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生育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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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讨厭的工作必定各有不同，我讨厭生育診所的工作，甚至用痛恨來說也不為過，所以每到周二下午我就愁眉苦臉。
我讨厭的不是艱苦，當然這份工作确實十分艱苦。
每到周二，助産士會提前做好一天安排，盡量在中午十二點前結束探視。
早早吃過午餐後，從下午一點半開始布置診所，以便兩點接待病人。
随後就會一直忙，等所有病人走了，通常已經是晚上六七點了。
然後，繼續進行夜間探視。
艱苦——那算什麼，我可以吃苦。
但我無法面對不洗澡的女人的身體，難以忍受翻湧的熱氣和潮濕，以及喋喋不休的唠叨，尤其是味道。
無論我洗幾次澡，換幾次衣服，都要幾天之後才能擺脫那令人惡心的味道：陰道分泌物、尿液、汗臭和髒衣服的氣味。
它們混在熱氣騰騰的蒸汽之中，穿透了我的衣服、頭發和皮膚——穿透了我整個人。
在診所工作時，有好幾次我不得不跑到室外，趴在門旁的欄杆上，忍着不讓自己吐出來。
可人和人有所不同，其他助産士并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我說起來，她們由衷地驚訝：“什麼味道？”或者說：“哦，可能是天氣太熱的緣故。
”于是我就打住，不再說了。
為了讓自己堅持工作，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想想生育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告訴自己這會大幅度降低生育死亡率。
當我感覺撐不住，無法再為下一個女人檢查身體時，我就回憶一下助産工作的曆史，以及女人生育時所遭受的無盡痛苦。
自古以來，孕婦和分娩就遭到了人們的徹底無視。
在很多原始社會，女人的月經、懷孕、分娩或哺乳被認為是不潔行為，會因此被隔離，往往不允許其他人，甚至女人觸碰，隻能獨自一個人飽受煎熬。
因此，隻有最健壯的女人才能幸存下來，再經過基因突變、适應環境、畸形遺傳，如胎兒頭部與骨盆尺寸的不相稱，以及種族滅絕，尤其是在世界偏遠地區，人類的分娩最終變得容易多了。
而在西方社會，即所謂的文明世界，并沒有出現孕婦被隔離的情形，但孕婦除了要面對十幾種孕期并發症（其中有些是緻命的）之外，各種自然災難更是雪上加霜，如人口過度擁擠，葡萄球菌和鍊球菌感染，像霍亂、猩紅熱、傷寒和肺結核等傳染性疾病，以及性病、佝偻病，頻繁的分娩和疫水感染。
除此之外，再加上人們對分娩的一貫冷漠無視，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分娩曾被稱為“夏娃的詛咒”，女人往往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迎接新生命。
聖賴孟多·農納都修道院的生育診所設在教堂大廳裡。
換作今時今日，如果将整間診所設在改造過的舊教堂大廳，這簡直駭人聽聞。
衛生督察員、公共健康督察員以及能想到的各種督察員無一例外都會趕到診所大聲斥責。
但在20世紀50年代，人們并不大驚小怪，事實上，修女們還因為其積極性和獨創性而備受贊譽。
我們并沒有改變教堂内部結構，隻安裝了衛生間和自來水。
熱水則由水龍頭旁邊牆上安裝的阿斯科特牌熱水器供應。
教堂大廳中央有一座用來取暖的巨大煤炭爐。
每天清晨，鍋爐工弗雷德早早将這個黑色鑄鐵大家夥點燃。
那個年代，這種煤炭爐相當普遍，我甚至在醫院病房裡也見過（記得在病房裡，我們用架在爐子上的平底鍋和熱水給針管和針頭消毒）。
這種爐子十分堅固，頂是平的，添煤時要先打開上面的圓蓋子，用煤鬥傾斜着向裡面加煤。
加煤着實需要一些力氣。
爐子之所以設在大廳中央，是為了讓整個大廳都能受熱。
爐子的煙道從大廳中央筆直向上，一直通到屋頂。
診室内有幾張檢查床，為病人遮羞的移動屏風和寫報告用的木制桌椅。
一個長條大理石面桌子位于水池旁，上面放着工具和其他醫療設備。
桌上還有一盞煤氣燈，燈旁擺着火柴，我們經常用這盞煤氣燈加熱尿液。
那股味道，五十年後的今天我仿佛還能聞到。
這個小診所以及全國類似的診所，現在看起來頗為簡陋，在當時卻拯救了成千上萬名母親和嬰兒的生命。
我們的助産士診所是波普拉區唯一一家生育診所，直到1948年，波普拉醫院開設了擁有八張病床的婦産科後，情況才有所改善。
盡管波普拉區的人口密度
我讨厭的不是艱苦，當然這份工作确實十分艱苦。
每到周二，助産士會提前做好一天安排，盡量在中午十二點前結束探視。
早早吃過午餐後，從下午一點半開始布置診所，以便兩點接待病人。
随後就會一直忙，等所有病人走了，通常已經是晚上六七點了。
然後，繼續進行夜間探視。
艱苦——那算什麼，我可以吃苦。
但我無法面對不洗澡的女人的身體，難以忍受翻湧的熱氣和潮濕，以及喋喋不休的唠叨，尤其是味道。
無論我洗幾次澡，換幾次衣服，都要幾天之後才能擺脫那令人惡心的味道：陰道分泌物、尿液、汗臭和髒衣服的氣味。
它們混在熱氣騰騰的蒸汽之中，穿透了我的衣服、頭發和皮膚——穿透了我整個人。
在診所工作時，有好幾次我不得不跑到室外，趴在門旁的欄杆上，忍着不讓自己吐出來。
可人和人有所不同，其他助産士并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我說起來，她們由衷地驚訝：“什麼味道？”或者說：“哦，可能是天氣太熱的緣故。
”于是我就打住，不再說了。
為了讓自己堅持工作，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想想生育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告訴自己這會大幅度降低生育死亡率。
當我感覺撐不住，無法再為下一個女人檢查身體時，我就回憶一下助産工作的曆史，以及女人生育時所遭受的無盡痛苦。
自古以來，孕婦和分娩就遭到了人們的徹底無視。
在很多原始社會，女人的月經、懷孕、分娩或哺乳被認為是不潔行為，會因此被隔離，往往不允許其他人，甚至女人觸碰，隻能獨自一個人飽受煎熬。
因此，隻有最健壯的女人才能幸存下來，再經過基因突變、适應環境、畸形遺傳，如胎兒頭部與骨盆尺寸的不相稱，以及種族滅絕，尤其是在世界偏遠地區，人類的分娩最終變得容易多了。
而在西方社會，即所謂的文明世界，并沒有出現孕婦被隔離的情形，但孕婦除了要面對十幾種孕期并發症（其中有些是緻命的）之外，各種自然災難更是雪上加霜，如人口過度擁擠，葡萄球菌和鍊球菌感染，像霍亂、猩紅熱、傷寒和肺結核等傳染性疾病，以及性病、佝偻病，頻繁的分娩和疫水感染。
除此之外，再加上人們對分娩的一貫冷漠無視，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分娩曾被稱為“夏娃的詛咒”，女人往往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迎接新生命。
聖賴孟多·農納都修道院的生育診所設在教堂大廳裡。
換作今時今日，如果将整間診所設在改造過的舊教堂大廳，這簡直駭人聽聞。
衛生督察員、公共健康督察員以及能想到的各種督察員無一例外都會趕到診所大聲斥責。
但在20世紀50年代，人們并不大驚小怪，事實上，修女們還因為其積極性和獨創性而備受贊譽。
我們并沒有改變教堂内部結構，隻安裝了衛生間和自來水。
熱水則由水龍頭旁邊牆上安裝的阿斯科特牌熱水器供應。
教堂大廳中央有一座用來取暖的巨大煤炭爐。
每天清晨，鍋爐工弗雷德早早将這個黑色鑄鐵大家夥點燃。
那個年代，這種煤炭爐相當普遍，我甚至在醫院病房裡也見過（記得在病房裡，我們用架在爐子上的平底鍋和熱水給針管和針頭消毒）。
這種爐子十分堅固，頂是平的，添煤時要先打開上面的圓蓋子，用煤鬥傾斜着向裡面加煤。
加煤着實需要一些力氣。
爐子之所以設在大廳中央，是為了讓整個大廳都能受熱。
爐子的煙道從大廳中央筆直向上，一直通到屋頂。
診室内有幾張檢查床，為病人遮羞的移動屏風和寫報告用的木制桌椅。
一個長條大理石面桌子位于水池旁，上面放着工具和其他醫療設備。
桌上還有一盞煤氣燈，燈旁擺着火柴，我們經常用這盞煤氣燈加熱尿液。
那股味道，五十年後的今天我仿佛還能聞到。
這個小診所以及全國類似的診所，現在看起來頗為簡陋，在當時卻拯救了成千上萬名母親和嬰兒的生命。
我們的助産士診所是波普拉區唯一一家生育診所，直到1948年，波普拉醫院開設了擁有八張病床的婦産科後，情況才有所改善。
盡管波普拉區的人口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