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适 閃亮登場的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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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擺平”郭子儀就成了德宗李适不得不面對的一道政治難題。
這個事情的難度在于：雖然郭子儀本人比較厚道，但他麾下那幫将領卻沒有一個是吃素的，萬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幫将領惹毛了，後果将不堪設想。
所以，要解決這道難題，必須有一個巧妙的辦法。
經過一番審慎而周密的考慮，李适終于找到了一個既簡單又安全的辦法。
一個字——分。
也就是說，必須把郭子儀手中的權力“分解”開來，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幾個主要将領頭上。
如此一來，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鳥之效：既削弱了郭子儀的權力，又安撫了那些驕兵悍将，還能讓那幾個主要将領從此對德宗感恩戴德。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适下诏，尊郭子儀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書令，其餘兼職全部免除；同時，将郭子儀原來擔任的主要軍職，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個主要将領——李懷光、常謙光、渾瑊。
至此，這個困擾了代宗許多年的問題，終于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第二件事：李适成功挫敗了一起政變陰謀。
這起陰謀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
說它不大，是因為牽涉面不是很廣；說它不小，是因為它事關“廢立”，直接威脅到了李适的皇權。
陰謀的策劃者有兩個：一個是兵部侍郎黎幹，一個是高階宦官（特進，正二品）劉忠翼。
據稱，黎幹為人“狡險谀佞”，而劉忠翼則是“恃寵貪縱”，兩個人沆瀣一氣，内外勾結，很早就企圖幹預代宗“立後”和“立儲”的大政。
若幹年前，德宗李适尚未被立為太子，别有用心的黎幹和劉忠翼就極力勸說代宗，讓他立獨孤貴妃為皇後，再立獨孤氏的兒子韓王李迥為太子。
但是代宗沒有受他們的蠱惑，而是冊立了長子雍王李适。
李适即位後，黎幹和劉忠翼唯恐遭到報複，遂惶惶不可終日。
當時長安坊間紛紛傳言，說黎、劉二人日夜密謀，企圖發動政變。
李适當然不會掉以輕心，便派人暗中監視二人的一舉一動。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的一個黃昏，黎幹又乘坐一頂小轎悄悄進入劉忠翼的府邸，與他密談多時，至當天深夜才離去。
德宗李适得到密報後，立刻采取行動，命有關部門将黎幹和劉忠翼逮捕。
經過審訊，黎、劉二人對自己的政變陰謀供認不諱。
李适大怒，當即開除二人的官籍，并終身流放邊地。
閏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劉忠翼剛剛走到藍田（今陝西藍田縣），李适就命人追上了他們，宣诏将二人賜死。
第三件事：李适不動聲色地從宦官手中奪回了禁軍兵權。
肅、代之際，大唐帝國有兩大亂象最為引人注目，一個是藩鎮叛亂，還有一個就是宦官擅權。
這兩大亂象是相輔相成的。
正是由于此起彼伏的藩鎮叛亂讓李唐天子對武将逐漸喪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軍兵權交給宦官，沒想到卻因此導緻了宦官的恃寵擅權；而宦官掌握宮禁大權後，為了鞏固權位，又回過頭來勾結各地藩鎮，緻使那些跋扈藩鎮越發驕縱難制。
代宗一朝，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個權宦先後掌控禁軍，又因恃寵擅權而先後被代宗除掉。
但是，代宗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禁軍兵權的歸屬問題，所以總是治标而不治本——往往是舊一代的權宦剛剛倒下，新一代的權宦便又強勢崛起。
總之，宦官雖然走馬燈似的換，但宦官擅權的問題卻始終如故。
李适即位時，面對的當權宦官是王駕鶴。
此人繼魚朝恩之後崛起，時任神策都知兵馬使、左領軍大将軍，“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對于陰魂不散的宦官擅權問題，李适自然也是深以為憂。
同時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無法徹底解決宦官問題，是因為他始終不敢把禁軍交給武将。
可是，為什麼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為什麼不變通一下，索性把禁軍交給文臣呢？ 在李适看來，要徹底解決宦官擅權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禁軍交給文臣！ 為此，李适一上台，就開始在文官中尋找合适的人選。
最後，他鎖定了司農卿白秀珪。
嚴格來講，白秀珪并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
他早年在李光弼帳下擔任幕僚，做事細心勤勉，并且頗有心計。
李光弼對他非常信任，将其引為心腹，時常讓他參決軍政大事。
這樣一
這個事情的難度在于：雖然郭子儀本人比較厚道，但他麾下那幫将領卻沒有一個是吃素的，萬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幫将領惹毛了，後果将不堪設想。
所以，要解決這道難題，必須有一個巧妙的辦法。
經過一番審慎而周密的考慮，李适終于找到了一個既簡單又安全的辦法。
一個字——分。
也就是說，必須把郭子儀手中的權力“分解”開來，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幾個主要将領頭上。
如此一來，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鳥之效：既削弱了郭子儀的權力，又安撫了那些驕兵悍将，還能讓那幾個主要将領從此對德宗感恩戴德。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适下诏，尊郭子儀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書令，其餘兼職全部免除；同時，将郭子儀原來擔任的主要軍職，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個主要将領——李懷光、常謙光、渾瑊。
至此，這個困擾了代宗許多年的問題，終于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第二件事：李适成功挫敗了一起政變陰謀。
這起陰謀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
說它不大，是因為牽涉面不是很廣；說它不小，是因為它事關“廢立”，直接威脅到了李适的皇權。
陰謀的策劃者有兩個：一個是兵部侍郎黎幹，一個是高階宦官（特進，正二品）劉忠翼。
據稱，黎幹為人“狡險谀佞”，而劉忠翼則是“恃寵貪縱”，兩個人沆瀣一氣，内外勾結，很早就企圖幹預代宗“立後”和“立儲”的大政。
若幹年前，德宗李适尚未被立為太子，别有用心的黎幹和劉忠翼就極力勸說代宗，讓他立獨孤貴妃為皇後，再立獨孤氏的兒子韓王李迥為太子。
但是代宗沒有受他們的蠱惑，而是冊立了長子雍王李适。
李适即位後，黎幹和劉忠翼唯恐遭到報複，遂惶惶不可終日。
當時長安坊間紛紛傳言，說黎、劉二人日夜密謀，企圖發動政變。
李适當然不會掉以輕心，便派人暗中監視二人的一舉一動。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的一個黃昏，黎幹又乘坐一頂小轎悄悄進入劉忠翼的府邸，與他密談多時，至當天深夜才離去。
德宗李适得到密報後，立刻采取行動，命有關部門将黎幹和劉忠翼逮捕。
經過審訊，黎、劉二人對自己的政變陰謀供認不諱。
李适大怒，當即開除二人的官籍，并終身流放邊地。
閏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劉忠翼剛剛走到藍田（今陝西藍田縣），李适就命人追上了他們，宣诏将二人賜死。
第三件事：李适不動聲色地從宦官手中奪回了禁軍兵權。
肅、代之際，大唐帝國有兩大亂象最為引人注目，一個是藩鎮叛亂，還有一個就是宦官擅權。
這兩大亂象是相輔相成的。
正是由于此起彼伏的藩鎮叛亂讓李唐天子對武将逐漸喪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軍兵權交給宦官，沒想到卻因此導緻了宦官的恃寵擅權；而宦官掌握宮禁大權後，為了鞏固權位，又回過頭來勾結各地藩鎮，緻使那些跋扈藩鎮越發驕縱難制。
代宗一朝，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個權宦先後掌控禁軍，又因恃寵擅權而先後被代宗除掉。
但是，代宗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禁軍兵權的歸屬問題，所以總是治标而不治本——往往是舊一代的權宦剛剛倒下，新一代的權宦便又強勢崛起。
總之，宦官雖然走馬燈似的換，但宦官擅權的問題卻始終如故。
李适即位時，面對的當權宦官是王駕鶴。
此人繼魚朝恩之後崛起，時任神策都知兵馬使、左領軍大将軍，“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資治通鑒》卷二二五）。
對于陰魂不散的宦官擅權問題，李适自然也是深以為憂。
同時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無法徹底解決宦官問題，是因為他始終不敢把禁軍交給武将。
可是，為什麼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為什麼不變通一下，索性把禁軍交給文臣呢？ 在李适看來，要徹底解決宦官擅權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禁軍交給文臣！ 為此，李适一上台，就開始在文官中尋找合适的人選。
最後，他鎖定了司農卿白秀珪。
嚴格來講，白秀珪并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
他早年在李光弼帳下擔任幕僚，做事細心勤勉，并且頗有心計。
李光弼對他非常信任，将其引為心腹，時常讓他參決軍政大事。
這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