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活在陷阱中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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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地離開了小鎮和孩子們。
“你們看，就是因為那一把火燒掉了小圖書館的幾千冊藏書。
所以作為補償，我應該多寫幾部。
”作家曾打趣地跟朋友們說。
失業後，他正式開始了作家生涯，用一年時間寫成了處女作《撒旦探戈》，靈感就緣于這段特别的生活感受。
拉斯洛善于描寫封閉鄉村的精神世界，能透過小酒館裡的瑣碎場景看到人類最内心的層面。
在《撒旦探戈》裡，伊利米阿什從城裡回來了；在《戰争與戰争》的序篇裡，先知以賽亞回來了；在《溫克海姆男爵歸來》裡，又一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英雄再次出現在絕望者們的視野裡，溫克海姆男爵，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回來，回到匈牙利，回到無望的故鄉，在這裡，人們等他就像等彌賽亞，等救世主。
絕望，希望，再絕望，再希望？ 絕望的希望，希望的絕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
就像赫拉巴爾或艾斯特哈茲，他也在作品裡通過東歐人特有的幽默表現事物悲喜劇的兩面。
在讀者看來，《撒旦探戈》是絕對的黑色，但是作者自己并不承認。
拉斯洛說，凡事都有悲與喜的兩面，“從這面看是喜劇，那面看是悲劇。
我們東歐人對這矛盾的兩面格外敏感。
實話實說，我不認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劇，而是一部關于沒有根據的信仰的悲喜劇。
” 5 拉斯洛是一個看過世界的人。
1987年，第一次離開匈牙利，拿着西德人給他的DAAD獎學金在西柏林生活了整整一年。
柏林牆倒塌後，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不僅經常往返于德國和匈牙利之間，還先後旅居法國、西班牙、美國、英國、荷蘭、意大利、希臘和日本，還有中國。
自從在塞格德相識後，他就一直跟我念叨，說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陪他再去一次中國。
這個“中國計劃”他醞釀了好久，直到1998年5月才得以實現。
那一年，西歐的一家國際新聞組織從世界範圍選出十二位具有影響力的作家，請他們各選一位自己崇拜的人，然後沿着他的足迹實地遊訪，寫一篇報道。
與拉斯洛同在名單上的還有馬爾克斯。
拉斯洛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李白，決定沿着詩仙的足迹走一圈。
我理所當然地做了他此行的随行、翻譯和助手。
我們在五一節那天從北京出發，搭乘火車和長途汽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馬不停蹄地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陽、西安、成都、重慶等近十座古城，然後穿過三峽，抵達武漢。
一路上進行了大量采訪，每到一地，都要拜會作家同行，話題總是離不開李白。
跟中國文人談李白并不是難事，他們總能談出個“詩仙”、“酒仙”的所以然，甚至會為李白是“儒”是“道”争執一番。
但是，試想一位藍眼睛的老外和一個長發年輕人攔住一位過路的老農、商客、軍人或年輕情侶，然後冒昧地提問：你知道李白是誰嗎？你能背李白的詩嗎？你為什麼喜歡李白？你有沒有聽說有關李白的傳說？作為中國人，李白對你有什麼意義？假設李白坐在你的旁邊，你最想跟他說什麼？最要命的是，最後還要加上歐洲式的浪漫：“你認為李白和楊貴妃做過情人嗎？” 你一定能夠想象出被采訪者們當時莫名其妙、瞠目結舌、甚至忍不住噴笑的表情和錄音機裡錄下的一句句不知所雲又常出人意料的回答吧？ 起初，我也覺得拉斯洛的采訪很搞怪。
李白寫過詩千首，但大多數中國人能順口背出的總是那首并非上品的“床前明月光”；李白走過無數山川，但我們所能找到的，隻有後人附庸風雅的題字和為開發旅遊而翻修的廟宇。
我忍不住問他：“如果你在布達佩斯街頭被一個中國人攔住問：你知道裴多菲嗎？裴多菲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你肯定也會發愣，然後尴尬地發笑。
不是嗎？” 拉斯洛狡黠地笑道：“你說的不錯。
但是隻要你追問下去，我總會說出點什麼的，即使說‘不知道’，也是一種回答。
”我聳肩默認。
的确，一個中國人說“不知道”與一個歐洲人說“不知道”意味不同，或許，一個中國人在留有李白足迹的地方說“不知道”比随便一個中國人說“不知道”更能激發他的靈感？ 旅程結束，在花了兩周時間整理完我們錄下的十四盤磁帶之後，我才發現他的過人之處：作為外國人，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詩人生前的地理行蹤，而是作為詩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記。
他要寫一篇關于李白靈魂的文章，不是向歐洲讀者介紹生平，而是講一個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詩人。
根據這次旅程，他寫了一篇散文體長遊記《隻是星空》。
回到布達佩斯後，我對朋友的作品産生了好奇，畢竟他是我近距離接觸過的第一位作家。
說來也巧，亞諾什剛好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系》，順手給了我一本。
我不但翻着字典讀了，還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将其中一篇《茹茲的陷阱》翻譯成中文，幾年後發表在《小說界》上。
現在回過頭看，那是我文學翻譯生涯的起點。
以前我就很喜歡讀書，但過去讀書大多迷戀于内容，翻譯《茹茲的陷阱》讓我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第一次被如此艱澀、精密、纏繞的語言所吸引，越是難讀，越是想讀，感覺到讀書的蹦極狀态。
這篇小說譯成中文隻有一萬字，但讓我染上了翻譯的瘾，一發不可收拾。
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我翻了三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小說，為未知的未來做準備，直到2002年秋天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獎。
從那之後，命運把我引上了文學之路，不僅成為翻譯家，還成了作家，從這個角度講，他和凱爾泰斯都是我的文學恩人。
回想二十五年前，當我們初次相識時，他就興沖沖地将一本散文集《烏蘭巴托的囚徒》送給我，當時我一句匈語都聽不懂，更不用說閱讀了，我跟他隻能用英語溝通。
我問他《烏蘭巴托的囚徒》書名的來曆，他盡量簡單地告訴我，1991年他從蒙古轉道去中國，過境時簽證遇到了麻煩，曾被困在烏蘭巴托。
說來真是緣分，當初我倆誰都不曾料到，二十五年後我會翻譯他的作品，會充當他的中國聲音。
其實對中國的出版界來講，本來不該對拉斯洛感到陌生，他自九十年代後多次來過中國，造訪過多位作家和編輯，我也無數次推薦過他的書，他學中文的妻子也來中國與多家出版社商談，最終都是不了了之。
從2005年開始，我在《小說界》雜志開設“外國新小說家”專欄，第一期介紹的就是他，發表了其小說《茹茲的陷阱》。
兩年後，我又發了他的一篇《狂奔如斯》，可惜出版社的嗅覺并不靈敏，或是知難而退，直到他獲得了曼布克國際獎才蜂擁而至。
拉斯洛迷戀中國文化，除了《烏蘭巴托的囚徒》外，還寫過兩部關于中國和東方文化的書：《北山、南湖、西路、東河》和《天空下的廢墟與憂愁》，後一本書中有一篇《奶奶》，寫的就是我的母親。
每次他到北京，都會住在我母親家
“你們看，就是因為那一把火燒掉了小圖書館的幾千冊藏書。
所以作為補償，我應該多寫幾部。
”作家曾打趣地跟朋友們說。
失業後，他正式開始了作家生涯，用一年時間寫成了處女作《撒旦探戈》，靈感就緣于這段特别的生活感受。
拉斯洛善于描寫封閉鄉村的精神世界，能透過小酒館裡的瑣碎場景看到人類最内心的層面。
在《撒旦探戈》裡，伊利米阿什從城裡回來了；在《戰争與戰争》的序篇裡，先知以賽亞回來了；在《溫克海姆男爵歸來》裡，又一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英雄再次出現在絕望者們的視野裡，溫克海姆男爵，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回來，回到匈牙利，回到無望的故鄉，在這裡，人們等他就像等彌賽亞，等救世主。
絕望，希望，再絕望，再希望？ 絕望的希望，希望的絕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
就像赫拉巴爾或艾斯特哈茲，他也在作品裡通過東歐人特有的幽默表現事物悲喜劇的兩面。
在讀者看來，《撒旦探戈》是絕對的黑色，但是作者自己并不承認。
拉斯洛說，凡事都有悲與喜的兩面，“從這面看是喜劇，那面看是悲劇。
我們東歐人對這矛盾的兩面格外敏感。
實話實說，我不認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劇，而是一部關于沒有根據的信仰的悲喜劇。
” 5 拉斯洛是一個看過世界的人。
1987年，第一次離開匈牙利，拿着西德人給他的DAAD獎學金在西柏林生活了整整一年。
柏林牆倒塌後，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不僅經常往返于德國和匈牙利之間，還先後旅居法國、西班牙、美國、英國、荷蘭、意大利、希臘和日本，還有中國。
自從在塞格德相識後，他就一直跟我念叨，說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陪他再去一次中國。
這個“中國計劃”他醞釀了好久，直到1998年5月才得以實現。
那一年，西歐的一家國際新聞組織從世界範圍選出十二位具有影響力的作家，請他們各選一位自己崇拜的人，然後沿着他的足迹實地遊訪，寫一篇報道。
與拉斯洛同在名單上的還有馬爾克斯。
拉斯洛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李白，決定沿着詩仙的足迹走一圈。
我理所當然地做了他此行的随行、翻譯和助手。
我們在五一節那天從北京出發，搭乘火車和長途汽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馬不停蹄地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陽、西安、成都、重慶等近十座古城，然後穿過三峽，抵達武漢。
一路上進行了大量采訪，每到一地，都要拜會作家同行，話題總是離不開李白。
跟中國文人談李白并不是難事，他們總能談出個“詩仙”、“酒仙”的所以然，甚至會為李白是“儒”是“道”争執一番。
但是，試想一位藍眼睛的老外和一個長發年輕人攔住一位過路的老農、商客、軍人或年輕情侶，然後冒昧地提問：你知道李白是誰嗎？你能背李白的詩嗎？你為什麼喜歡李白？你有沒有聽說有關李白的傳說？作為中國人，李白對你有什麼意義？假設李白坐在你的旁邊，你最想跟他說什麼？最要命的是，最後還要加上歐洲式的浪漫：“你認為李白和楊貴妃做過情人嗎？” 你一定能夠想象出被采訪者們當時莫名其妙、瞠目結舌、甚至忍不住噴笑的表情和錄音機裡錄下的一句句不知所雲又常出人意料的回答吧？ 起初，我也覺得拉斯洛的采訪很搞怪。
李白寫過詩千首，但大多數中國人能順口背出的總是那首并非上品的“床前明月光”；李白走過無數山川，但我們所能找到的，隻有後人附庸風雅的題字和為開發旅遊而翻修的廟宇。
我忍不住問他：“如果你在布達佩斯街頭被一個中國人攔住問：你知道裴多菲嗎？裴多菲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你肯定也會發愣，然後尴尬地發笑。
不是嗎？” 拉斯洛狡黠地笑道：“你說的不錯。
但是隻要你追問下去，我總會說出點什麼的，即使說‘不知道’，也是一種回答。
”我聳肩默認。
的确，一個中國人說“不知道”與一個歐洲人說“不知道”意味不同，或許，一個中國人在留有李白足迹的地方說“不知道”比随便一個中國人說“不知道”更能激發他的靈感？ 旅程結束，在花了兩周時間整理完我們錄下的十四盤磁帶之後，我才發現他的過人之處：作為外國人，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詩人生前的地理行蹤，而是作為詩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記。
他要寫一篇關于李白靈魂的文章，不是向歐洲讀者介紹生平，而是講一個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詩人。
根據這次旅程，他寫了一篇散文體長遊記《隻是星空》。
回到布達佩斯後，我對朋友的作品産生了好奇，畢竟他是我近距離接觸過的第一位作家。
說來也巧，亞諾什剛好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系》，順手給了我一本。
我不但翻着字典讀了，還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将其中一篇《茹茲的陷阱》翻譯成中文，幾年後發表在《小說界》上。
現在回過頭看，那是我文學翻譯生涯的起點。
以前我就很喜歡讀書，但過去讀書大多迷戀于内容，翻譯《茹茲的陷阱》讓我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第一次被如此艱澀、精密、纏繞的語言所吸引，越是難讀，越是想讀，感覺到讀書的蹦極狀态。
這篇小說譯成中文隻有一萬字，但讓我染上了翻譯的瘾，一發不可收拾。
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我翻了三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小說，為未知的未來做準備，直到2002年秋天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獎。
從那之後，命運把我引上了文學之路，不僅成為翻譯家，還成了作家，從這個角度講，他和凱爾泰斯都是我的文學恩人。
回想二十五年前，當我們初次相識時，他就興沖沖地将一本散文集《烏蘭巴托的囚徒》送給我，當時我一句匈語都聽不懂，更不用說閱讀了，我跟他隻能用英語溝通。
我問他《烏蘭巴托的囚徒》書名的來曆，他盡量簡單地告訴我，1991年他從蒙古轉道去中國，過境時簽證遇到了麻煩，曾被困在烏蘭巴托。
說來真是緣分，當初我倆誰都不曾料到，二十五年後我會翻譯他的作品，會充當他的中國聲音。
其實對中國的出版界來講，本來不該對拉斯洛感到陌生，他自九十年代後多次來過中國，造訪過多位作家和編輯，我也無數次推薦過他的書，他學中文的妻子也來中國與多家出版社商談，最終都是不了了之。
從2005年開始，我在《小說界》雜志開設“外國新小說家”專欄，第一期介紹的就是他，發表了其小說《茹茲的陷阱》。
兩年後，我又發了他的一篇《狂奔如斯》，可惜出版社的嗅覺并不靈敏，或是知難而退，直到他獲得了曼布克國際獎才蜂擁而至。
拉斯洛迷戀中國文化，除了《烏蘭巴托的囚徒》外，還寫過兩部關于中國和東方文化的書：《北山、南湖、西路、東河》和《天空下的廢墟與憂愁》，後一本書中有一篇《奶奶》，寫的就是我的母親。
每次他到北京，都會住在我母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