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極端厭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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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差不多把整個腦袋伸進那酚醛塑料隔音殼裡,裡面一股溫乎乎的電熱,必須等待着吱吱聲停止,響起火花的撞擊聲,等待着從一個深淵的深處升騰起一個不真實的聲音,發出的謊言将你團團圍住”這種交流方式的可笑與荒誕;他還把夜總會描寫得令人生厭,像噩夢一樣可怕,把精神病院裡的醫生描寫得那樣主觀武斷,以概念與臆測來代替眼前确切的客觀事實。
作者筆下的所有這一切,加上了他通過亞當這個人物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所行所止而表現出來的寓意,構成了他對現代文明社會中人類異化的全面揭示,表現了他對人類工業化文明同時帶來的嚴重後果的憂慮,他對人将失去大自然、失去自己的個性與生氣,甚至在高度規範化的社會活動中将失去自己真正存在意義的憂慮,事出有因,發人深思,他把自己的寓意推到了驚世駭俗的極端,也許正是為了向世人敲一次警鐘。
在藝術形式上,這部小說無疑也會引起一些驚世駭俗的效果,如果在它面前是一群習慣于傳統小說的讀者的話。
首先,它不大像小說,它沒有完整嚴密的故事,甚至連貫的情節也沒有,其中的一個個場景幾乎都是松散地堆在一起,它們像一段段的散文,很少具有叙事的功能,與中心人物形象也往往并無關系,各自所蘊含的寓意,也無邏輯的聯系,甚至它們往往突如其來,使人莫名其妙,如N章中馬蒂亞斯寫偵探小說的一段就是一例。
這種零星、分割的形象描寫之湊集,就像是一幅現代派的靜物畫或實物拼貼,一些雜亂而毫無内在聯系的物件就湊成了一個畫面。
小說的各章以字母而不是以數字為序。
某些未完成的文句以及被删改的段落與字句,也都排印在小說裡,就像作者手稿的複印件。
有時,還有象形圖樣、化學方程式以及一張張報紙的版面,原封不動地出現在行文裡。
所有這些都給小說帶來了新奇的風貌,但它們明顯帶有純粹的形式主義的性質,完全是一個新潮派作家所能擺弄出來的一些時髦的廉價的新玩意,就像一個标新立異的青年穿上了一件色彩奇特、圖形怪異的襯衣。
值得重視的倒是小說中一些比較内在、新穎卻又似曾相識的藝術成分。
作者對客觀物件的形狀、線條、色彩、細部的冷靜描寫,使人感到有“新小說”派的“物主義”的痕迹;他筆下亞當·波洛那種非理性的“向性”式的精神反應,使人想起娜塔麗·薩洛特作品中阿米巴蟲式的心理活動;他小說中那些行人與旁觀者不連貫的無意義的對話,與荒誕派戲劇中的對話頗有相像之處;他描繪文字中那種隐晦、難以理解的聯想完全是超現實主義的,而他那些跳躍性極大的比喻則是象征主義式的。
的确,二十世紀文學中這些先行者都是勒克萊齊奧這個青年人所熟知的,他在自己這部小說裡幾乎彙集了那些反傳統的先鋒人物所提供給他的乳汁,這使他超越了純粹形式主義的玩意而獲得了雖說是反傳統、但卻不失某種藝術哲理的美學價值,他以這部作品獲得了一九六三年的勒諾多文學獎,一舉成名,并非偶然。
這部作品作為一份思想研究的材料與作為一份藝術研究的材料都具有一定的意義,會引起愛好思索與研究的讀者的關注,而且,它已成為勒克萊齊奧這位“新寓言”派的主要人物的代表作之一,而“新寓言”派在當代法國文學中的重要地位,現在是愈來愈清楚了。
(1)希臘字母表中的第三個字母。
(2)拉丁文,靈魂,我的後代要準備為我的父輩而受罰。
(3)見米歇爾·圖尼埃的小說《星期五或太平洋上的靈薄獄》。
(4)見埃爾韋·巴贊的小說《綠色教會》。
(5)拙譯《雨果文學論文選》,頁二三,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6)見莊子《齊物論》。
(7)見莊子《大宗師》。
作者筆下的所有這一切,加上了他通過亞當這個人物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所行所止而表現出來的寓意,構成了他對現代文明社會中人類異化的全面揭示,表現了他對人類工業化文明同時帶來的嚴重後果的憂慮,他對人将失去大自然、失去自己的個性與生氣,甚至在高度規範化的社會活動中将失去自己真正存在意義的憂慮,事出有因,發人深思,他把自己的寓意推到了驚世駭俗的極端,也許正是為了向世人敲一次警鐘。
在藝術形式上,這部小說無疑也會引起一些驚世駭俗的效果,如果在它面前是一群習慣于傳統小說的讀者的話。
首先,它不大像小說,它沒有完整嚴密的故事,甚至連貫的情節也沒有,其中的一個個場景幾乎都是松散地堆在一起,它們像一段段的散文,很少具有叙事的功能,與中心人物形象也往往并無關系,各自所蘊含的寓意,也無邏輯的聯系,甚至它們往往突如其來,使人莫名其妙,如N章中馬蒂亞斯寫偵探小說的一段就是一例。
這種零星、分割的形象描寫之湊集,就像是一幅現代派的靜物畫或實物拼貼,一些雜亂而毫無内在聯系的物件就湊成了一個畫面。
小說的各章以字母而不是以數字為序。
某些未完成的文句以及被删改的段落與字句,也都排印在小說裡,就像作者手稿的複印件。
有時,還有象形圖樣、化學方程式以及一張張報紙的版面,原封不動地出現在行文裡。
所有這些都給小說帶來了新奇的風貌,但它們明顯帶有純粹的形式主義的性質,完全是一個新潮派作家所能擺弄出來的一些時髦的廉價的新玩意,就像一個标新立異的青年穿上了一件色彩奇特、圖形怪異的襯衣。
值得重視的倒是小說中一些比較内在、新穎卻又似曾相識的藝術成分。
作者對客觀物件的形狀、線條、色彩、細部的冷靜描寫,使人感到有“新小說”派的“物主義”的痕迹;他筆下亞當·波洛那種非理性的“向性”式的精神反應,使人想起娜塔麗·薩洛特作品中阿米巴蟲式的心理活動;他小說中那些行人與旁觀者不連貫的無意義的對話,與荒誕派戲劇中的對話頗有相像之處;他描繪文字中那種隐晦、難以理解的聯想完全是超現實主義的,而他那些跳躍性極大的比喻則是象征主義式的。
的确,二十世紀文學中這些先行者都是勒克萊齊奧這個青年人所熟知的,他在自己這部小說裡幾乎彙集了那些反傳統的先鋒人物所提供給他的乳汁,這使他超越了純粹形式主義的玩意而獲得了雖說是反傳統、但卻不失某種藝術哲理的美學價值,他以這部作品獲得了一九六三年的勒諾多文學獎,一舉成名,并非偶然。
這部作品作為一份思想研究的材料與作為一份藝術研究的材料都具有一定的意義,會引起愛好思索與研究的讀者的關注,而且,它已成為勒克萊齊奧這位“新寓言”派的主要人物的代表作之一,而“新寓言”派在當代法國文學中的重要地位,現在是愈來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