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聖誕節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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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十一月末的一個清晨，二十多年前一個冬日早晨的來臨。
想象一個鄉村小鎮上一爿老宅中的廚房。
廚房裡最醒目之物是一個黑色大烤爐。
此外還有一面大圓桌和一個壁爐，壁爐前放了兩把搖椅。
就是從那天開始，壁爐開始了這一季的低吟。
廚房的窗前站着一個婦人，白發剪得很短，腳上一雙網球鞋，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沒有形狀的灰色毛衫。
她嬌小靈活，像隻矮腳母雞。
不過，因為年輕時的一場久病，肩背變成令人遺憾的微駝。
她的臉很特别，有點像林肯，像他的一樣嶙峋，而且染了風霜日曬的顔色，可同時又有點嬌氣，骨骼勻細；眼睛是雪莉酒的黃褐色，目光驚怯。
“哦天，”她歡快地喊道，氣息吹蒙了窗玻璃，“做水果蛋糕的天氣到了。
” 她這句話是沖着我說的。
那時我七歲，她六十來歲。
我們是表親，很遠的那種。
我們一直生活在一起，從我記事起就是。
老宅裡還住了其他人，都是親戚，他們比我們強大，經常弄得我們哭。
我們呢，總的說來不太在意他們。
我們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她叫我巴迪，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
那個巴迪死在1880年代，她那時還是個小孩。
她現在仍是個小孩。
“我還沒起床就知道了。
”她說，從窗邊轉過身來，眼神喜悅而果決。
“法院的鐘聲又冷又脆，聽不到鳥叫，它們都去了溫暖的地方。
确實是的。
哦，巴迪，别再往嘴裡塞面餅了，去找我們的小車，幫我找下帽子。
我們要烤上三十個蛋糕。
” 總是這樣：十一月的某個清晨來臨，我朋友被點燃了内心的火焰，想象力也因之歡騰，似乎是為了給一年的聖誕季節緻以正式的歡迎辭，她大聲宣布說：“做水果蛋糕的天氣到了！去找我們的小車。
幫我拿帽子來。
” 帽子找到了，一頂淺頂寬檐大草帽，裝飾着已經褪色的天鵝絨野玫瑰，是一個時髦的親戚以前用過的。
于是，我們一起推了小車，一輛很破敗的嬰兒車，出了園子，去到一個山核桃果園。
這輛車是我的，就是說，是在我出生時為我買的。
柳條編的，都快散開了，輪子颠得像醉鬼的腿。
可它一直很管用；春天我們推着它去樹林，裝滿鮮花、草藥和野蕨，好插到前廊的花罐裡；夏天我們在裡面放上野餐的行頭和釣魚的甘蔗稈，推着它來到小溪邊；冬天它也自有用場，作為貨車把柴火從院子裡運進廚房，作為奎妮一張溫暖的床。
奎妮是我們了不起的黃白毛捕鼠?，她挺過了一場瘟疫和兩次響尾蛇的噬咬，現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車旁。
三小時後我們回到了廚房，開始給那滿滿一車風吹自落的山核桃去殼。
我們撿得背都疼了，那些核桃好難找啊（大部分果實都被搖了下來，給果園主人拿去賣了，而果園的主人不是我們）：樹葉會将它們掩蓋，而霜打過的草也會混淆我們的視線。
咔嘣！嘎吱！歡快的裂殼聲像是一片微弱的雷鳴。
很快，那香甜油亮的象牙般的核桃肉便在牛奶玻璃碗裡堆成了金燦燦的小山。
奎妮過來讨吃，我朋友時不時悄悄地塞給她一小粒，可是堅持我們自己不能嘗。
“我們不能這樣，巴迪。
一旦吃起來就停不住。
本來就不太夠。
要做三十個蛋糕呢。
”廚房裡暗了下來。
暮色把窗玻璃變成一面鏡子：我們在壁爐的火邊幹着活，而我們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
最後，月亮升得老高了，我們把最後一片殼扔進火裡，一起打着呵欠，看它燒起來。
小車空了，碗卻裝得滿滿的。
我們邊吃晚餐（冷面餅、火腿和黑莓醬）邊讨論明天的事情。
明天要做的是我最喜歡做的：買東西。
櫻桃和香橼、生姜和香草、夏威夷菠蘿罐頭、幹果皮、葡萄幹、胡桃和威士忌，哦，還有那麼多面粉、黃油，那麼多雞蛋、香料、調味料；噢，我們需要一匹小馬才能把車拉回家。
但去買之前，還得解決錢的問題。
我們倆誰都沒有。
除去家裡的人偶爾給的一點零錢（一角都算是大數目了），還有就是我們自己搗鼓各種營生賺來的：賣舊貨，賣一桶桶手摘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醬、蘋果凍和桃幹，還為葬禮和婚禮采集鮮花。
有一次我們在全國橄榄球賽上赢到了第七十九名，得了五元錢，并不是因為我們了解一丁點橄榄球，隻是我們參加各種我們聽說的競賽。
那時我們的希望集中在為一個新的咖啡牌子取名的五萬元大獎上（我們提議叫“A.M.”，因為我朋友害怕這樣會渎神，所以一番猶豫之後，才給出廣告語：“A.M.！阿門！”）。
說實話，我們真正賺錢的生意是兩年前的夏天在後院木棚裡開設的“妙趣與奇觀博物館”。
“妙趣”是一台實體幻燈機，裡面存有華盛頓和紐約風景的連續幻燈片，是去過那些地方的一個親戚借給我們的（她發現我們借用的原因後大為光火）；“奇觀”是我們自己的母雞孵出的一隻三條腿小雞崽。
周圍每個人都想來看看這個小雞崽，我們收大人五分，小孩兩分的參觀費。
等到
想象一個鄉村小鎮上一爿老宅中的廚房。
廚房裡最醒目之物是一個黑色大烤爐。
此外還有一面大圓桌和一個壁爐，壁爐前放了兩把搖椅。
就是從那天開始，壁爐開始了這一季的低吟。
廚房的窗前站着一個婦人，白發剪得很短，腳上一雙網球鞋，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沒有形狀的灰色毛衫。
她嬌小靈活，像隻矮腳母雞。
不過，因為年輕時的一場久病，肩背變成令人遺憾的微駝。
她的臉很特别，有點像林肯，像他的一樣嶙峋，而且染了風霜日曬的顔色，可同時又有點嬌氣，骨骼勻細；眼睛是雪莉酒的黃褐色，目光驚怯。
“哦天，”她歡快地喊道，氣息吹蒙了窗玻璃，“做水果蛋糕的天氣到了。
” 她這句話是沖着我說的。
那時我七歲，她六十來歲。
我們是表親，很遠的那種。
我們一直生活在一起，從我記事起就是。
老宅裡還住了其他人，都是親戚，他們比我們強大，經常弄得我們哭。
我們呢，總的說來不太在意他們。
我們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她叫我巴迪，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
那個巴迪死在1880年代，她那時還是個小孩。
她現在仍是個小孩。
“我還沒起床就知道了。
”她說，從窗邊轉過身來，眼神喜悅而果決。
“法院的鐘聲又冷又脆，聽不到鳥叫，它們都去了溫暖的地方。
确實是的。
哦，巴迪，别再往嘴裡塞面餅了，去找我們的小車，幫我找下帽子。
我們要烤上三十個蛋糕。
” 總是這樣：十一月的某個清晨來臨，我朋友被點燃了内心的火焰，想象力也因之歡騰，似乎是為了給一年的聖誕季節緻以正式的歡迎辭，她大聲宣布說：“做水果蛋糕的天氣到了！去找我們的小車。
幫我拿帽子來。
” 帽子找到了，一頂淺頂寬檐大草帽，裝飾着已經褪色的天鵝絨野玫瑰，是一個時髦的親戚以前用過的。
于是，我們一起推了小車，一輛很破敗的嬰兒車，出了園子，去到一個山核桃果園。
這輛車是我的，就是說，是在我出生時為我買的。
柳條編的，都快散開了，輪子颠得像醉鬼的腿。
可它一直很管用；春天我們推着它去樹林，裝滿鮮花、草藥和野蕨，好插到前廊的花罐裡；夏天我們在裡面放上野餐的行頭和釣魚的甘蔗稈，推着它來到小溪邊；冬天它也自有用場，作為貨車把柴火從院子裡運進廚房，作為奎妮一張溫暖的床。
奎妮是我們了不起的黃白毛捕鼠?，她挺過了一場瘟疫和兩次響尾蛇的噬咬，現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車旁。
三小時後我們回到了廚房，開始給那滿滿一車風吹自落的山核桃去殼。
我們撿得背都疼了，那些核桃好難找啊（大部分果實都被搖了下來，給果園主人拿去賣了，而果園的主人不是我們）：樹葉會将它們掩蓋，而霜打過的草也會混淆我們的視線。
咔嘣！嘎吱！歡快的裂殼聲像是一片微弱的雷鳴。
很快，那香甜油亮的象牙般的核桃肉便在牛奶玻璃碗裡堆成了金燦燦的小山。
奎妮過來讨吃，我朋友時不時悄悄地塞給她一小粒，可是堅持我們自己不能嘗。
“我們不能這樣，巴迪。
一旦吃起來就停不住。
本來就不太夠。
要做三十個蛋糕呢。
”廚房裡暗了下來。
暮色把窗玻璃變成一面鏡子：我們在壁爐的火邊幹着活，而我們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
最後，月亮升得老高了，我們把最後一片殼扔進火裡，一起打着呵欠，看它燒起來。
小車空了，碗卻裝得滿滿的。
我們邊吃晚餐（冷面餅、火腿和黑莓醬）邊讨論明天的事情。
明天要做的是我最喜歡做的：買東西。
櫻桃和香橼、生姜和香草、夏威夷菠蘿罐頭、幹果皮、葡萄幹、胡桃和威士忌，哦，還有那麼多面粉、黃油，那麼多雞蛋、香料、調味料；噢，我們需要一匹小馬才能把車拉回家。
但去買之前，還得解決錢的問題。
我們倆誰都沒有。
除去家裡的人偶爾給的一點零錢（一角都算是大數目了），還有就是我們自己搗鼓各種營生賺來的：賣舊貨，賣一桶桶手摘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醬、蘋果凍和桃幹，還為葬禮和婚禮采集鮮花。
有一次我們在全國橄榄球賽上赢到了第七十九名，得了五元錢，并不是因為我們了解一丁點橄榄球，隻是我們參加各種我們聽說的競賽。
那時我們的希望集中在為一個新的咖啡牌子取名的五萬元大獎上（我們提議叫“A.M.”，因為我朋友害怕這樣會渎神，所以一番猶豫之後，才給出廣告語：“A.M.！阿門！”）。
說實話，我們真正賺錢的生意是兩年前的夏天在後院木棚裡開設的“妙趣與奇觀博物館”。
“妙趣”是一台實體幻燈機，裡面存有華盛頓和紐約風景的連續幻燈片，是去過那些地方的一個親戚借給我們的（她發現我們借用的原因後大為光火）；“奇觀”是我們自己的母雞孵出的一隻三條腿小雞崽。
周圍每個人都想來看看這個小雞崽，我們收大人五分，小孩兩分的參觀費。
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