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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與迪基·埃爾茨都在戰後平安返鄉，如今定居奧地利。
大戰結束前幾個月，哈索·馮·埃茨多夫奉派前往熱那亞擔任總領事，因此逃過一劫。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國後，他重返外交界，接任一連串重要職位，包括駐加拿大大使（1956）、外交部代理副國務秘書（1958）及駐英國大使（1961—1965）。
現已退休，住在慕尼黑附近。
1945年2月3日，蘇軍距離柏林城外僅100千米；同時城内卻在兩個月稍事喘息、未發生空襲（因隆冬氣候）的情況下，在白天遭受到美軍最猛烈的一次轟炸。
柏林居民因毫無防備，共2000人死亡（平均大約一噸炸彈炸死一人），12萬人無家可歸。
其中一枚炸彈正中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蓋世太保總部，建築毀于一炬；另一枚炸彈擊中“人民法庭”，當時希特勒的“魔鬼法官”弗賴斯勒正在審問一名重要反納粹人士馮·施拉布倫多夫博士，結果衆法官、警衛、囚犯及觀衆一起沖下法庭掩蔽壕躲避。
警報解除後，弗賴斯勒的屍首被發現壓在一根倒塌的橫梁底下，手裡仍緊抓着施拉布倫多夫的檔案。
戰争末期，施拉布倫多夫雖然一直被囚禁在集中營中，卻因那次空襲撿回一命。
柏林指揮官馮·哈澤将軍遭處決後，在其手下工作多年的海因茨·馮·格斯多夫即被征召加入民團。
格斯多夫的妻子瑪莉亞一直留在柏林，許多個月都沒有他的消息。
1945年，她聽說他在保衛首都的最後戰役中陣亡，終于精神崩潰，自殺身亡。
海因茨本人一直活到1955年。
盡管在盟軍連番轟炸後，霍斯特曼夫婦位于克爾岑多夫的鄉間别墅毀壞嚴重，但弗雷迪卻拒絕拋下他僅剩的收藏品。
俄軍抵達後，發現他與妻子萊莉躲藏在附近樹林之中。
即使到那個時候，他仍不願逃走，最後終于遭到逮捕。
他于1947年在民主德國集中營裡餓死；萊莉出版的回憶錄《隻能哭泣》（NothingforTears，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53）成為暢銷書，但不久亦在巴西去世。
帕賈斯維奇夫婦于1945年8月與蜜絲分手後，先前往瑞士，然後移居南美洲。
格察至今仍然在世。
C.C.馮·普菲爾先成為美軍俘虜，後在德國地方政府内任職了幾年，接着擔任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駐波恩代表将近30年。
現在過着半退休的日子，定居波恩。
于1941年向蓋世太保告發蜜絲母親的卡爾—弗裡德裡希·馮·皮克勒，在志願從德國陸軍調往黨衛軍後，步步高升，官拜黨衛軍準将，兼任希姆萊手下的布拉格警察局長。
1945年5月，布拉格剛被解放後，他便自殺身亡。
1944年8月31日，蘇軍占領布加勒斯特，所有德國外交官員及家屬立刻遭到扣押。
後來婦孺被釋放，但必須自己想辦法返國，男性則全被遣送到蘇聯；據說喬賽亞斯·馮·蘭曹便死在莫斯科的盧比揚卡監獄中。
戰争結束後，法官裡克特及其家人遷往威斯特伐利亞，他與妻子創立了一家口譯及翻譯社，生意興隆。
1949年，他投效格倫中将所主持的單位，該單位後來成為根據德國聯邦共和國新憲法成立的新情報組織（B.N.D.）。
他于1972年去世。
托尼·紹爾馬在“七月密謀”發生後的肅清運動中逃過一死，多虧他的直屬指揮官仗義相助，以“搜集進一步證據”為由，設法拖延其軍法審判。
終于開庭後，大部分罪證已變成間接證據，不足以定罪，又因為他作戰負傷有功，僅被卸除軍職。
他于大戰結束前幾天，設法從位于西裡西亞的家族産業逃往西歐，後來成為美軍占領歐洲當局的雇員，擔任卡車司機。
不久他便擁有自己的卡車，然後數量慢慢增加，最後成立自己的卡車運輸公司。
現在他與家人住在巴伐利亞的一片農場上。
馮·德·舒倫堡大使從未積極參與過反納粹活動。
然而随着德國對蘇戰況每況愈下，他志願替納粹政府與斯大林居中調停。
大戰結束前幾個月，哈索·馮·埃茨多夫奉派前往熱那亞擔任總領事，因此逃過一劫。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國後，他重返外交界，接任一連串重要職位，包括駐加拿大大使（1956）、外交部代理副國務秘書（1958）及駐英國大使（1961—1965）。
現已退休，住在慕尼黑附近。
1945年2月3日，蘇軍距離柏林城外僅100千米；同時城内卻在兩個月稍事喘息、未發生空襲（因隆冬氣候）的情況下，在白天遭受到美軍最猛烈的一次轟炸。
柏林居民因毫無防備，共2000人死亡（平均大約一噸炸彈炸死一人），12萬人無家可歸。
其中一枚炸彈正中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蓋世太保總部，建築毀于一炬；另一枚炸彈擊中“人民法庭”，當時希特勒的“魔鬼法官”弗賴斯勒正在審問一名重要反納粹人士馮·施拉布倫多夫博士，結果衆法官、警衛、囚犯及觀衆一起沖下法庭掩蔽壕躲避。
警報解除後，弗賴斯勒的屍首被發現壓在一根倒塌的橫梁底下，手裡仍緊抓着施拉布倫多夫的檔案。
戰争末期，施拉布倫多夫雖然一直被囚禁在集中營中，卻因那次空襲撿回一命。
柏林指揮官馮·哈澤将軍遭處決後，在其手下工作多年的海因茨·馮·格斯多夫即被征召加入民團。
格斯多夫的妻子瑪莉亞一直留在柏林，許多個月都沒有他的消息。
1945年，她聽說他在保衛首都的最後戰役中陣亡，終于精神崩潰，自殺身亡。
海因茨本人一直活到1955年。
盡管在盟軍連番轟炸後，霍斯特曼夫婦位于克爾岑多夫的鄉間别墅毀壞嚴重，但弗雷迪卻拒絕拋下他僅剩的收藏品。
俄軍抵達後，發現他與妻子萊莉躲藏在附近樹林之中。
即使到那個時候，他仍不願逃走，最後終于遭到逮捕。
他于1947年在民主德國集中營裡餓死；萊莉出版的回憶錄《隻能哭泣》（NothingforTears，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53）成為暢銷書，但不久亦在巴西去世。
帕賈斯維奇夫婦于1945年8月與蜜絲分手後，先前往瑞士，然後移居南美洲。
格察至今仍然在世。
C.C.馮·普菲爾先成為美軍俘虜，後在德國地方政府内任職了幾年，接着擔任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駐波恩代表将近30年。
現在過着半退休的日子，定居波恩。
于1941年向蓋世太保告發蜜絲母親的卡爾—弗裡德裡希·馮·皮克勒，在志願從德國陸軍調往黨衛軍後，步步高升，官拜黨衛軍準将，兼任希姆萊手下的布拉格警察局長。
1945年5月，布拉格剛被解放後，他便自殺身亡。
1944年8月31日，蘇軍占領布加勒斯特，所有德國外交官員及家屬立刻遭到扣押。
後來婦孺被釋放，但必須自己想辦法返國，男性則全被遣送到蘇聯；據說喬賽亞斯·馮·蘭曹便死在莫斯科的盧比揚卡監獄中。
戰争結束後，法官裡克特及其家人遷往威斯特伐利亞，他與妻子創立了一家口譯及翻譯社，生意興隆。
1949年，他投效格倫中将所主持的單位，該單位後來成為根據德國聯邦共和國新憲法成立的新情報組織（B.N.D.）。
他于1972年去世。
托尼·紹爾馬在“七月密謀”發生後的肅清運動中逃過一死，多虧他的直屬指揮官仗義相助，以“搜集進一步證據”為由，設法拖延其軍法審判。
終于開庭後，大部分罪證已變成間接證據，不足以定罪，又因為他作戰負傷有功，僅被卸除軍職。
他于大戰結束前幾天，設法從位于西裡西亞的家族産業逃往西歐，後來成為美軍占領歐洲當局的雇員，擔任卡車司機。
不久他便擁有自己的卡車，然後數量慢慢增加，最後成立自己的卡車運輸公司。
現在他與家人住在巴伐利亞的一片農場上。
馮·德·舒倫堡大使從未積極參與過反納粹活動。
然而随着德國對蘇戰況每況愈下，他志願替納粹政府與斯大林居中調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