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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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冉咚咚接到報警電話後趕到西江大坑段，看見她漂在離岸邊兩米遠的水面，像做俯卧撐做累了再也起不來似的。
但經過觀察，冉咚咚覺得剛才的比喻欠妥，因為死者已做不了這項運動，她的右手掌不見了，手腕處被利器切斷。
冉咚咚的頭皮一麻，想誰這麼暴虐？ 岸邊站着六個人，他們是從附近聚攏的垂釣者。
報警的走過來，說他是看着她從上遊慢慢漂下來的。
早晨，他以為她是一截樹幹。
中午，他以為她是一隻死掉的貓狗。
下午，他才看清楚她是人，而且是一個女人。
冉咚咚朝他指着的五百米開外的上遊看去，江面平坦，平坦得就像水在倒流。
岸邊密密麻麻的樹綿延，一直綿延到河流的拐彎處。
她問他什麼時候開始在這裡釣魚？他說退休以後，差不多兩年了。
她說我問的是今天。
他說九點。
“有沒有看見可疑的人在這一帶閑逛？” “在這一帶閑逛的人就是我。
” 他們正說着，邵天偉、法醫和兩位刑偵綜合大隊的技術員趕到。
他們邊跟冉咚咚打招呼邊脫皮鞋，然後一步一試探地走進水裡勘查。
冉咚咚分别詢問六位垂釣者，該問的都問了才讓他們離開。
勘查一個多小時，法醫把屍體拉走了。
冉咚咚回到局裡，被王副局長指定為該案負責人。
王副局長相信從受害者的角度來尋找兇手更有把握，而且女性之間容易産生共情或同理心。
雖然冉咚咚認可這一說法，但心裡一直有不适感。
她不适應一個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絲不挂，更不适應一隻好端端的手被人砍掉，有那麼幾個瞬間她的腦海竟不合時宜地閃過女兒和丈夫的面容。
總是這樣，每當遇到危險或壓力陡增，她高速運轉的腦海就會閃現他們，生怕他們跌倒或磕斷牙齒或發生什麼更為嚴重的壞事。
于是，她趕緊轉移注意力，讓不祥的念頭一閃即滅。
投入工作是轉移念頭的最好辦法，她用地點“大坑”命名本案。
助理邵天偉舉手反對，說坑太大會填不平。
她說填不平就跳進去，我們不能為了好聽而更改地名吧，假如取個“一帆風順”你不覺得别扭嗎？說完，她的腦海迅速浮現一個巨大的坑口，深不見底。
媒體發布了“大坑案”消息，尋求知情者提供線索。
安靜了幾分鐘，刑偵大隊的座機便斷斷續續地響起來，時而像遙遠的自行車的鈴铛聲，時而像近在耳畔的手機鬧鈴，有時急促有時緩慢，一會兒讓人身心收縮，一會兒又讓人渾渾噩噩，總之，除了嘈雜都沒響出什麼名堂，它們像一根根慌亂的手指戳着她的腦門。
五個小時了，她還不知道死者是誰。
她突然想抽煙，但立即為這個想法感到慚愧。
等到二十二點，她忽地坐直，聽到話筒裡傳來一個男聲：“也許是她……” 她和邵天偉趕到半山小區，找到打電話的房東。
房東說三年前我把房子租給她，對我來講她就是每月十五号手機上的那聲“叮咚”。
隻要這天一“叮咚”，十有八九就是她把租金打到我卡上了。
但是今天已經十七号，我的卡上一直沒進錢。
我撥她的電話，電話不通。
我按門鈴，沒人開門。
我想難道她死了嗎？沒想到她真的……房東抹了一把眼眶，仿佛在為自己不善良的心理活動自責。
冉咚咚讓他把門打開。
這是一套八十平米的兩室一廳，每間房都很幹淨整潔，沒一點好像要出事的迹象。
冉咚咚叫來技術員勘查一遍，未發現可疑物或可疑處，但他們帶走了辦公桌上那台紅色筆記本電腦和書架上那本《草葉集》。
《草葉集》的扉頁上寫着贈送者的名字——徐山川。
綜合各方信息，得知遇害人叫夏冰清，二十八歲，無固定職業。
法醫發現屍體的後腦勺處有鈍器擊打的痕迹，附近的頭發裡夾着細小的木頭碎片。
但解剖調查後發現，死者大腦沒有受到緻命損傷，但肺部進水，喉嚨處發現細小的沙子和藻類，真正的死亡原因應該是溺亡。
根據屍體出現的屍斑推測死亡時間大約是在四十小時之前。
冉咚咚想象：她被敲暈了，被丢進江裡，水把她泡醒，可她沒有力氣從水裡爬起來，哪怕是把頭擡起來。
她耷拉着腦袋浮沉于水面，在意識清醒的狀态下被水一口一口地嗆死。
而兇手就站在一旁看着，直到看不見水裡冒泡才将她拉到岸邊，砍下她的右手……難道她手上戴着什麼貴重飾品？冉咚咚從手提電腦裡調看她不同時期的照片，她的手腕子分别出現過手表和不同材質的腕鍊，但都不是奢侈品。
那麼，兇手為什麼要砍掉她的右手呢？ 2 當冉咚咚把夏冰清遇害的消息告訴他們時，他們都來不及反應，好幾秒鐘面無表情。
他們是夏冰清的父母，住在江北路十号第二醫院宿舍區。
他們都退休了，退休前她父親是二醫院工會幹部，母親是二醫院婦産科醫生。
幾天前，他們曾聽旁人說過江邊出現浮屍，甚至為無辜的生命歎過長氣，但萬萬沒想到他們為之歎息的那個人竟然是自己的女兒。
這很殘酷，分明是在為自己歎息卻以為是在歎息别人，明明是在悲傷自己卻還以為是在悲傷别人，好像看見危險已從頭頂掠過，不料幾天後又飛回來砸到自己頭上。
他們被砸蒙了，認為冉咚咚百分之百搞錯。
冉咚咚帶他們去認屍。
他們看了看，臉色沉下來卻搖頭，似乎搖頭就能改變事實。
夏母背過身掏出手機戳了戳，手機裡傳來“該用戶已關機”。
她不服氣，又戳，每戳一次就傳來一聲“該用戶已關機”，仿佛她的手機隻會這一句。
“看看你的設備，就是一個擺設，信号從來都沒滿格過。
”夏父說着，掏出一部新手機，“這是冰清從北京給我寄來的。
”他用冰清買的手機撥冰清的号碼，連續撥了三下也沒撥通。
他的雙手開始微顫，眼看着就要顫抖不止了，手掌立刻變成拳頭緊緊地攥着，就像坐飛機時遇到強氣流緊緊地攥住扶手，直到飛機平穩為止。
“這裡信号不好，”他說，“怎麼可能呢？一星期前我還跟她通過電話。
” 一星期多長呀，冉咚咚想，許多大事情發生都不過幾分鐘而已。
她想安慰他們，卻擔心不恰當的安慰反而會變成傷害。
每次辦案她最不願面對的就是受害方，好像他們的痛苦是她造成的。
她說要不你們先回吧，等DNA檢測結果出來再簽字不遲。
他們轉身走去，腳步越走越澀，甚至變成戀戀不舍。
到了門口，他們都走不動了，仿佛有人死死地拉住他們的雙腿。
他們不約而同地蹲下。
“到底是或不是？”他說。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她說。
“你說呢？” “你說呢？” 他們相互問着就像相互責備，又像相互安慰或壯膽，最後再也蹲不穩了，都坐到冰冷的地闆上。
在他們眼裡女兒是這樣的：她漂亮聰明聽話，四年前從本市醫科大護理系畢業，在二醫院婦産科，也就是她母親所在的科室做護理。
她不喜歡這份工作，從選擇讀這個專業時開始。
她喜歡唱歌跳舞，幻想将來做演員，哪怕做個配角也行，所以讀表演才是她的第一志願。
但父母認為靠臉吃飯不可靠，而且那未必是人人都能搶得到，人人都能端得穩的飯碗。
于是她讀什麼科、填什麼志願父母連意見都不征求便代替她做了決定，甚至母親還幫她決定每天穿什麼衣服和鞋襪。
她曾經抵觸過，比如在房門貼“閑人免進”，故意考低分，假裝早戀……可她所有的抵觸情緒都被父母打包，統統稱之為青春期叛逆，仿佛錯的是她而不是剝奪她選擇權的他們。
“我沒離家出走是還想做你們的女兒。
”這是她說得最重的一句話，但也僅僅跟他們說了一次。
在父母的思維裡隻說一次的都不重要，重要的必須說N次，這就是他們為什麼總愛唠叨的原因。
她不想跟母親待在一個單位，更何況還在一個科室。
三年前，在她一再堅持并揚言斷絕關系的情況下，父母才不得不抹着眼淚同意她辭職北漂，仿佛這是她對他們多年來代替她選擇命運的一次總報複。
這一漂，隻有重大節假日她才從北京飛回來，而平時代替她問候父母的是每月寄回來的工資，以及各式各樣的物品。
物品每周都寄，有吃的穿的用的，但本周暫時還沒寄…… 他們坐在西江分局的詢問室裡，一邊講述一邊翻出手機裡的照片，說這是她上班的連鎖酒店，這是她的住房，這是她的同事。
冉咚咚一邊聽一邊點頭，一邊點頭一邊責怪自己不應該點頭，因為她知道他們說的不是事實，事實是他們的女兒就住在離他們不到五公裡遠的半山小區，卻假裝人在北京。
“她有男朋友嗎？”“她平時跟什麼人交往？”貌似了解她的他們一問三不知，好像把她交給首都後就不需要他們再為她操心了。
“那麼，你們最後一次見她是什麼時候？”冉咚咚問。
“清明節，她回家待了三天。
”夏母回答。
“她的情緒有什麼不對嗎？” “和平時一樣，有說有笑還唱歌。
” 再往下問，他們又搖頭了，好像他們隻懂得這個動作。
他們生活在她的虛構中，凡是發生在北京的他們說得頭頭是道，凡是發生在本市的他們基本蒙圈。
他們似乎患了心理遠視症。
心理遠視就是現實盲視，他們再次證明越親的人其實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
“最後一個問題，你們知道徐山川嗎？” “不知道。
”他們異口同聲，就像搶答。
3 監控顯示：案發當天十七點十五分，夏冰清從半山小區大門前乘一輛綠色出租車離開。
十七點四十三分，出租車出現在藍湖大酒店門前。
夏
但經過觀察，冉咚咚覺得剛才的比喻欠妥，因為死者已做不了這項運動，她的右手掌不見了，手腕處被利器切斷。
冉咚咚的頭皮一麻，想誰這麼暴虐？ 岸邊站着六個人，他們是從附近聚攏的垂釣者。
報警的走過來，說他是看着她從上遊慢慢漂下來的。
早晨，他以為她是一截樹幹。
中午，他以為她是一隻死掉的貓狗。
下午，他才看清楚她是人，而且是一個女人。
冉咚咚朝他指着的五百米開外的上遊看去，江面平坦，平坦得就像水在倒流。
岸邊密密麻麻的樹綿延，一直綿延到河流的拐彎處。
她問他什麼時候開始在這裡釣魚？他說退休以後，差不多兩年了。
她說我問的是今天。
他說九點。
“有沒有看見可疑的人在這一帶閑逛？” “在這一帶閑逛的人就是我。
” 他們正說着，邵天偉、法醫和兩位刑偵綜合大隊的技術員趕到。
他們邊跟冉咚咚打招呼邊脫皮鞋，然後一步一試探地走進水裡勘查。
冉咚咚分别詢問六位垂釣者，該問的都問了才讓他們離開。
勘查一個多小時，法醫把屍體拉走了。
冉咚咚回到局裡，被王副局長指定為該案負責人。
王副局長相信從受害者的角度來尋找兇手更有把握，而且女性之間容易産生共情或同理心。
雖然冉咚咚認可這一說法，但心裡一直有不适感。
她不适應一個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絲不挂，更不适應一隻好端端的手被人砍掉，有那麼幾個瞬間她的腦海竟不合時宜地閃過女兒和丈夫的面容。
總是這樣，每當遇到危險或壓力陡增，她高速運轉的腦海就會閃現他們，生怕他們跌倒或磕斷牙齒或發生什麼更為嚴重的壞事。
于是，她趕緊轉移注意力，讓不祥的念頭一閃即滅。
投入工作是轉移念頭的最好辦法，她用地點“大坑”命名本案。
助理邵天偉舉手反對，說坑太大會填不平。
她說填不平就跳進去，我們不能為了好聽而更改地名吧，假如取個“一帆風順”你不覺得别扭嗎？說完，她的腦海迅速浮現一個巨大的坑口，深不見底。
媒體發布了“大坑案”消息，尋求知情者提供線索。
安靜了幾分鐘，刑偵大隊的座機便斷斷續續地響起來，時而像遙遠的自行車的鈴铛聲，時而像近在耳畔的手機鬧鈴，有時急促有時緩慢，一會兒讓人身心收縮，一會兒又讓人渾渾噩噩，總之，除了嘈雜都沒響出什麼名堂，它們像一根根慌亂的手指戳着她的腦門。
五個小時了，她還不知道死者是誰。
她突然想抽煙，但立即為這個想法感到慚愧。
等到二十二點，她忽地坐直，聽到話筒裡傳來一個男聲：“也許是她……” 她和邵天偉趕到半山小區，找到打電話的房東。
房東說三年前我把房子租給她，對我來講她就是每月十五号手機上的那聲“叮咚”。
隻要這天一“叮咚”，十有八九就是她把租金打到我卡上了。
但是今天已經十七号，我的卡上一直沒進錢。
我撥她的電話，電話不通。
我按門鈴，沒人開門。
我想難道她死了嗎？沒想到她真的……房東抹了一把眼眶，仿佛在為自己不善良的心理活動自責。
冉咚咚讓他把門打開。
這是一套八十平米的兩室一廳，每間房都很幹淨整潔，沒一點好像要出事的迹象。
冉咚咚叫來技術員勘查一遍，未發現可疑物或可疑處，但他們帶走了辦公桌上那台紅色筆記本電腦和書架上那本《草葉集》。
《草葉集》的扉頁上寫着贈送者的名字——徐山川。
綜合各方信息，得知遇害人叫夏冰清，二十八歲，無固定職業。
法醫發現屍體的後腦勺處有鈍器擊打的痕迹，附近的頭發裡夾着細小的木頭碎片。
但解剖調查後發現，死者大腦沒有受到緻命損傷，但肺部進水，喉嚨處發現細小的沙子和藻類，真正的死亡原因應該是溺亡。
根據屍體出現的屍斑推測死亡時間大約是在四十小時之前。
冉咚咚想象：她被敲暈了，被丢進江裡，水把她泡醒，可她沒有力氣從水裡爬起來，哪怕是把頭擡起來。
她耷拉着腦袋浮沉于水面，在意識清醒的狀态下被水一口一口地嗆死。
而兇手就站在一旁看着，直到看不見水裡冒泡才将她拉到岸邊，砍下她的右手……難道她手上戴着什麼貴重飾品？冉咚咚從手提電腦裡調看她不同時期的照片，她的手腕子分别出現過手表和不同材質的腕鍊，但都不是奢侈品。
那麼，兇手為什麼要砍掉她的右手呢？ 2 當冉咚咚把夏冰清遇害的消息告訴他們時，他們都來不及反應，好幾秒鐘面無表情。
他們是夏冰清的父母，住在江北路十号第二醫院宿舍區。
他們都退休了，退休前她父親是二醫院工會幹部，母親是二醫院婦産科醫生。
幾天前，他們曾聽旁人說過江邊出現浮屍，甚至為無辜的生命歎過長氣，但萬萬沒想到他們為之歎息的那個人竟然是自己的女兒。
這很殘酷，分明是在為自己歎息卻以為是在歎息别人，明明是在悲傷自己卻還以為是在悲傷别人，好像看見危險已從頭頂掠過，不料幾天後又飛回來砸到自己頭上。
他們被砸蒙了，認為冉咚咚百分之百搞錯。
冉咚咚帶他們去認屍。
他們看了看，臉色沉下來卻搖頭，似乎搖頭就能改變事實。
夏母背過身掏出手機戳了戳，手機裡傳來“該用戶已關機”。
她不服氣，又戳，每戳一次就傳來一聲“該用戶已關機”，仿佛她的手機隻會這一句。
“看看你的設備，就是一個擺設，信号從來都沒滿格過。
”夏父說着，掏出一部新手機，“這是冰清從北京給我寄來的。
”他用冰清買的手機撥冰清的号碼，連續撥了三下也沒撥通。
他的雙手開始微顫，眼看着就要顫抖不止了，手掌立刻變成拳頭緊緊地攥着，就像坐飛機時遇到強氣流緊緊地攥住扶手，直到飛機平穩為止。
“這裡信号不好，”他說，“怎麼可能呢？一星期前我還跟她通過電話。
” 一星期多長呀，冉咚咚想，許多大事情發生都不過幾分鐘而已。
她想安慰他們，卻擔心不恰當的安慰反而會變成傷害。
每次辦案她最不願面對的就是受害方，好像他們的痛苦是她造成的。
她說要不你們先回吧，等DNA檢測結果出來再簽字不遲。
他們轉身走去，腳步越走越澀，甚至變成戀戀不舍。
到了門口，他們都走不動了，仿佛有人死死地拉住他們的雙腿。
他們不約而同地蹲下。
“到底是或不是？”他說。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她說。
“你說呢？” “你說呢？” 他們相互問着就像相互責備，又像相互安慰或壯膽，最後再也蹲不穩了，都坐到冰冷的地闆上。
在他們眼裡女兒是這樣的：她漂亮聰明聽話，四年前從本市醫科大護理系畢業，在二醫院婦産科，也就是她母親所在的科室做護理。
她不喜歡這份工作，從選擇讀這個專業時開始。
她喜歡唱歌跳舞，幻想将來做演員，哪怕做個配角也行，所以讀表演才是她的第一志願。
但父母認為靠臉吃飯不可靠，而且那未必是人人都能搶得到，人人都能端得穩的飯碗。
于是她讀什麼科、填什麼志願父母連意見都不征求便代替她做了決定，甚至母親還幫她決定每天穿什麼衣服和鞋襪。
她曾經抵觸過，比如在房門貼“閑人免進”，故意考低分，假裝早戀……可她所有的抵觸情緒都被父母打包，統統稱之為青春期叛逆，仿佛錯的是她而不是剝奪她選擇權的他們。
“我沒離家出走是還想做你們的女兒。
”這是她說得最重的一句話，但也僅僅跟他們說了一次。
在父母的思維裡隻說一次的都不重要，重要的必須說N次，這就是他們為什麼總愛唠叨的原因。
她不想跟母親待在一個單位，更何況還在一個科室。
三年前，在她一再堅持并揚言斷絕關系的情況下，父母才不得不抹着眼淚同意她辭職北漂，仿佛這是她對他們多年來代替她選擇命運的一次總報複。
這一漂，隻有重大節假日她才從北京飛回來，而平時代替她問候父母的是每月寄回來的工資，以及各式各樣的物品。
物品每周都寄，有吃的穿的用的，但本周暫時還沒寄…… 他們坐在西江分局的詢問室裡，一邊講述一邊翻出手機裡的照片，說這是她上班的連鎖酒店，這是她的住房，這是她的同事。
冉咚咚一邊聽一邊點頭，一邊點頭一邊責怪自己不應該點頭，因為她知道他們說的不是事實，事實是他們的女兒就住在離他們不到五公裡遠的半山小區，卻假裝人在北京。
“她有男朋友嗎？”“她平時跟什麼人交往？”貌似了解她的他們一問三不知，好像把她交給首都後就不需要他們再為她操心了。
“那麼，你們最後一次見她是什麼時候？”冉咚咚問。
“清明節，她回家待了三天。
”夏母回答。
“她的情緒有什麼不對嗎？” “和平時一樣，有說有笑還唱歌。
” 再往下問，他們又搖頭了，好像他們隻懂得這個動作。
他們生活在她的虛構中，凡是發生在北京的他們說得頭頭是道，凡是發生在本市的他們基本蒙圈。
他們似乎患了心理遠視症。
心理遠視就是現實盲視，他們再次證明越親的人其實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
“最後一個問題，你們知道徐山川嗎？” “不知道。
”他們異口同聲，就像搶答。
3 監控顯示：案發當天十七點十五分，夏冰清從半山小區大門前乘一輛綠色出租車離開。
十七點四十三分，出租車出現在藍湖大酒店門前。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