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總是可以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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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都會懲教中心的每一天都以完全一樣的方式開始：早上6點鐘，男犯人（他們可以有份工作）把食物車推過一道道厚重的金屬安全門，送到上面的女犯人單位；然後，唯一的一個值班獄警逐個把牢房門打開。
聽到門闩發出滴答聲，大家會從床上跑出來，沖到外面排隊領早飯。
早飯隊伍不那麼讓人開心，沒有人說話，個個表情都很冷酷和僵硬，或者隻是昏昏欲睡。
食物通常是冰涼的麥片和半品脫牛奶，有時候會有幾袋子殘缺的蘋果，由一個名叫“公主”的犯人發放，偶爾還會有煮過的雞蛋。
大家為什麼都會起來：因為在俄克拉何馬，早飯是一天中唯一可以保證能吃的飯。
領早飯的隊伍形成得很快，解散得更快。
房間很快變空，幾乎每一個人都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女犯人們有時候把早飯吃掉，有時候隻是藏起來，把牛奶儲備在一個裝垃圾的容器裡。
單位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都會保持非常安靜，然後女人們開始活動，電視機打開了，這座高層堡壘中的另一個悲慘之日就這樣開始了。
每一個愛我的人都希望我是清白的——被哄騙的、被愚弄的，我根本一無所知。
但是，當然了，事實并非如此。
那些年，我想要擁有一次冒險，一次令人不可容忍的經曆，而行為的非法性讓這一切更加刺激和令人興奮。
那個時候，諾拉可能正是利用了我的這一點，但這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在丹伯裡遇到的女人們幫助我正确面對自己的錯誤行為和後果。
并不隻是我做壞事和非法行為的決定需要自己承認，還包括我持有與他人不同意見的風格讓我犯了那些錯誤，也經常讓我愛的人承受更糟糕的後果。
用D·H·勞倫斯描述我們國民性格的話來說，我已經不再考慮我自己了：“美國靈魂的本質是冷酷、孤立、克己和謀殺。
它從來不會融化。
” 女朋友們，如艾莉、球球、賓夕塔基、傑和艾米，融化了我。
我意識到了自己有能力做的事，以及我的選擇如何影響到身邊的人：不隻是拉裡和我的家人，還包括在這個地獄一樣的地方與我人生軌迹相交的所有悔過者。
很早之前我就已經接受了自己必須為後果付出代價這個事實。
我既然犯可怕的錯誤，就準備好了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但是，你仍然不能去相信監獄系統——監獄工作人員、規則，甚至有些犯人——讓你認為你應該怎麼看自己，那是最糟糕的。
當你選擇不按他們想的那麼做時，當你表現出你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并且自重時，有時候他們也會尊重你。
當我感到懷疑、羞恥甚至更糟糕時，朋友、愛人和家人給我寄來的信件和書籍以及對我的探視，都是證明我是好人的強大證據。
在與那些可怕的感覺鬥争的時候，這些力量要比魔咒、護身符或者藥丸都更加有效。
但芝加哥大都會懲教中心是另一回事。
我被帶離了所有曾幫助我服刑的人們，不管是監獄裡還是監獄外的，我完全不能獲得平衡了。
周圍那些女人的悲慘遭遇讓我感到慌亂，每天在這裡的無所事事、索然無味，以及别人對待我們的那種完全無禮和漠然也同樣傷人。
在這個單位工作的獄警們實際上并不讨厭，但是她們什麼也做不了。
與芝加哥大都會懲教中心的“機構”打交道，就像盯着一面混凝土牆。
問題得不到解答，内衣褲也遲遲不供應。
我感覺自己處于危險之中。
并不可口的食物會定時送來：在這個新世界裡，這真的是你能夠指望的唯一穩定的原則。
我給拉裡和父母打電話時已經處于絕望的邊緣。
自從入獄以來近一年的時間裡，我第一次說這樣的話：“你必須想辦法把我弄出去。
” 我威脅說要在廁所把諾拉淹死。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和諧的對抗。
我一天裡會幾次威脅說要把她殺死，同時我們幾個共同被告又坐在一起玩牌、回憶、談論各自的監獄，或者隻是抱怨。
這非常非常奇怪。
我對她仍然有強烈的敵意，我并沒有壓制這種感覺。
我并沒有真的相信她，但是我意識到什麼都無所謂了。
不管她對我說的是不是實話，我想要原諒她。
這讓我對自己的感覺好了一些，對我們目前住的鬼地方看法有所改善。
說實話，很快就可以回家的感覺也很好。
她還要在監獄裡服刑很多年。
如果我能夠原諒，這意味着我是一個堅強善良的人，能夠為自己選擇的道路承擔責任，能夠為這個選擇帶來的所有後果承擔責任。
這讓我感到簡單而有力的滿足，從而對處于險惡環境的另一個人表達善意。
化解自己的憤怒和被冤枉的感覺并不容易。
我仍然會定期警告諾拉今天可能是她被淹死的日子，她會緊張地嘲笑我那不真實的威脅。
有時候，如果諾拉做了讓人讨厭的事，她的妹妹會提出要幫助我一起淹死她。
但是，我們能夠保持一種生氣蓬勃的和諧，就像所有以前的戀人一樣，雖然感情深處有很多澎湃，但還是選擇了做朋友。
10多年前，我喜歡她身上的東西包括：幽默、好奇心、賺錢能力以及對怪誕和犯罪的興趣。
所有這些東西仍然是真實的：實際上，它們還随着她在加利福尼亞高度設防監獄裡服刑而變得更加鋒利尖銳。
我們彼此作為對方抵抗那些怪人的一道屏障，這個單位裡的怪人實在太多。
除了可憐的、有自殺傾向的康妮，還有幾個有躁狂和抑郁傾向的縱火犯，一個爆發性很強的易怒銀行搶劫者，一個曾寫信威脅要行刺約翰·阿什克羅夫特[1]的女人，還有一個懷孕的小個子女孩：她會坐在我的旁邊，用手理我的頭發，并且低聲唱歌。
在這幾個星期，我見到的發脾氣和崩潰行為比在丹伯裡幾個月見到的都多，而這裡的獄警對所有一切都基本視而不見。
在芝加哥，沒有專門關押女犯人的禁閉室（我們樓下就是男犯人的禁閉室），所以針對我們的唯一訓誡行為，就是把女犯人送到全國最大的庫克縣監獄，裡面有一萬名犯人。
“你們不會想去那裡的！”“市長”克麗絲特爾警告我們，她說得一臉正經，好像自己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一樣。
我們已經在大都會懲教中心待了幾個星期，兩姐妹和我發現這裡還是有幾個神志健全的女人的。
一開始，幾乎沒有人會靠近我們；用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意識到，12層的有些犯人原來是害怕我們——畢竟我們是來自真正監獄的冷酷囚犯。
但是一些日子之後，她們一定是意識到其實我們和她們一樣“正常”，于是開始主動表示友好：幾個甜美友好的西班牙姑娘、一個個子很矮但狂熱追求運動的女人和一
聽到門闩發出滴答聲，大家會從床上跑出來，沖到外面排隊領早飯。
早飯隊伍不那麼讓人開心，沒有人說話，個個表情都很冷酷和僵硬，或者隻是昏昏欲睡。
食物通常是冰涼的麥片和半品脫牛奶，有時候會有幾袋子殘缺的蘋果，由一個名叫“公主”的犯人發放，偶爾還會有煮過的雞蛋。
大家為什麼都會起來：因為在俄克拉何馬，早飯是一天中唯一可以保證能吃的飯。
領早飯的隊伍形成得很快，解散得更快。
房間很快變空，幾乎每一個人都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女犯人們有時候把早飯吃掉，有時候隻是藏起來，把牛奶儲備在一個裝垃圾的容器裡。
單位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都會保持非常安靜，然後女人們開始活動，電視機打開了，這座高層堡壘中的另一個悲慘之日就這樣開始了。
每一個愛我的人都希望我是清白的——被哄騙的、被愚弄的，我根本一無所知。
但是，當然了，事實并非如此。
那些年，我想要擁有一次冒險，一次令人不可容忍的經曆，而行為的非法性讓這一切更加刺激和令人興奮。
那個時候，諾拉可能正是利用了我的這一點，但這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在丹伯裡遇到的女人們幫助我正确面對自己的錯誤行為和後果。
并不隻是我做壞事和非法行為的決定需要自己承認，還包括我持有與他人不同意見的風格讓我犯了那些錯誤，也經常讓我愛的人承受更糟糕的後果。
用D·H·勞倫斯描述我們國民性格的話來說，我已經不再考慮我自己了：“美國靈魂的本質是冷酷、孤立、克己和謀殺。
它從來不會融化。
” 女朋友們，如艾莉、球球、賓夕塔基、傑和艾米，融化了我。
我意識到了自己有能力做的事，以及我的選擇如何影響到身邊的人：不隻是拉裡和我的家人，還包括在這個地獄一樣的地方與我人生軌迹相交的所有悔過者。
很早之前我就已經接受了自己必須為後果付出代價這個事實。
我既然犯可怕的錯誤，就準備好了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但是，你仍然不能去相信監獄系統——監獄工作人員、規則，甚至有些犯人——讓你認為你應該怎麼看自己，那是最糟糕的。
當你選擇不按他們想的那麼做時，當你表現出你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并且自重時，有時候他們也會尊重你。
當我感到懷疑、羞恥甚至更糟糕時，朋友、愛人和家人給我寄來的信件和書籍以及對我的探視，都是證明我是好人的強大證據。
在與那些可怕的感覺鬥争的時候，這些力量要比魔咒、護身符或者藥丸都更加有效。
但芝加哥大都會懲教中心是另一回事。
我被帶離了所有曾幫助我服刑的人們，不管是監獄裡還是監獄外的，我完全不能獲得平衡了。
周圍那些女人的悲慘遭遇讓我感到慌亂，每天在這裡的無所事事、索然無味，以及别人對待我們的那種完全無禮和漠然也同樣傷人。
在這個單位工作的獄警們實際上并不讨厭，但是她們什麼也做不了。
與芝加哥大都會懲教中心的“機構”打交道，就像盯着一面混凝土牆。
問題得不到解答，内衣褲也遲遲不供應。
我感覺自己處于危險之中。
并不可口的食物會定時送來：在這個新世界裡，這真的是你能夠指望的唯一穩定的原則。
我給拉裡和父母打電話時已經處于絕望的邊緣。
自從入獄以來近一年的時間裡，我第一次說這樣的話：“你必須想辦法把我弄出去。
” 我威脅說要在廁所把諾拉淹死。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和諧的對抗。
我一天裡會幾次威脅說要把她殺死，同時我們幾個共同被告又坐在一起玩牌、回憶、談論各自的監獄，或者隻是抱怨。
這非常非常奇怪。
我對她仍然有強烈的敵意，我并沒有壓制這種感覺。
我并沒有真的相信她，但是我意識到什麼都無所謂了。
不管她對我說的是不是實話，我想要原諒她。
這讓我對自己的感覺好了一些，對我們目前住的鬼地方看法有所改善。
說實話，很快就可以回家的感覺也很好。
她還要在監獄裡服刑很多年。
如果我能夠原諒，這意味着我是一個堅強善良的人，能夠為自己選擇的道路承擔責任，能夠為這個選擇帶來的所有後果承擔責任。
這讓我感到簡單而有力的滿足，從而對處于險惡環境的另一個人表達善意。
化解自己的憤怒和被冤枉的感覺并不容易。
我仍然會定期警告諾拉今天可能是她被淹死的日子，她會緊張地嘲笑我那不真實的威脅。
有時候，如果諾拉做了讓人讨厭的事，她的妹妹會提出要幫助我一起淹死她。
但是，我們能夠保持一種生氣蓬勃的和諧，就像所有以前的戀人一樣，雖然感情深處有很多澎湃，但還是選擇了做朋友。
10多年前，我喜歡她身上的東西包括：幽默、好奇心、賺錢能力以及對怪誕和犯罪的興趣。
所有這些東西仍然是真實的：實際上，它們還随着她在加利福尼亞高度設防監獄裡服刑而變得更加鋒利尖銳。
我們彼此作為對方抵抗那些怪人的一道屏障，這個單位裡的怪人實在太多。
除了可憐的、有自殺傾向的康妮，還有幾個有躁狂和抑郁傾向的縱火犯，一個爆發性很強的易怒銀行搶劫者，一個曾寫信威脅要行刺約翰·阿什克羅夫特
在這幾個星期，我見到的發脾氣和崩潰行為比在丹伯裡幾個月見到的都多，而這裡的獄警對所有一切都基本視而不見。
在芝加哥，沒有專門關押女犯人的禁閉室（我們樓下就是男犯人的禁閉室），所以針對我們的唯一訓誡行為，就是把女犯人送到全國最大的庫克縣監獄，裡面有一萬名犯人。
“你們不會想去那裡的！”“市長”克麗絲特爾警告我們，她說得一臉正經，好像自己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一樣。
我們已經在大都會懲教中心待了幾個星期，兩姐妹和我發現這裡還是有幾個神志健全的女人的。
一開始，幾乎沒有人會靠近我們；用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意識到，12層的有些犯人原來是害怕我們——畢竟我們是來自真正監獄的冷酷囚犯。
但是一些日子之後，她們一定是意識到其實我們和她們一樣“正常”，于是開始主動表示友好：幾個甜美友好的西班牙姑娘、一個個子很矮但狂熱追求運動的女人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