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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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加同志選譯了《契诃夫中短篇小說集》，鳳麟兄和譯者本人約我為這個集子寫一篇前言。
動筆前，我重又閱讀了契诃夫的文學書簡，頗有感觸，故摘錄數段作為前言的引子。
“貴族作家們天生免費得到的東西，平民知識分子們卻要以青春的代價去購買。
” “文學家不是做糖果點心的，不是化妝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負有義務的人，他受自己的責任感和良心的約束。
” “如果我是個醫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醫院；如果我是個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而不是同獴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
需要有一點兒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
” “沒有明确世界觀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
” “我違心地過着一種歸根結蒂是為了盧布的狹隘生活……一想到錢是我的活動中心，而我是在為錢工作，我心裡就極端苦悶……這種難過的心情，再加上正義感，使得我的寫作活動在我看來是一樁可鄙的工作，我不尊重我寫的東西……真該在硫酸中洗個澡，來一個脫胎換骨。
” “那些我們稱之為不朽的或簡稱之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們陶醉的作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們在朝着一個什麼地方走，而且召喚您向着那個地方走……他們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幹，有最近的目标：廢除農奴制度，解放祖國，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幹脆就是伏特加，像傑尼斯·達維多夫一樣；而另一些人則有遙遠的目标：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類的幸福，等等。
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是現實主義者，把生活寫成它本來有的樣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漿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來的樣子外還感到那種應該有的生活，而這一點也就使您心醉。
”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〇年。
他戲谑地說過：“在我的血管裡流着農夫的血。
”他的祖先是農奴。
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盧布的贖金換取了本人及其家屬不再做農奴的人身自由。
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親來到塔幹羅格市做店員，十多年之後他自己開起一個小雜貨鋪，後因不善經營而破産。
為躲債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謀生，接着一家人相繼遷居莫斯科，隻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幹羅格完成中學的學業，他靠教家館維持生計，生活十分艱辛。
一八七九年，契诃夫進入莫斯科大學學醫。
一八八四年他大學畢業後在莫斯科附近行醫，有機會廣泛接觸農民、地主、官吏和教員等各個社會階層的人。
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幽默雜志《蜻蜓》第十期上發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長篇和中篇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
這是契诃夫文學生涯的開端。
當時俄國正處在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社會氣氛令人窒息，進步思想備受禁锢，庸俗無聊的書報刊物則應運而生。
年事尚輕、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計一度迎合時尚，用許多不同的筆名發表了大量僅供消遣解悶的滑稽故事，《在催眠術表演會上》和《外科手術》便是這類小品中之一二。
但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了自己的苦衷：“講老實話，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難的！你有時候隻顧追求幽默，胡亂寫出一些東西，連自己看着都惡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級無聊的滑稽圈子。
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為筆名，寫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釘子上》、《小職員之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預謀犯》、《普裡希别耶夫中士》。
契洪特的這些優秀幽默短篇小說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
《在釘子上》和《小職員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國的官場醜态，在那裡強者倨傲專橫，弱者唯唯諾諾。
蛆蟲般的切爾維亞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這種官場生活的産物。
“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倆擁抱接吻，熱淚盈眶，但寒暄之間做了兩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兩個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頓時臉色發白，“蜷縮起來，彎腰曲背，矮了半截”，而當“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時，他隻敢“握握他的三個指頭……一躬到地”。
寫在一八八四年的《變色龍》告訴讀者，在沙皇俄國将軍家豢養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奧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權勢者的家犬前搖尾乞憐，而對百姓卻張牙舞爪。
《變色龍》是契诃夫送給世人的一面鏡子，在事隔百餘年的今天一些現代人身上還有着“變色龍”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間，契诃夫的視線開始轉向普通勞動者，描繪他們的痛苦生活，寫下了《牡蛎》、《哀傷》、《苦惱》、《歌女》、《萬卡》等優秀短篇小說。
《歌女》描寫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恥地淩辱一個無依無靠的歌女。
《苦惱》是契诃夫在早期創作中實現的一次思想—藝術的飛躍，它的結尾（人向馬兒訴苦）十分強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國的世态炎涼。
《萬卡》可說
動筆前，我重又閱讀了契诃夫的文學書簡，頗有感觸，故摘錄數段作為前言的引子。
“貴族作家們天生免費得到的東西，平民知識分子們卻要以青春的代價去購買。
” “文學家不是做糖果點心的，不是化妝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負有義務的人，他受自己的責任感和良心的約束。
” “如果我是個醫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醫院；如果我是個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而不是同獴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
需要有一點兒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
” “沒有明确世界觀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
” “我違心地過着一種歸根結蒂是為了盧布的狹隘生活……一想到錢是我的活動中心，而我是在為錢工作，我心裡就極端苦悶……這種難過的心情，再加上正義感，使得我的寫作活動在我看來是一樁可鄙的工作，我不尊重我寫的東西……真該在硫酸中洗個澡，來一個脫胎換骨。
” “那些我們稱之為不朽的或簡稱之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們陶醉的作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們在朝着一個什麼地方走，而且召喚您向着那個地方走……他們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幹，有最近的目标：廢除農奴制度，解放祖國，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幹脆就是伏特加，像傑尼斯·達維多夫一樣；而另一些人則有遙遠的目标：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類的幸福，等等。
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是現實主義者，把生活寫成它本來有的樣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漿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來的樣子外還感到那種應該有的生活，而這一點也就使您心醉。
”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〇年。
他戲谑地說過：“在我的血管裡流着農夫的血。
”他的祖先是農奴。
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盧布的贖金換取了本人及其家屬不再做農奴的人身自由。
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親來到塔幹羅格市做店員，十多年之後他自己開起一個小雜貨鋪，後因不善經營而破産。
為躲債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謀生，接着一家人相繼遷居莫斯科，隻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幹羅格完成中學的學業，他靠教家館維持生計，生活十分艱辛。
一八七九年，契诃夫進入莫斯科大學學醫。
一八八四年他大學畢業後在莫斯科附近行醫，有機會廣泛接觸農民、地主、官吏和教員等各個社會階層的人。
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幽默雜志《蜻蜓》第十期上發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長篇和中篇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
這是契诃夫文學生涯的開端。
當時俄國正處在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社會氣氛令人窒息，進步思想備受禁锢，庸俗無聊的書報刊物則應運而生。
年事尚輕、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計一度迎合時尚，用許多不同的筆名發表了大量僅供消遣解悶的滑稽故事，《在催眠術表演會上》和《外科手術》便是這類小品中之一二。
但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了自己的苦衷：“講老實話，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難的！你有時候隻顧追求幽默，胡亂寫出一些東西，連自己看着都惡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級無聊的滑稽圈子。
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為筆名，寫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釘子上》、《小職員之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預謀犯》、《普裡希别耶夫中士》。
契洪特的這些優秀幽默短篇小說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
《在釘子上》和《小職員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國的官場醜态，在那裡強者倨傲專橫，弱者唯唯諾諾。
蛆蟲般的切爾維亞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這種官場生活的産物。
“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倆擁抱接吻，熱淚盈眶，但寒暄之間做了兩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兩個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頓時臉色發白，“蜷縮起來，彎腰曲背，矮了半截”，而當“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時，他隻敢“握握他的三個指頭……一躬到地”。
寫在一八八四年的《變色龍》告訴讀者，在沙皇俄國将軍家豢養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奧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權勢者的家犬前搖尾乞憐，而對百姓卻張牙舞爪。
《變色龍》是契诃夫送給世人的一面鏡子，在事隔百餘年的今天一些現代人身上還有着“變色龍”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間，契诃夫的視線開始轉向普通勞動者，描繪他們的痛苦生活，寫下了《牡蛎》、《哀傷》、《苦惱》、《歌女》、《萬卡》等優秀短篇小說。
《歌女》描寫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恥地淩辱一個無依無靠的歌女。
《苦惱》是契诃夫在早期創作中實現的一次思想—藝術的飛躍，它的結尾（人向馬兒訴苦）十分強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國的世态炎涼。
《萬卡》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