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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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有了新的孩子或者孫子，過着安靜的生活；一些邊工作邊學習，對于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還有一些患了病，生活得很艱辛；有些成了激進主義者，決心改變刑事司法系統；有些則又回到了系統内，回到了監獄裡。
我能在自己的大腦裡聽到她們的聲音，看到她們的面孔。
有時候在地鐵上，我會在人群裡搜索，隐約希望能夠看到納塔利或者瑜伽珍妮特，或者我曾經相識的許許多多女人中間的任何一個。
我去丹伯裡之前，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曾在聯邦女子監獄服刑一年。
她告訴過我對于監獄應該抱有什麼樣的期望，我現在還記得她當時說過的一些話：“現在，我每一天都會以某種方式想起監獄。
”現在，我成為了女子監獄協會裡的一員。
這個協會是非營利組織，自1845年起就開始幫助有犯罪記錄的女人改變自己的生活。
現在，我也每一天都會以某種方式想起監獄。
我在協會工作時，曾與很多犯人和監獄工作人員、緩刑和假釋監督官、公社辯護律師、監獄志願者以及司法改革提倡者進行過溝通；不管他們把自己當作改革推動者還是法律實施者，每一個人都同意，我們必須努力改變生活和完善體制。
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監獄人口——我們關押的犯人占世界犯人總數的25%，盡管我們的總人口隻占世界總人口的5%。
這種對于監獄的依賴是近些年才出現的：1980年，美國監獄裡的犯人數量約50萬；現在，裡面關押着超過230萬犯人。
增加的犯人裡，很大一部分是和我一起服刑的女人所代表的一類人——低水平的犯罪者，錯誤很嚴重，但是幾乎沒有暴力威脅。
我在監獄裡認識的大部分女人，她們在生活中連很多我們想當然的機會都沒有。
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我們在最貧困的社區與罪犯教養所之間建造了旋轉門，并且創造了不正當的财政激勵，以保證那些監獄裡的犯人是滿的，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
美國對于監獄的資金投入力度很大，而對那些實際上可以阻止犯罪、強化社區的公共機構——學校、醫院、圖書館、博物館、社區中心——投入卻少之又少。
在監獄的高牆背後，各種難以置信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因為人們的複原力非常強大。
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将我們打垮，這就是為什麼嚴厲懲罰本身并沒有成效的一個原因。
為了讓監獄能夠真正為公衆服務，管理監獄的人應該努力實現托馬斯·莫特·奧斯本——20世紀初紐約辛辛監獄的著名典獄長——的誓約：“我們将把監獄從垃圾堆變成修理鋪。
”
我能在自己的大腦裡聽到她們的聲音，看到她們的面孔。
有時候在地鐵上，我會在人群裡搜索，隐約希望能夠看到納塔利或者瑜伽珍妮特，或者我曾經相識的許許多多女人中間的任何一個。
我去丹伯裡之前，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曾在聯邦女子監獄服刑一年。
她告訴過我對于監獄應該抱有什麼樣的期望，我現在還記得她當時說過的一些話：“現在，我每一天都會以某種方式想起監獄。
”現在，我成為了女子監獄協會裡的一員。
這個協會是非營利組織，自1845年起就開始幫助有犯罪記錄的女人改變自己的生活。
現在，我也每一天都會以某種方式想起監獄。
我在協會工作時，曾與很多犯人和監獄工作人員、緩刑和假釋監督官、公社辯護律師、監獄志願者以及司法改革提倡者進行過溝通；不管他們把自己當作改革推動者還是法律實施者，每一個人都同意，我們必須努力改變生活和完善體制。
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監獄人口——我們關押的犯人占世界犯人總數的25%，盡管我們的總人口隻占世界總人口的5%。
這種對于監獄的依賴是近些年才出現的：1980年，美國監獄裡的犯人數量約50萬；現在，裡面關押着超過230萬犯人。
增加的犯人裡，很大一部分是和我一起服刑的女人所代表的一類人——低水平的犯罪者，錯誤很嚴重，但是幾乎沒有暴力威脅。
我在監獄裡認識的大部分女人，她們在生活中連很多我們想當然的機會都沒有。
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我們在最貧困的社區與罪犯教養所之間建造了旋轉門，并且創造了不正當的财政激勵，以保證那些監獄裡的犯人是滿的，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
美國對于監獄的資金投入力度很大，而對那些實際上可以阻止犯罪、強化社區的公共機構——學校、醫院、圖書館、博物館、社區中心——投入卻少之又少。
在監獄的高牆背後，各種難以置信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因為人們的複原力非常強大。
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将我們打垮，這就是為什麼嚴厲懲罰本身并沒有成效的一個原因。
為了讓監獄能夠真正為公衆服務，管理監獄的人應該努力實現托馬斯·莫特·奧斯本——20世紀初紐約辛辛監獄的著名典獄長——的誓約：“我們将把監獄從垃圾堆變成修理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