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入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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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帛也已被他們劫掠一空，所以在他們看來，此刻實在不值得為了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價。
十月二十一日，吐蕃軍隊匆匆帶上他們的戰利品，當天就全部撤出了長安。
降将高晖一見吐蕃人扔下他跑了，無奈之下，隻好帶着麾下的三百餘騎東走，走到潼關時，被守将李日越抓獲，當場就被砍了腦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長安光複的消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他即日下诏，任命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第五琦為京兆尹，同時讓宰相元載取代程元振，擔任元帥行軍司馬。
長安雖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場令人難以容忍的奇恥大辱。
用郭子儀的話說，這是“國恥”。
帝國為什麼會遭受這場國恥？ 這筆賬不能不算。
事實上，早在代宗避居陝州之時，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經幫他把這筆賬算了個一清二楚。
柳伉說：“吐蕃人長驅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師，洗劫宮闱，焚燒陵寝，士卒卻無一人力戰，此将帥叛陛下也；陛下長期疏遠功臣，寵幸宦官，終究釀成大禍，群臣竟無人敢犯顔直谏，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剛剛離開京師，坊間便發生騷亂，暴民公然搶奪府庫，自相殘殺，此京畿民衆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馬勤王，盡四十日，無一輛戰車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
既然内外皆叛，那麼請問陛下，今日之勢，是安是危？若以為危，豈能高枕無憂，不為天下讨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結論是：要想鏟除禍亂之源，保全宗廟社稷，就必須砍掉一個人的腦袋。
這個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還說，除了誅殺程元振外，還必須把各級宦官的職權收回，交還各有關部門；并收回神策軍的兵權，交給朝中的大臣。
同時，皇帝還要削除尊号，下诏罪己，宣布從此改過自新，否則甘願遜位讓賢。
最後，柳伉跟皇帝打賭：“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請将臣全家老小碎屍萬段，以謝陛下！” 柳伉這筆賬一算下來，把代宗李豫的臉皮撕得可謂一幹二淨。
李豫為此郁悶了好多天。
可他最後還是不得不承認，柳伉說的都是事實，而且句句都是發自肺腑的忠言。
不過，事實歸事實，忠言歸忠言，讓代宗把宦官們都給廢了那是不可能的，讓他下诏罪己、改過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于誅殺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沒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诏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将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殺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剪除李輔國之功，代宗不忍誅殺，可事實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讓代宗李豫發現了很多問題。
就像柳伉所說的那樣，這次長安淪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專權亂政之外，無論是士卒将帥、公卿百官，還是四方藩鎮，人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果要追究罪責，此次應該問罪的絕不止程元振一個！ 既然如此，殺了他又有什麼用呢？殺了他就能讓所有人從今往後對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殺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對宦官這個群體仍然抱有極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絕，以免傷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來，自己在很多時候仍然是要依賴宦官的。
比方說，萬一哪天敵寇又來了，士卒将帥、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鎮又按兵不動作壁上觀了，他身邊至少還有像魚朝恩這樣的宦官保駕。
這次吐蕃入寇讓代宗看清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沒有誰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豬恐怕都會上樹；藩鎮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會跳舞……至于說宦官，當然也不見得始終靠得住。
但最起碼，宦官總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約藩鎮的力量；最起碼，在天子孤立無援的時候，宦官總是一副可以暫時依靠的肩膀。
說白了，自從安史之亂爆發以來，李唐朝廷就已日漸陷入内憂外患、人心離散的境地了。
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問題和新問題的一次集中爆發。
在如此嚴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或許”會有危險，但不用宦官則“必然”會有危險！ 正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
李唐天子并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
這是他們的無奈。
這一年十二月，代宗從陝州返回長安，郭子儀率城中百官及唐軍各部到浐水（灞水支流）東岸迎接，并伏地待罪，主動表示要承擔長安失陷之責。
代宗親手把他扶起，激動地說：“都怪朕沒有早一天起用愛卿，才會落到這個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诏，任命此次護駕有功的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統領各部禁軍。
從此，魚朝恩徹底取代程元振，成為“權寵無比”的新一代權宦。
一切終将過去，一切終将再來。
這是曆史的魔咒，将永遠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頭頂上，并将永遠纏繞在此後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頭頂上。
十月二十一日，吐蕃軍隊匆匆帶上他們的戰利品，當天就全部撤出了長安。
降将高晖一見吐蕃人扔下他跑了，無奈之下，隻好帶着麾下的三百餘騎東走，走到潼關時，被守将李日越抓獲，當場就被砍了腦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長安光複的消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他即日下诏，任命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第五琦為京兆尹，同時讓宰相元載取代程元振，擔任元帥行軍司馬。
長安雖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場令人難以容忍的奇恥大辱。
用郭子儀的話說，這是“國恥”。
帝國為什麼會遭受這場國恥？ 這筆賬不能不算。
事實上，早在代宗避居陝州之時，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經幫他把這筆賬算了個一清二楚。
柳伉說：“吐蕃人長驅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師，洗劫宮闱，焚燒陵寝，士卒卻無一人力戰，此将帥叛陛下也；陛下長期疏遠功臣，寵幸宦官，終究釀成大禍，群臣竟無人敢犯顔直谏，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剛剛離開京師，坊間便發生騷亂，暴民公然搶奪府庫，自相殘殺，此京畿民衆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馬勤王，盡四十日，無一輛戰車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
既然内外皆叛，那麼請問陛下，今日之勢，是安是危？若以為危，豈能高枕無憂，不為天下讨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結論是：要想鏟除禍亂之源，保全宗廟社稷，就必須砍掉一個人的腦袋。
這個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還說，除了誅殺程元振外，還必須把各級宦官的職權收回，交還各有關部門；并收回神策軍的兵權，交給朝中的大臣。
同時，皇帝還要削除尊号，下诏罪己，宣布從此改過自新，否則甘願遜位讓賢。
最後，柳伉跟皇帝打賭：“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請将臣全家老小碎屍萬段，以謝陛下！” 柳伉這筆賬一算下來，把代宗李豫的臉皮撕得可謂一幹二淨。
李豫為此郁悶了好多天。
可他最後還是不得不承認，柳伉說的都是事實，而且句句都是發自肺腑的忠言。
不過，事實歸事實，忠言歸忠言，讓代宗把宦官們都給廢了那是不可能的，讓他下诏罪己、改過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于誅殺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沒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诏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将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殺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剪除李輔國之功，代宗不忍誅殺，可事實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讓代宗李豫發現了很多問題。
就像柳伉所說的那樣，這次長安淪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專權亂政之外，無論是士卒将帥、公卿百官，還是四方藩鎮，人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果要追究罪責，此次應該問罪的絕不止程元振一個！ 既然如此，殺了他又有什麼用呢？殺了他就能讓所有人從今往後對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殺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對宦官這個群體仍然抱有極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絕，以免傷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來，自己在很多時候仍然是要依賴宦官的。
比方說，萬一哪天敵寇又來了，士卒将帥、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鎮又按兵不動作壁上觀了，他身邊至少還有像魚朝恩這樣的宦官保駕。
這次吐蕃入寇讓代宗看清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沒有誰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豬恐怕都會上樹；藩鎮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會跳舞……至于說宦官，當然也不見得始終靠得住。
但最起碼，宦官總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約藩鎮的力量；最起碼，在天子孤立無援的時候，宦官總是一副可以暫時依靠的肩膀。
說白了，自從安史之亂爆發以來，李唐朝廷就已日漸陷入内憂外患、人心離散的境地了。
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問題和新問題的一次集中爆發。
在如此嚴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或許”會有危險，但不用宦官則“必然”會有危險！ 正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
李唐天子并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
這是他們的無奈。
這一年十二月，代宗從陝州返回長安，郭子儀率城中百官及唐軍各部到浐水（灞水支流）東岸迎接，并伏地待罪，主動表示要承擔長安失陷之責。
代宗親手把他扶起，激動地說：“都怪朕沒有早一天起用愛卿，才會落到這個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诏，任命此次護駕有功的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統領各部禁軍。
從此，魚朝恩徹底取代程元振，成為“權寵無比”的新一代權宦。
一切終将過去，一切終将再來。
這是曆史的魔咒，将永遠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頭頂上，并将永遠纏繞在此後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頭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