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輔國的欲望
關燈
小
中
大
世民看齊，任賢納谏，勵精圖治，才使得“貞觀之風，一朝複振”，從而締造了一個“朝清道泰，垂三十年”的太平盛世。
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李隆基念茲在茲的執政範本、最讓後人稱道的“貞觀之治”，其實并不是一塊無瑕的白璧。
在貞觀中後期，李世民身上已漸露拒谏、驕奢之端倪，魏徵批評他“漸惡直言”“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馬周批評他“營繕不休”，緻使“百姓怨咨”，很多大臣也紛紛對他“崇飾宮宇，遊賞池台”的行為進行勸谏，甚至連他最喜愛的嫔妃徐惠也由于當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而上疏規谏。
這些現象意味着什麼？雖然曆史不容假設，但我們仍然要做這樣一個假設——假如李世民不是在五十一歲那年英年早逝，而是像李隆基一樣活到七十八歲，那麼彪炳千秋、震爍古今的“貞觀之治”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呢？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又會在後人心目中留下一個怎樣的晚年形象呢？ 再者，假如李隆基沒有活到七十八歲高齡，而是像李世民那樣英年早逝，那麼他的曆史形象是不是就會定格在開元時代，從而在後人心目中留下一個沒有瑕疵的完美版呢？而驕奢淫逸的天寶時代，連同後來這個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亂”，是不是也就無從談起了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說，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意義上講，從“權力腐敗定律”的意義上講，李世民英年早逝未嘗不是一件幸事，而李隆基得享天年則很可能是一種不幸！ 當然，這種幸與不幸不是對他們個人而言，而是對整個國家而言的。
其實，綜觀整個中國曆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句話不僅可以用在皇帝個人身上，更可以用在一個王朝身上。
曆史上任何一個王朝，在建國初期幾乎都能做到勵精圖治、艱苦奮鬥，可一旦太平日久，就會無可挽回地走向腐敗與堕落；然後一個新的政治集團揭竿而起，建立一個新的政權，相同的曆史又會再度上演…… 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就是在這樣一個惡性循環裡轉着圈圈，轉着愚蠢而又可悲的圈圈！ 歸根結底，無非就是兩個字：制度。
準确地說，是四個字：專制制度。
無論古今中外，凡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專制制度都是很不靠譜的，不管這個權力是集中在一個人手上，還是集中在一個政治集團手上。
而把百姓的福祉和國家的命運全部寄托在這個人（或從屬于他的政治集團）身上，顯然更不靠譜！ 所幸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知道“法治”比“人治”要靠譜得多，已經知道一個普通公民的幸福是如何跟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息息相關的，更知道不能再把民衆的福祉和國家的命運寄托在某個人（或某個政治集團）身上。
但是，毋庸諱言，曆史的慣性有時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一個國家要從幾千年的人治社會中掙脫出來，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憲政國家，其道路通常要比人們預料得曲折，其過程似乎也要比人們想象的漫長得多。
也許，曆史（最重要的是曆史教訓）就在這個時候具有了意義。
也許，所謂的“以史為鑒”“鑒往察來”這些話，就在這裡具有了意義。
太上皇李隆基駕崩的時候，唐肅宗李亨也已經病魔纏身，很長時間卧床不起了。
得知老父賓天的消息，李亨更是哀傷不已，于是病情愈重。
兩天後，亦即四月初七，李亨自知不久于人世，遂下诏命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監國，數日後改元寶應。
此時的大明宮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時刻。
因為有兩個人正蠢蠢欲動，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控制太子李豫，進而掌控帝國的未來。
他們就是李輔國和張皇後。
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李隆基念茲在茲的執政範本、最讓後人稱道的“貞觀之治”，其實并不是一塊無瑕的白璧。
在貞觀中後期，李世民身上已漸露拒谏、驕奢之端倪，魏徵批評他“漸惡直言”“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馬周批評他“營繕不休”，緻使“百姓怨咨”，很多大臣也紛紛對他“崇飾宮宇，遊賞池台”的行為進行勸谏，甚至連他最喜愛的嫔妃徐惠也由于當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而上疏規谏。
這些現象意味着什麼？雖然曆史不容假設，但我們仍然要做這樣一個假設——假如李世民不是在五十一歲那年英年早逝，而是像李隆基一樣活到七十八歲，那麼彪炳千秋、震爍古今的“貞觀之治”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呢？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又會在後人心目中留下一個怎樣的晚年形象呢？ 再者，假如李隆基沒有活到七十八歲高齡，而是像李世民那樣英年早逝，那麼他的曆史形象是不是就會定格在開元時代，從而在後人心目中留下一個沒有瑕疵的完美版呢？而驕奢淫逸的天寶時代，連同後來這個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亂”，是不是也就無從談起了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說，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意義上講，從“權力腐敗定律”的意義上講，李世民英年早逝未嘗不是一件幸事，而李隆基得享天年則很可能是一種不幸！ 當然，這種幸與不幸不是對他們個人而言，而是對整個國家而言的。
其實，綜觀整個中國曆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句話不僅可以用在皇帝個人身上，更可以用在一個王朝身上。
曆史上任何一個王朝，在建國初期幾乎都能做到勵精圖治、艱苦奮鬥，可一旦太平日久，就會無可挽回地走向腐敗與堕落；然後一個新的政治集團揭竿而起，建立一個新的政權，相同的曆史又會再度上演…… 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就是在這樣一個惡性循環裡轉着圈圈，轉着愚蠢而又可悲的圈圈！ 歸根結底，無非就是兩個字：制度。
準确地說，是四個字：專制制度。
無論古今中外，凡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專制制度都是很不靠譜的，不管這個權力是集中在一個人手上，還是集中在一個政治集團手上。
而把百姓的福祉和國家的命運全部寄托在這個人（或從屬于他的政治集團）身上，顯然更不靠譜！ 所幸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知道“法治”比“人治”要靠譜得多，已經知道一個普通公民的幸福是如何跟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息息相關的，更知道不能再把民衆的福祉和國家的命運寄托在某個人（或某個政治集團）身上。
但是，毋庸諱言，曆史的慣性有時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一個國家要從幾千年的人治社會中掙脫出來，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憲政國家，其道路通常要比人們預料得曲折，其過程似乎也要比人們想象的漫長得多。
也許，曆史（最重要的是曆史教訓）就在這個時候具有了意義。
也許，所謂的“以史為鑒”“鑒往察來”這些話，就在這裡具有了意義。
太上皇李隆基駕崩的時候，唐肅宗李亨也已經病魔纏身，很長時間卧床不起了。
得知老父賓天的消息，李亨更是哀傷不已，于是病情愈重。
兩天後，亦即四月初七，李亨自知不久于人世，遂下诏命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監國，數日後改元寶應。
此時的大明宮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時刻。
因為有兩個人正蠢蠢欲動，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控制太子李豫，進而掌控帝國的未來。
他們就是李輔國和張皇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