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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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世界離我越來越近了。
盡管在11月份有一個事故報告，我仍然隻需要在監獄裡待13個月就可以了，減刑2個月，3月份就可以被釋放。
犯人如果在服刑期間一直行為良好，聯邦判決的标準規定可以減刑。
到1月份我就可以去布魯克林深處的默特爾大道（在監區，大家都稱之為“殺手大道”）過渡教習所。
在監獄裡大家一般都說，一旦你通過幾個毒品測試并找到了一份工作，過渡教習所就會讓你回家——隻要他們可以獲得你的薪水。
納塔利會在“殺手大道”等我。
我跟她是在12月的第一個星期分開的。
她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簡直欣喜若狂，不停地問她各種問題，從上鋪彎下腰去看她躺在我的下鋪，這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個晚上了。
納塔利似乎有意讓自己表現得很鎮定。
第二天早上，她跟來送行的大家告别，我緊張地在前門口走來走去，就像一個小孩子。
我想成為最後一個跟她告别的人。
我努力讓自己保持冷靜，比瑜伽珍妮特走的時候更加努力。
“納塔利，我真不知道如果沒有你會怎麼樣。
我愛你。
”這句話，可能是我跟一起親密同住9個月的驕傲室友說過的最直接的話。
我這次又控制不住地流眼淚了。
在過去的一個月，我成了反常的眼淚女王。
納塔利溫柔地抱了抱我：“室友，沒關系，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的。
我會在布魯克林等着你。
” “好的，納塔利。
在那裡等着我吧！” 她笑了笑，挺直腰杆最後一次走出了那扇門。
波普也應該在1月份去過渡教習所。
我和她變得如此親密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可以同時回家。
對于波普還有納塔利，回家的含義是非常不同的。
波普在監獄裡已經待了12年，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進來了。
她印象中的外面的世界，沒有手機，沒有互聯網，不需要向緩刑監督官報告。
她非常緊張。
我們經常花很長時間讨論她出去以後會是什麼樣子：首先去過渡教習所待6個月，然後回到她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房子。
她的丈夫在南方的某個監獄裡，要3年以後才能被釋放。
她計劃去一家餐館工作，還向我透露說，她想要在将來的某一天買一輛制作熱狗的流動販賣車。
她緊張計算機、緊張過渡教習所、緊張她的孩子們，也緊張就要離開這個待了十幾年、不論好壞的家。
我也很緊張，不過不是緊張回家。
12月份的第二個星期，我收到了在芝加哥的律師帕特·科特寄來的一封信。
信裡通知說我的一個共同被告，一個名叫喬納森·畢比的男子将要受審，我可能會被法庭作為證人傳去。
他提醒我，根據認罪協議，如果政府要求我作證，我必須提供所有的誠實的證詞。
帕特對我說，聯邦執法人員可能選擇将我運到芝加哥出庭，而且正在做這方面的準備。
他寫道： 并不是我不想要再次見到你，隻是我根據以前客戶的評論得知，聯邦監獄局安排的地點轉移可能對犯人來說是一種非常不舒服和讓人疲憊的經曆。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讓你免于遭受這一切。
我感到非常恐怖。
喬納森·畢比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人。
我不想去芝加哥，我當然更不想成為政府的證人——一個告發同伴的卑鄙小人。
我就想待在這裡，待在監區，做頭手倒立，和波普一起在電影之夜看電影。
我給律師打電話，解釋說我甚至從來都沒有見過喬納森·畢比，我根本無法從一組人中将他選出來。
如果我被派去芝加哥作證，可能會與1月份去過渡教習所的日子相沖突。
我請求他為我打幾通電話，讓美國監察局的人知道我與這個被告沒有任何交集，所以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價值的證人。
“當然可以。
”他說。
我感覺好像不能再待在丹伯裡了。
我沒有告訴别人這件事，隻是跟波普說了律師的信。
“哦，寶貝。
”她說，“那種空運啊。
”她是在說聯邦的運輸系統，空中監獄。
“那種空運可真不好受。
” 納塔利離開之後，我在隔間獨自一人住了幾夜。
看着她床鋪上什麼也沒有的床墊子，我感到非常孤獨。
我已經在監獄裡待了很長時間，所以很清楚被動地等着監獄的上帝們給我分一個好樣的新室友是不可能的。
費思就住在我隔壁，她是一個好人，所以我們調換了隔間，我被允許搬到隔壁。
我現在睡的床鋪，以前睡過凡妮莎，在她之前是科琳。
費思與納塔利非常不同，但都不怎麼愛說話，這點讓我很放心。
她很高興我能過去做她的室友，總是一邊忙着編織，一邊跟我說她在新罕布什爾州那個十幾歲的漂亮女兒。
她擁有特殊的編織許可。
費思也是因為毒品入獄，刑期很長。
我隐約感覺她是幫别人認罪服刑的。
她一直很擔心女兒，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過她了。
她在為女兒織一件毛衣作聖誕節禮物。
物資供應所的腈綸紗顔色好像從來都沒有超過三四種——灰色、白色、紫紅色和綠色——而且紫紅色和綠色總是缺貨，這讓編織愛好者們十分苦惱。
傑在為她的孩子們鈎編聖誕節玩具——她提前好幾個月就已經開始了。
在監獄裡，最困難的事莫過于有孩子在外面，過節的時候尤其明顯。
我收到了球球的一封信，她以前在汽車間工作，當時剛回到特倫頓的家裡。
親愛
盡管在11月份有一個事故報告，我仍然隻需要在監獄裡待13個月就可以了，減刑2個月，3月份就可以被釋放。
犯人如果在服刑期間一直行為良好，聯邦判決的标準規定可以減刑。
到1月份我就可以去布魯克林深處的默特爾大道（在監區，大家都稱之為“殺手大道”）過渡教習所。
在監獄裡大家一般都說，一旦你通過幾個毒品測試并找到了一份工作，過渡教習所就會讓你回家——隻要他們可以獲得你的薪水。
納塔利會在“殺手大道”等我。
我跟她是在12月的第一個星期分開的。
她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簡直欣喜若狂，不停地問她各種問題，從上鋪彎下腰去看她躺在我的下鋪，這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個晚上了。
納塔利似乎有意讓自己表現得很鎮定。
第二天早上，她跟來送行的大家告别，我緊張地在前門口走來走去，就像一個小孩子。
我想成為最後一個跟她告别的人。
我努力讓自己保持冷靜，比瑜伽珍妮特走的時候更加努力。
“納塔利，我真不知道如果沒有你會怎麼樣。
我愛你。
”這句話，可能是我跟一起親密同住9個月的驕傲室友說過的最直接的話。
我這次又控制不住地流眼淚了。
在過去的一個月，我成了反常的眼淚女王。
納塔利溫柔地抱了抱我：“室友，沒關系，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的。
我會在布魯克林等着你。
” “好的，納塔利。
在那裡等着我吧！” 她笑了笑，挺直腰杆最後一次走出了那扇門。
波普也應該在1月份去過渡教習所。
我和她變得如此親密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可以同時回家。
對于波普還有納塔利，回家的含義是非常不同的。
波普在監獄裡已經待了12年，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進來了。
她印象中的外面的世界，沒有手機，沒有互聯網，不需要向緩刑監督官報告。
她非常緊張。
我們經常花很長時間讨論她出去以後會是什麼樣子：首先去過渡教習所待6個月，然後回到她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房子。
她的丈夫在南方的某個監獄裡，要3年以後才能被釋放。
她計劃去一家餐館工作，還向我透露說，她想要在将來的某一天買一輛制作熱狗的流動販賣車。
她緊張計算機、緊張過渡教習所、緊張她的孩子們，也緊張就要離開這個待了十幾年、不論好壞的家。
我也很緊張，不過不是緊張回家。
12月份的第二個星期，我收到了在芝加哥的律師帕特·科特寄來的一封信。
信裡通知說我的一個共同被告，一個名叫喬納森·畢比的男子将要受審，我可能會被法庭作為證人傳去。
他提醒我，根據認罪協議，如果政府要求我作證，我必須提供所有的誠實的證詞。
帕特對我說，聯邦執法人員可能選擇将我運到芝加哥出庭，而且正在做這方面的準備。
他寫道： 并不是我不想要再次見到你，隻是我根據以前客戶的評論得知，聯邦監獄局安排的地點轉移可能對犯人來說是一種非常不舒服和讓人疲憊的經曆。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讓你免于遭受這一切。
我感到非常恐怖。
喬納森·畢比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人。
我不想去芝加哥，我當然更不想成為政府的證人——一個告發同伴的卑鄙小人。
我就想待在這裡，待在監區，做頭手倒立，和波普一起在電影之夜看電影。
我給律師打電話，解釋說我甚至從來都沒有見過喬納森·畢比，我根本無法從一組人中将他選出來。
如果我被派去芝加哥作證，可能會與1月份去過渡教習所的日子相沖突。
我請求他為我打幾通電話，讓美國監察局的人知道我與這個被告沒有任何交集，所以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價值的證人。
“當然可以。
”他說。
我感覺好像不能再待在丹伯裡了。
我沒有告訴别人這件事，隻是跟波普說了律師的信。
“哦，寶貝。
”她說，“那種空運啊。
”她是在說聯邦的運輸系統，空中監獄。
“那種空運可真不好受。
” 納塔利離開之後，我在隔間獨自一人住了幾夜。
看着她床鋪上什麼也沒有的床墊子，我感到非常孤獨。
我已經在監獄裡待了很長時間，所以很清楚被動地等着監獄的上帝們給我分一個好樣的新室友是不可能的。
費思就住在我隔壁，她是一個好人，所以我們調換了隔間，我被允許搬到隔壁。
我現在睡的床鋪，以前睡過凡妮莎，在她之前是科琳。
費思與納塔利非常不同，但都不怎麼愛說話，這點讓我很放心。
她很高興我能過去做她的室友，總是一邊忙着編織，一邊跟我說她在新罕布什爾州那個十幾歲的漂亮女兒。
她擁有特殊的編織許可。
費思也是因為毒品入獄，刑期很長。
我隐約感覺她是幫别人認罪服刑的。
她一直很擔心女兒，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過她了。
她在為女兒織一件毛衣作聖誕節禮物。
物資供應所的腈綸紗顔色好像從來都沒有超過三四種——灰色、白色、紫紅色和綠色——而且紫紅色和綠色總是缺貨，這讓編織愛好者們十分苦惱。
傑在為她的孩子們鈎編聖誕節玩具——她提前好幾個月就已經開始了。
在監獄裡，最困難的事莫過于有孩子在外面，過節的時候尤其明顯。
我收到了球球的一封信，她以前在汽車間工作，當時剛回到特倫頓的家裡。
親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