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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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秘密的抵抗者，他的《莫阿比特十四行詩》就是在萊特街監獄等待被執行死刑時寫的，它已經成了反納粹抵抗運動的典範。
菩提樹下大街的下西區盡頭，從博物館再往前走，聳立着柏林警察局總部深褐色的巨大殘骸。
蜜絲曾去這兒拜訪過柏林警察局局長海爾多夫伯爵。
他參與了反希特勒的密謀。
他是一個老兵，曾任“褐衫軍”副總指揮，與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伯爵是密友。
他曾試圖請蜜絲當他的私人秘書，可能是因為他知道她可靠。
蜜絲非常明智地始終拒絕明确表态。
接着“七月密謀”失敗，海爾多夫被捕并被處決。
1939年9月戰争爆發，波蘭東部地區遭受蹂躏，考那斯的英國公使館（我們曾住過的地方）收留了絡繹不絕的波蘭難民。
代辦托馬斯·普雷斯頓和他的家人都是我們的密友，他們叫我們幫忙照顧難民。
有一天我在分發飲料時，發現新來了一個人——一位漂亮優雅、穿着白裙子的年輕女士。
她看起來點不着她的煙，也拿不了杯子，因為她的手纏着繃帶。
她說，她帶着她的三個小男孩，從波蘭東部的房子一路駕着馬車，剛剛才到這兒，路上，指間的缰繩割傷了她的手。
她看起來非常腼腆，還有一點兒不知所措，從那時起，我從沒忘記過她。
我去普雷斯頓家看過她好幾次，後來聽說她從瑞典去了英國。
差不多50年後，倫敦的一個雞尾酒會上，主辦人是波蘭人，那裡當然也有很多他的同胞。
一對被稱為薩皮耶哈親王及王妃的俊美年長夫婦走進了房間，在人群中四處走動寒暄。
當那位女士走過來時，我有一個突如其來的直覺：“我們之前是不是見過？”“沒有吧。
我不這麼認為……”“1939年9月，在考那斯？”“對，但是我們可能是在哪兒見到的呢？”“在英國公使館，你當時剛剛帶着兒子從波蘭逃出來！”“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你是怎麼會一直記得的？”“因為你非常美，而且我永遠也忘不了你那雙用繃帶纏住的手！”她的臉像是被照亮了，但聽到“繃帶纏住的手”時她皺了皺眉。
因為她記得“她逃出來後參加的第一個聚會”的所有細節，除了那個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
“繃帶纏住的手？那個我可不記得。
”後來她告訴了我她的故事。
她從英國去了法國，在那兒她加入了“自由波蘭”武裝力量，當法國淪陷後，她又逃去了裡維埃拉。
在那兒，她又加入了法國的抵抗組織，被意大利軍隊俘虜（意大利人占領了這個地區），被遞解到了意大利并在那兒入獄。
1943年夏，意大利叛投同盟國，意大利北部被德國占領，意大利的囚犯又被轉移去了德國的監獄。
可能因為她的名字，她最後被安置在柏林的警察局總部地下室的一個小房間裡，那時蜜絲剛好去拜訪過海爾多夫伯爵！我給她看了蜜絲的日記，她很喜歡，但是她說，除了一點，就是讀到蜜絲和海爾多夫在警察局總部彬彬有禮地交談時，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因為同期，她卻在他的地下監獄裡，随時都有可能被吊死或者砍頭！但是她在戰争中幸存下來了，與家人團聚并搬去了倫敦。
共産主義在波蘭失敗後，她回到了她的祖國并從那時起一直住到了現在。
出乎我意料的是，當我嘗試厘清蜜絲在“七月密謀”餘波後的一次記錄時，最沒想到的問題跑出來了。
她在日記中抱怨過BBC指名道姓了一些密謀參與者，有些甚至都不在蓋世太保的嫌犯名單裡。
克麗絲特貝爾·比倫貝格也曾在她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同樣這麼寫過。
亞當·馮·特羅特的遺孀克拉瑞塔，建議我應該與大衛·阿斯特核實，他是亞當在牛津時的密友，曾在《觀察者》當編輯。
他好心地安排我去見了一位英國戰時對德廣播的關鍵人物修·格林爵士。
格林堅決否認BBC曾做過這樣的事情，但是補充說另有廣播電台從事所謂的“黑色（分裂的）宣傳”。
在一位資深記者、德國專家塞夫頓·德爾默——他開辦了自己的“黑色宣傳”廣播電台——的回憶錄裡，他承認了許多事情，但是對于這個特殊的話題（故意迫害那時尚未被懷疑的抵抗者們），他保持沉默。
邁克爾·巴爾福在《戰時宣傳》一書裡寫的更接近真相，但是他還是羞于承認所有的事情。
數年後，我收到一封信，來自一個做了那些事——比如，選出那些英國人想要除掉的傑出德國軍人——的人，但後來不正是丘吉爾帶頭說出“德國人自相殘殺得愈厲害，愈好”的嗎？ 刺殺希特勒未遂一事除了使戰争幾乎延長了一年之久，另外在那段時間裡，不僅有上百萬的德國人喪生，而且還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死亡，其中也包括英國。
喬治·瓦西裡奇科夫 1999年6月 （李驕陽譯）
菩提樹下大街的下西區盡頭，從博物館再往前走，聳立着柏林警察局總部深褐色的巨大殘骸。
蜜絲曾去這兒拜訪過柏林警察局局長海爾多夫伯爵。
他參與了反希特勒的密謀。
他是一個老兵，曾任“褐衫軍”副總指揮，與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伯爵是密友。
他曾試圖請蜜絲當他的私人秘書，可能是因為他知道她可靠。
蜜絲非常明智地始終拒絕明确表态。
接着“七月密謀”失敗，海爾多夫被捕并被處決。
1939年9月戰争爆發，波蘭東部地區遭受蹂躏，考那斯的英國公使館（我們曾住過的地方）收留了絡繹不絕的波蘭難民。
代辦托馬斯·普雷斯頓和他的家人都是我們的密友，他們叫我們幫忙照顧難民。
有一天我在分發飲料時，發現新來了一個人——一位漂亮優雅、穿着白裙子的年輕女士。
她看起來點不着她的煙，也拿不了杯子，因為她的手纏着繃帶。
她說，她帶着她的三個小男孩，從波蘭東部的房子一路駕着馬車，剛剛才到這兒，路上，指間的缰繩割傷了她的手。
她看起來非常腼腆，還有一點兒不知所措，從那時起，我從沒忘記過她。
我去普雷斯頓家看過她好幾次，後來聽說她從瑞典去了英國。
差不多50年後，倫敦的一個雞尾酒會上，主辦人是波蘭人，那裡當然也有很多他的同胞。
一對被稱為薩皮耶哈親王及王妃的俊美年長夫婦走進了房間，在人群中四處走動寒暄。
當那位女士走過來時，我有一個突如其來的直覺：“我們之前是不是見過？”“沒有吧。
我不這麼認為……”“1939年9月，在考那斯？”“對，但是我們可能是在哪兒見到的呢？”“在英國公使館，你當時剛剛帶着兒子從波蘭逃出來！”“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你是怎麼會一直記得的？”“因為你非常美，而且我永遠也忘不了你那雙用繃帶纏住的手！”她的臉像是被照亮了，但聽到“繃帶纏住的手”時她皺了皺眉。
因為她記得“她逃出來後參加的第一個聚會”的所有細節，除了那個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
“繃帶纏住的手？那個我可不記得。
”後來她告訴了我她的故事。
她從英國去了法國，在那兒她加入了“自由波蘭”武裝力量，當法國淪陷後，她又逃去了裡維埃拉。
在那兒，她又加入了法國的抵抗組織，被意大利軍隊俘虜（意大利人占領了這個地區），被遞解到了意大利并在那兒入獄。
1943年夏，意大利叛投同盟國，意大利北部被德國占領，意大利的囚犯又被轉移去了德國的監獄。
可能因為她的名字，她最後被安置在柏林的警察局總部地下室的一個小房間裡，那時蜜絲剛好去拜訪過海爾多夫伯爵！我給她看了蜜絲的日記，她很喜歡，但是她說，除了一點，就是讀到蜜絲和海爾多夫在警察局總部彬彬有禮地交談時，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因為同期，她卻在他的地下監獄裡，随時都有可能被吊死或者砍頭！但是她在戰争中幸存下來了，與家人團聚并搬去了倫敦。
共産主義在波蘭失敗後，她回到了她的祖國并從那時起一直住到了現在。
出乎我意料的是，當我嘗試厘清蜜絲在“七月密謀”餘波後的一次記錄時，最沒想到的問題跑出來了。
她在日記中抱怨過BBC指名道姓了一些密謀參與者，有些甚至都不在蓋世太保的嫌犯名單裡。
克麗絲特貝爾·比倫貝格也曾在她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同樣這麼寫過。
亞當·馮·特羅特的遺孀克拉瑞塔，建議我應該與大衛·阿斯特核實，他是亞當在牛津時的密友，曾在《觀察者》當編輯。
他好心地安排我去見了一位英國戰時對德廣播的關鍵人物修·格林爵士。
格林堅決否認BBC曾做過這樣的事情，但是補充說另有廣播電台從事所謂的“黑色（分裂的）宣傳”。
在一位資深記者、德國專家塞夫頓·德爾默——他開辦了自己的“黑色宣傳”廣播電台——的回憶錄裡，他承認了許多事情，但是對于這個特殊的話題（故意迫害那時尚未被懷疑的抵抗者們），他保持沉默。
邁克爾·巴爾福在《戰時宣傳》一書裡寫的更接近真相，但是他還是羞于承認所有的事情。
數年後，我收到一封信，來自一個做了那些事——比如，選出那些英國人想要除掉的傑出德國軍人——的人，但後來不正是丘吉爾帶頭說出“德國人自相殘殺得愈厲害，愈好”的嗎？ 刺殺希特勒未遂一事除了使戰争幾乎延長了一年之久，另外在那段時間裡，不僅有上百萬的德國人喪生，而且還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死亡，其中也包括英國。
喬治·瓦西裡奇科夫 1999年6月 （李驕陽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