剛開始沒多久，”她說，“但我想我愛上他了，真的。
” “他是誰？”我問。
她搖搖頭：“他很英俊，是個猶太人，我不想說太多。
” “你們是在學校認識的嗎？” “我不想說太多。
” “好吧，”我說，“那你至少告訴我，他是不是也愛你？” 阿維娃臉紅的樣子很可愛，像她嬰兒時期發燒的樣子：“也許愛吧。
” 她對我有所隐瞞。
她想隐瞞的事情其實很明顯，可我當時并沒往那個方向想。
她隻有二十歲，還是個孩子，父母的乖乖女。
我并不相信我的阿維娃會卷入那樣不堪的事件。
我對她十分信任。
“他多大了？”我問。
我最糟糕的設想隻是他年齡大而已。
“比我大。
”她說。
“大多少？” “沒有爸爸年紀大。
” “好吧，這也算是一點安慰。
”我說。
“媽媽，他已經結婚了。
”阿維娃說。
天啊，我心想。
“可是他并不幸福。
”她說。
“親愛的，我鄭重地提醒你——求求你，不要摻和到别人的婚姻當中。
” “我知道，”她說，“我知道。
” “你知道什麼？無論現在還是将來，你最重要的資本就是清白的名譽。
”
羅茲比我大三歲，比我重二十二公斤，在外人看來算不得風韻猶存，因此我也打算試試看——盡管平時我盡量避免上網。
羅茲的上一任丈夫患結腸癌去世，而她則開始享受生活了。
倒不是說她現任丈夫是什麼人中龍鳳——他名叫托尼，以前在新澤西州做汽車玻璃生意——而是說是羅茲把他好好打扮了一番，又帶他到布魯明黛商場買了幾件襯衫，現在他們經常一起到猶太社區活動中心參加各種興趣班——西班牙語會話、交際舞、情侶按摩、手工皂制作、蠟燭制作，等等。
我倒不急于找個丈夫，因為再結婚會徒增很多麻煩。
可我也不想一個人孤獨終老，再說，能有個人陪我參加興趣班也不錯。
我總覺得網絡交友是年輕人才玩的東西，可是羅茲說并非如此。
“即便如此，”她說，“瑞秋，此時此刻就是你最年輕的一刻啊。
” 我問她有哪些建議，她告訴我，不要用看上去比本人更年輕的照片。
在網上人人都會撒謊，可諷刺的是，在網上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撒謊。
于是我說：“羅茲，親愛的，真實生活跟這又有什麼兩樣呢？” 我約見的第一個男人叫哈羅德，我半開玩笑地問他是不是生來就叫這個名字，因為這名字聽起來像個老頭。
不過哈羅德沒有領會我的幽默感，他略帶惱火地說：“你沒聽說過《哈羅德與紫色蠟筆》
”總之，這場約會沒了後文。
我約見的第二個男人叫安德魯，他的指甲很髒，搞得我沒心思注意他的人品。
點的黃油紅糖可麗餅我也吃不下，因為——天啊，他的指甲實在太讓人分心了。
我真想知道他來赴約之前都幹了些什麼，是參加園藝競賽嗎？還是把上一個跟他約會的女人埋掉？他說：“瑞秋·夏皮羅，你吃得太少了！”我考慮過把可麗餅打包帶走，可是真的有這個必要嗎？可麗餅不經放，重新加熱後就變得黏糊糊、軟綿綿的，就算硬着頭皮吃下去也是糟糕的經曆——因為你會一直想，可麗餅本來多好吃啊！ 又過了幾個星期，安德魯打電話來問我想不想再約會一次，我趕快說：不必了，謝謝你。
他問我為什麼，我不希望自己顯得過于斤斤計較，所以并不想把手指甲的事告訴他。
或許我對這件事的确有心結，因為我前夫的指甲一向幹淨整齊，可他仍然是個爛人。
就在我思考該怎麼和他說的時候，他說：“算了，我明白了，你不必扯謊來唬我。
” 我說：“說實話，我覺得我們之間沒有擦出火花，而且以我們的年齡，”我六十四歲，“實在經不起再浪費時間了。
” 于是他說：“告訴你吧，你本人比照片上老十歲。
”給了我臨别的最後一擊。
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話說得這麼難聽，不過保險起見，我還是把照片拿給羅茲看了。
在我印象裡，這張照片是近期照的，但仔細回憶後，我想起這是布什第二屆總統任期結束時照的。
羅茲說照片上的我的确顯得年輕一些，但這樣正适合我，不至于年齡懸殊得過分。
她說如果我選對了餐廳，再配上合适的燈光，就能跟照片上一模一樣。
我說那跟布蘭奇·杜波依斯
後來羅茲在我家陽台上用手機幫我重拍了一張照片，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
我約見的第三個男人叫路易斯，他戴着精緻的钛合金鏡框眼鏡，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哇，你比照片上更漂亮。
”這不禁讓我懷疑自己在選照片這件事上是不是矯枉過正了。
盡管如此，我還是很快便對他産生了好感。
他是一位美國猶太文學教授，在邁阿密大學任教，他說他以前常跑馬拉松，後來髋骨出了毛病，所以現在隻跑半程馬拉松。
他問我平時做不做運動，我說做，我教老年人做普拉提，說到這裡——說不定我可以幫他緩解屈肌的病痛？我記得他說了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之類的話。
再後來，為了證明我并不是繡花枕頭，我們談到了讀書。
我說我非常喜歡菲利普·羅斯
恐怕所有跟我背景相似、年齡相仿的女人都會有這種陳腔濫調。
可他卻說，不，菲利普·羅斯非常優秀。
他曾經做過一場關于菲利普·羅斯作品的公開課，結果菲利普·羅斯本人也來了，而且還坐在第一排！菲利普·羅斯聽完了整堂課，中間還不時點頭，兩條長腿交叉，又分開，又再次交叉。
下課後，他一言未發，直接起身離開了。
“他覺得怎麼樣？”我問，“他生氣了嗎？” 路易斯說他也不知道，這件事将永遠是他心中的未解謎團。
我說：“菲利普·羅斯的腿很長嗎？” 他說：“不如我的腿長，小瑞。
” 偶爾調調情，倒也不失為一件樂事。
接着他問起我有沒有孩子。
我說有個女兒，叫阿維娃。
他說在希伯來語中阿維娃的含義好像是春天，或者是純潔，真是個美好的名字。
我說我知道，正因如此，我和前夫才選了這個名字。
他又說，這個名字不常見，我不認識叫阿維娃的人，隻聽說過那個給國會議員萊文惹麻煩的女孩。
你還記得那件鬧得沸沸揚揚的醜事嗎？ “嗯。
”我說。
他說：“那件事不僅敗壞了南佛羅裡達和整個猶太裔人群的名聲，還抹黑了政治人物，對整個文明社會來說都是一件醜事。
” 他說：“你真的不記得了嗎？2001年那會兒這裡的新聞節目整天都在播這件事，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人們才把她淡忘了。
” 他說：“我實在想不起她姓什麼了。
你真的不記得她了嗎？告訴你，小瑞，她就跟莫妮卡·萊溫斯基
那個女孩明知他有家室還要勾引他。
依我看，她要麼為了權，要麼為了名，或者是缺乏安全感。
她長得就是一副風流樣，身材豐滿——就是那種人人都會誇她長了一張漂亮臉蛋的人——勾搭上萊文這樣的男人讓她覺得自己很神氣。
我對這種人一點也不同情，她到底姓什麼來着？” 他說：“真是太可惜了，萊文一直是個不錯的國會議員。
要不是那個小姑娘壞了事，他說不定會成為第一位猶太裔總統。
” 他說：“你知道我最同情誰嗎？她的家長。
” 他說：“不知道那個女孩後來怎麼了。
你說，誰還願意雇用她？誰還願意娶她呢？” 他說：“格羅斯曼！阿維娃·格羅斯曼！就是這個名字！” 于是我說：“就是這個名字。
” 我找借口去了趟衛生間，回來後，我讓服務生把沒吃完的海鮮飯打了包——這裡的海鮮飯很好吃，一人份又實在太大了。
有些餐廳會在藏紅花上偷工減料，但是大蝦餐廳不會這樣做。
海鮮飯不能用微波爐加熱，但放在爐竈上熱一下還是很不錯的。
我說，我們平攤飯錢吧，路易斯說他正要付賬。
但我的态度十分堅決，因為隻有當我打算跟一個男人再次約會時，我才會讓他請客。
羅茲常說我這種做法不知該算女權主義，還是與女權主義背道而馳。
不過在我看來，這隻是基本的禮節。
我們一起往停車場走，他說：“剛才在飯店裡是怎麼了？是我說錯話了嗎？我感覺氣氛一直很融洽，可是突然就變了樣。
” 我說：“我隻是不喜歡你而已。
”說完便上了車。
2 我住的公寓位于海灘地帶，有三間卧室。
我在家裡就能聽見海浪的聲音，對家中的一切都很滿意——這就是獨居最大的好處。
即便你嫁給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比如醫生，他也會插手諸如家居裝飾的事。
而他的意見通常是“我想要一張更有男子漢氣概的床”，或者“一定要裝遮光窗簾，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規律”，還有“這個的确很漂亮，可它不耐髒啊”。
而現在，我的沙發是白色的，窗簾是白色的，羽絨被是白色的，廚房台面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
而且，不，它不會髒，因為我用得很小心。
我買房子的時候房價臨近低谷——盡管生活有諸多不順意，但在房地産這方面我運氣總是很好——如今這套公寓的價格已是我買下時的三倍。
倘若我把它賣掉，可以賺上一大筆，不過說實話，賣掉了我又能去哪兒呢？你倒是說說，我還能去哪兒？ 阿維娃小時候，我還沒離婚，那時我們住在城市另一頭，在一幢意式托斯卡納風格的小别墅裡。
别墅位于茂林會所——一個封閉式的社區。
如今我不在那裡居住，我終于可以直言相告，那幾扇大門一直讓我心裡不舒服——住在博卡拉頓，我們該提防誰呢？不管怎麼做，茂林會所裡還是時常有人遭搶劫。
那些大門就是用來招賊的。
越是門禁森嚴，外人就越覺得裡面有東西值得這樣大費周章地防護。
不過我正是在茂林會所結識了羅茲，可以說不論我經曆了什麼樣的波折，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們也是在那裡與萊文一家相識的。
他們搬進來的時候阿維娃十四歲，在讀高一。
我們與亞倫·萊文相識的時候，他還是個聲望不高的州衆議員。
他的妻子艾伯絲才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她是南佛羅裡達醫療集團的内部法律顧問。
羅茲給亞倫·萊文起了個綽号——“猶太超人”。
說實話，他長得的确很像超人。
他隻穿着運動鞋身高就有兩米，一頭黑色卷發，藍綠色的眼睛，臉上總帶着開朗、和善又憨厚的笑容。
他是個能文能武的男人，既穿得起禮服襯衫，也穿得起安納波利斯的海軍制服——那副肩膀足以勝任這樣的角色。
他比我和羅茲小幾歲，但年齡差距不大，所以羅茲常開玩笑，說我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應該試試勾引他。
他的妻子艾伯絲則總是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
她上半身清瘦，下半身卻很粗壯——小腿和屁股很粗，膝蓋也肉乎乎的。
不知她要花費多少精力才能讓那一頭棕色卷發長期保持筆直的金色“波波頭”發型。
羅茲總是說：“氣候這麼潮濕，哎喲，梳那個發型簡直是瘋了。
” 說實話，我也曾試着跟艾伯絲交朋友，可她就是不為所動（不僅我如此，羅茲也試過）。
我和邁克請他們到家裡吃過兩次晚飯。
第一次我忙了一整天，做了牛胸肉。
盡管開着空調，穿着DKNY露肩連衣裙，我還是汗濕了衣衫。
第二次我做了楓糖漿烤三文魚。
這道菜不難做，先腌十五分鐘，再烤三十分鐘就大功告成了。
可艾伯絲從來沒有回請過我們，我也就領會了她的意思。
再後來，阿維娃讀高三時，亞倫·萊文要參加國會競選，他們一家便搬去了邁阿密，我以為自己從此不會再與他們有瓜葛。
人這一輩子會遇到很多個鄰居，但隻有少數幾個才能成為羅茲·霍洛維茨那樣的朋友。
然而在我腦海萦繞了一整天的并不是羅茲，而是萊文夫婦，直到電話鈴響的那一刻，我還在想着他們。
打電話的是公立學校的一位曆史老師，問我是不是艾斯德爾·夏皮羅的女兒。
她一直想聯系媽媽，問她能否到她所在的高中為幸存者紀念日緻辭，可是媽媽既沒回短信也不接電話。
我向她解釋，大約六個月前，媽媽患上了嚴重的中風，所以不行，艾斯德爾·夏皮羅沒法出席幸存者紀念日。
今年他們隻能找其他的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了。
曆史老師哭了起來——那副唯唯諾諾的樣子讓人心生厭煩——她說要把幸存者聚齊越來越難了，即使在博卡拉頓也不例外——這裡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都是猶太人，除了以色列以外，這裡是全世界猶太民族氣氛最濃的地方。
她說，二十年前她發起幸存者紀念日活動時，幸存者還很好找，可是現在還剩下多少人呢？就算你躲得過癌症，躲得過猶太人大屠殺，死神早晚也會追上你。
這天下午，我到療養院去探望媽媽，那裡總是彌漫着一股學校食堂與死亡的混合氣味。
媽媽的手綿軟無力，左半邊面孔耷拉着。
依我看，沒什麼好遮掩的，她就是一副中了風的樣子。
我告訴她，有個唯唯諾諾的中學老師在找她，媽媽努力地想說話，但隻發出了幾個元音，沒有輔音——或許是我這個女兒不稱職，反正我沒聽懂。
我告訴她，這次約會原本非常愉快，可那個男人突然開始對阿維娃說三道四，結果不歡而散。
媽媽的表情讓人難以捉摸。
我說，我很想念阿維娃。
我知道母親無法回答我，所以才這樣說。
我正要離開療養院的時候，媽媽的妹妹梅米來了。
梅米是我見過最樂觀開朗的人，但有時候她這個人不太可信。
這麼說其實有點不公平。
與其說是梅米不可信，倒不如說是我不相信所有的樂天派和所謂的幸福感。
梅米張開胖乎乎、松垮垮的手臂抱住我（小時候，我和弟弟把這樣的手臂稱作“哈達薩臂”
我問：“她究竟是怎麼問的，梅米？”因為媽媽根本不能說話。
“她說了她的名字。
她說‘啊——喂——哇’。
”梅米堅定地說。
“整整說了三個字？”我不太相信。
再說，媽媽說的詞聽着全都像“阿維娃”。
梅米說她不想跟我争論這些，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為八十五歲的媽媽策劃生日聚會。
梅米還沒想好在哪裡舉辦聚會。
在這裡？盡管媽媽住在這兒，但這裡并不是她的家。
去别處？媽媽的身體不知能否經得起折騰。
梅米自然覺得換個環境聚會更好，找個風景好的地方——去博卡拉頓藝術博物館，或者去米茲納公園那個有早午餐的飯店，或者去我的公寓。
“你的公寓實在太美了。
”梅米說。
我說：“梅米阿姨，你真的覺得媽媽想要辦聚會嗎？” 梅米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母親更喜歡聚會的人了。
” 我不禁懷疑梅米和我說的是不是同一個人。
我曾經問過母親，她和爸爸過得幸不幸福。
“他很會賺錢，對你和你弟弟也很好。
至于幸福，”母親說，“那是什麼？”可以說，這是我第一百萬次意識到，做一個女人的妹妹與做她的女兒是完全不同的經曆。
我說：“梅米，你真的認為現在是辦聚會的好時候嗎？” 梅米看着我的神情，仿佛我是她見過最可憐的人。
“瑞秋·夏皮羅，”她說，“任何時候都是辦聚會的好時候。
” 3 我和邁克還沒離婚的時候，曾有一次開車到邁阿密大學跟阿維娃一起吃晚飯，她說她有件大事要告訴我們。
拖延了好幾個學期之後，她終于決定了要修什麼專業：西班牙語文學和政治學。
邁克說，這個專業聽上去很了不起。
不過他對阿維娃總是一味寵溺，隻有我才會問她畢業以後打算幹什麼，因為這個專業聽着像是個花架子。
在我腦海中，女兒仿佛永遠住在她兒時的房間，不會長大。
阿維娃說：“我想從政。
”她解釋說，選修西班牙語文學是因為我們這一帶赢得選舉的人都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
至于政治學，她覺得這是明擺着的事。
“政壇可不是個清淨之地。
”邁克說。
“我知道，爸爸。
”阿維娃說着在他臉頰上親了一口。
接着她問邁克跟萊文議員還有沒有聯系。
雖然萊文一家搬離我們隔壁已經有段日子了，但大約一年前，邁克為議員的母親做了心髒手術。
阿維娃希望能借這層交情謀得一份入門的工作或實習機會。
邁克說他明天就給議員打個電話，他也的确是這樣做的。
凡是與阿維娃有關的事，邁克都會記在心上——她是爸爸的心肝寶貝。
我總覺得“美籍猶太裔小公主”這樣的稱呼十分刺耳，但事實的确如此。
總之，邁克與萊文通話之後，萊文把一位同事的聯系方式給了邁克，于是阿維娃就去為議員先生工作了。
那段時間，我在博卡拉頓猶太學校擔任副校長，這所學校招收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
這個職位我已經做了十年，而那年秋天，我沒有時常開車到邁阿密看望阿維娃，原因之一是有人發現我的上司——校長費舍先生與一名畢業班的女生有染。
盡管那個女孩已經年滿十八周歲，但是校長作為一名成年人，又是教育行業的從業者，還是應該管住自己的下半身。
伊萊·費舍決意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信心堅定到了愚蠢的程度，他想讓我在董事會面前為他求情。
“你了解我的，”費舍說，“求你了，瑞秋。
” 我的确很了解他，正因如此我才告訴董事會，他們應該立即解雇費舍。
在他們尋覓繼任者的同時，我成了博卡拉頓猶太學校的校長——第一個擔任這個職位的女性，不過這其實也沒什麼。
費舍回來收拾東西的那天，我送給他一個奶油巧克力雙色派。
這既是一份請求和解的禮物，也是我用來探查他離職進展的借口，因為我想讓他盡快離開我未來的辦公室。
他打開白色塑料袋，端起奶油巧克力雙色派，扔飛盤一樣朝我的腦袋砸過來。
“叛徒！”他大聲吼道。
我及時躲開了。
那個派是我在國王糕餅店買的——六寸大，口感很像法式小蛋糕。
他可真是個傻子。
等我在複活節時見到阿維娃，她瘦了不少，但是氣色很好，心情也不錯，所以我推測她工作得很順心。
或許阿維娃終于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舞台，說不定政壇真的就是她的舞台？我不禁幻想自己參加她的就職典禮，用一塊紅白藍相間的愛馬仕絲綢手帕擦拭眼角的情形。
阿維娃從小就是個聰明伶俐、精力充沛的女孩，但她的聰慧和精力總是很分散，像四射的陽光，又像散落滿地的玻璃球——難不成年輕人就是這樣的？我問她：“看來你很喜歡在議員先生手下工作？” 阿維娃笑了：“我不是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算不上。
” “那你平時都做什麼？” “很無聊。
”她說。
“我不覺得無聊！這可是你第一份正式工作！” “我沒有工資可拿，”她說，“所以這不算正式工作。
” “不管怎麼說，還是很激動人心，”我說，“跟我說說，好女兒，你平時都幹什麼？” “我負責買百吉餅。
”她說。
“好吧，還有呢？” “他們派我去打印店。
” “那你都學到了什麼？”我說。
“學了怎麼雙面複印，”她說，“怎麼煮咖啡。
” “阿維娃，别鬧了，至少跟我說件正經的新鮮事，我好講給羅茲聽。
” “我做這份工作可不是為了讓你給羅茲·霍洛維茨講故事的。
” “給我講講議員先生吧。
” “媽媽，”她不耐煩地說，“沒什麼可講的。
他在華盛頓，而我基本都跟競選團隊一起工作。
一切工作都是為了籌集經費，而每個人都煩透了籌集經費。
不過大家對競選充滿信心，也對議員先生充滿信心，所以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問題。
” “那你喜歡嗎？” 她深吸了一口氣：“媽媽，”她說，“我愛他。
” 起初，我還以為她說的是工作，說她愛上了政治。
但我很快便發覺，她說的不是這個。
“才剛開始沒多久，”她說，“但我想我愛上他了，真的。
” “他是誰？”我問。
她搖搖頭：“他很英俊，是個猶太人，我不想說太多。
” “你們是在學校認識的嗎？” “我不想說太多。
” “好吧，”我說，“那你至少告訴我，他是不是也愛你？” 阿維娃臉紅的樣子很可愛，像她嬰兒時期發燒的樣子：“也許愛吧。
” 她對我有所隐瞞。
她想隐瞞的事情其實很明顯，可我當時并沒往那個方向想。
她隻有二十歲，還是個孩子，父母的乖乖女。
我并不相信我的阿維娃會卷入那樣不堪的事件。
我對她十分信任。
“他多大了？”我問。
我最糟糕的設想隻是他年齡大而已。
“比我大。
”她說。
“大多少？” “沒有爸爸年紀大。
” “好吧，這也算是一點安慰。
”我說。
“媽媽，他已經結婚了。
”阿維娃說。
天啊，我心想。
“可是他并不幸福。
”她說。
“親愛的，我鄭重地提醒你——求求你，不要摻和到别人的婚姻當中。
” “我知道，”她說，“我知道。
” “你知道什麼？無論現在還是将來，你最重要的資本就是清白的名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