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湊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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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的晚上，汽車間的女人們喜歡一起在探視室裡玩。
我也跟她們一起玩，周圍都是一些不停鈎編衣物的犯人，她們會戴着耳機看《恐懼元素》，或者彼此說着話。
球球用彩色鉛筆在做某種“藝術設計”，很可能是一張生日賀卡。
突然，一個女人沖進來，眼裡看起來充滿憤怒。
“獄警在破壞宿舍甲區！” 我們跟着她跑到大廳，那裡已經聚集了一群人。
那天晚上值班的是新來的獄警，他很讨人喜歡，看起來态度溫和，塊頭很大，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
他與大量的監獄看守們一樣，以前也是一名軍人。
他們在部隊服役以後，需要在聯邦監獄系統工作幾年。
有時候，他們會跟我們談論自己的軍事生涯。
梅普爾先生曾被派到阿富汗做軍醫。
值班的監獄看守剛從伊拉克回來，才開始在監獄的工作。
據說他駐紮在費盧傑[1]，那裡整個春天戰鬥都非常兇猛慘烈。
那晚，宿舍甲區的一個犯人惹惱了他——好像是跟他頂嘴了。
然後就聽到“啪”的一聲，什麼東西突然被折斷。
大家都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他已經跑到宿舍甲區，把隔間裡的東西拉得亂七八糟，将牆上的東西猛烈地撕下來，床單被褥也從床墊上被拽下來扔得到處都是。
我們都很害怕——200名女犯人和一個精神崩潰的監獄看守。
有人跑到外面叫住了巡邏的卡車，從山下叫來了救援。
那個年輕的戰士離開了，宿舍甲區的住戶們開始把隔間重新拼湊到一起。
每一個人都很慌亂。
第二天，聯邦懲教所的一個陸軍中尉過來向宿舍甲區的人道歉，這是史無前例的。
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那個年輕的獄警。
多虧瑜伽珍妮特，我開始相信禅意；波普讓我吃得很好；我現在不僅基礎電工工作得心應手，攪拌混凝土也做得相當老練，我感覺自己正在充分利用坐監獄這段時間。
如果這就是聯邦執法人員想要讓我遭受的，那沒問題。
一天，我用監獄的投币式公用電話給父親打電話談論紅襪隊的時候，他告訴我：“帕波，奶奶的情況不太好。
” 我的奶奶是一個地道的南方人，行動敏捷輕快，性格卻嚴厲強勢。
我的一生中都有奶奶的存在。
她出生在西弗吉尼亞，經濟大蕭條時期長大，有兩個兄弟，後來撫養了4個兒子。
她對如何撫養小女孩知之甚少。
我是她的長孫女，很害怕她。
盡管随着我逐漸長大，我們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但是我始終都對她有一種畏懼感。
她在私底下會直接與我談論性、女權主義和權力。
她和爺爺知道我的犯罪遭遇時，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但是他們讓我永遠記得，他們愛我、為我擔心。
關于坐牢，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當我還在裡面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位會離開人世。
我在公用電話裡懇求父親告訴我——她會沒事的，她會好起來的，當我回家的時候她還将健在。
他沒有說什麼，隻是說：“給她寫信吧。
”我之前會定期給祖父母寫一些簡短的信，向他們彙報我的近況，讓他們放心，我一切都好，等回到家的時候我會迫不及待想要見到他們。
現在，我坐下來，開始寫另一種信：我要告訴她，她對我多麼重要，她教會了我多少，我多麼想要仿效她的嚴格和正直，我有多麼愛她和想念她。
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怎麼會到這一步，當她需要我的時候，當她生病可能離世的時候，我卻在這樣的地方。
投遞這封信後，我立即向監區的秘書要了一份出獄事假申請表。
“你是由你奶奶養大的嗎？”她非常唐突地問。
當我說“不是”的時候，她告訴我，這份申請表沒有任何意義——我肯定不會被批準出獄去看祖父母的。
我尖銳地回答說我符合出獄事假的條件，不管怎樣都要申請。
“随你便。
”她厲聲說。
波普溫和地勸告我，能獲得出獄事假的可能性其實根本就沒有，即使是葬禮也不可能，除非是我的父母、孩子或者兄弟姐妹才有可能。
她告訴我這些是因為不想讓我抱有太高的期望。
“我知道這樣不對，親愛的，但他們就是這麼做的。
” 我看到過很多犯人在她們愛的人生病時有多麼痛苦。
看着她們接受最糟糕的事發生，我曾感到無助——她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失去親人的悲痛，還有身在監獄不能與家人一起的個人挫敗感。
那年的萬聖節，我一點都不歡樂，好像内髒被一個大錘猛擊過一般，但又不想說出來讓别人知道。
可我沒有辦法逃避與自己緊密居住的200多名女人的慶祝活動。
她們熱愛節假日。
在監獄裡慶祝萬聖節很奇怪，别人曾這麼告訴我。
會比這裡的其他事還要奇怪嗎？我們可以支配的那點有限和單調的資源要怎麼做服裝呢？那天早些時候，我看到了一些用馬尼拉文件夾紙做的傻乎乎的貓面具。
我沒有心情做任何事，更不用說給大家分發糖塊了。
在宿舍乙區，大老遠就能聽見節假日忠實者們“不給糖就搗蛋！”的戲谑。
我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讀的書上，沒有下床。
然後，美味姐在我隔間的門口說：“不給糖就搗蛋，帕-帕波！” 我隻得笑一笑。
美味姐打扮成一個男妓，穿着一套全白的服裝，這是她用自己的廚房制服和運動褲拼湊起來的。
她有一根“雪茄”，周圍還有一群裝扮成妓女的人：包括幾名埃米穆萊特斯；還有弗蘭，她是說話很快且十分健談的意大利老奶奶，已經78歲，是監區裡年齡最大的犯人。
妓女們想要讓自己更加性感一些，将運動短褲提得很高，把T恤的領口拉得很低，但主要還是靠化妝。
她們的妝即使按照監獄的标準，也太俗氣了。
弗蘭有一根長長的“煙鬥”和頭飾帶，是她用紙做成的；她的腮紅特别重，看起來像一個19世紀20年代上了年紀的輕佻女郎。
“快點兒，帕波，不給糖就搗蛋？”美味姐催促我。
“聞我的腳。
給我一點甜的東西吃，你知道吧？” 我的隔間裡從來沒有存過糖果。
我努力堆起一個大大的笑臉，讓她們知道我很感激她們的創意。
“那就搗蛋吧，美味姐。
我實在沒有甜東西了。
” 我開始尋找那些能夠決定是否允許我探望祖母的監獄警官。
其中一個是很少露面的臨時行政主管，布巴。
他會以盡可能最讨人喜歡的方式告訴你滾一邊去。
還有一個是我的輔導師費恩，聯邦監獄局的職業軍人。
他是一個對什麼都不關心、愛開玩笑的人，很愛侮辱别人，但是從來不做自己的文書工作。
不過，他喜歡我，因為我的金發藍眼，而且我有一個“緊實的屁股”——他會小聲地這麼說。
他已經很善良了，同意我用他辦公室的電話跟祖母聯絡——養老院的電話用監獄的公共電話打不過去，所以我沒辦法通過公用電話跟她說話。
她在電話裡聽起來很疲憊，聽到我的聲音感到很吃驚。
挂斷電話以後，我忍不住哭起來。
我跑出費恩的辦公室，來到下面的跑道上。
我又回到了以前那種孤獨的生活方式。
我不跟人交往，不怎麼說話，決定一個人默默忍受這件最糟糕的事。
其他任何方式都是在向世界承認，聯邦調查局已經成功将我打垮，我已一敗塗地，成了一個懦夫；也是在承認我不可能在服刑期間不受到任何傷害。
美國女孩的“斯多葛哲學”[2]、自力更生和保持微笑的本能并不管用，不能讓我遠離痛苦、恥辱和無力感。
可我怎麼能承認這些呢？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學會了克制——掩蓋我的情感軌迹、隐藏或者忽視自己的問題，因為我堅信這些問題都應獨立解決。
所以，在面對權威人物需要克制的時候，我知道該怎麼做。
我很會吓唬人。
在監獄裡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克制，我都能
我也跟她們一起玩，周圍都是一些不停鈎編衣物的犯人，她們會戴着耳機看《恐懼元素》，或者彼此說着話。
球球用彩色鉛筆在做某種“藝術設計”，很可能是一張生日賀卡。
突然，一個女人沖進來，眼裡看起來充滿憤怒。
“獄警在破壞宿舍甲區！” 我們跟着她跑到大廳，那裡已經聚集了一群人。
那天晚上值班的是新來的獄警，他很讨人喜歡，看起來态度溫和，塊頭很大，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
他與大量的監獄看守們一樣，以前也是一名軍人。
他們在部隊服役以後，需要在聯邦監獄系統工作幾年。
有時候，他們會跟我們談論自己的軍事生涯。
梅普爾先生曾被派到阿富汗做軍醫。
值班的監獄看守剛從伊拉克回來，才開始在監獄的工作。
據說他駐紮在費盧傑
那晚，宿舍甲區的一個犯人惹惱了他——好像是跟他頂嘴了。
然後就聽到“啪”的一聲，什麼東西突然被折斷。
大家都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他已經跑到宿舍甲區，把隔間裡的東西拉得亂七八糟，将牆上的東西猛烈地撕下來，床單被褥也從床墊上被拽下來扔得到處都是。
我們都很害怕——200名女犯人和一個精神崩潰的監獄看守。
有人跑到外面叫住了巡邏的卡車，從山下叫來了救援。
那個年輕的戰士離開了，宿舍甲區的住戶們開始把隔間重新拼湊到一起。
每一個人都很慌亂。
第二天，聯邦懲教所的一個陸軍中尉過來向宿舍甲區的人道歉，這是史無前例的。
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那個年輕的獄警。
多虧瑜伽珍妮特，我開始相信禅意；波普讓我吃得很好；我現在不僅基礎電工工作得心應手，攪拌混凝土也做得相當老練，我感覺自己正在充分利用坐監獄這段時間。
如果這就是聯邦執法人員想要讓我遭受的，那沒問題。
一天，我用監獄的投币式公用電話給父親打電話談論紅襪隊的時候，他告訴我：“帕波，奶奶的情況不太好。
” 我的奶奶是一個地道的南方人，行動敏捷輕快，性格卻嚴厲強勢。
我的一生中都有奶奶的存在。
她出生在西弗吉尼亞，經濟大蕭條時期長大，有兩個兄弟，後來撫養了4個兒子。
她對如何撫養小女孩知之甚少。
我是她的長孫女，很害怕她。
盡管随着我逐漸長大，我們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但是我始終都對她有一種畏懼感。
她在私底下會直接與我談論性、女權主義和權力。
她和爺爺知道我的犯罪遭遇時，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但是他們讓我永遠記得，他們愛我、為我擔心。
關于坐牢，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當我還在裡面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位會離開人世。
我在公用電話裡懇求父親告訴我——她會沒事的，她會好起來的，當我回家的時候她還将健在。
他沒有說什麼，隻是說：“給她寫信吧。
”我之前會定期給祖父母寫一些簡短的信，向他們彙報我的近況，讓他們放心，我一切都好，等回到家的時候我會迫不及待想要見到他們。
現在，我坐下來，開始寫另一種信：我要告訴她，她對我多麼重要，她教會了我多少，我多麼想要仿效她的嚴格和正直，我有多麼愛她和想念她。
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怎麼會到這一步，當她需要我的時候，當她生病可能離世的時候，我卻在這樣的地方。
投遞這封信後，我立即向監區的秘書要了一份出獄事假申請表。
“你是由你奶奶養大的嗎？”她非常唐突地問。
當我說“不是”的時候，她告訴我，這份申請表沒有任何意義——我肯定不會被批準出獄去看祖父母的。
我尖銳地回答說我符合出獄事假的條件，不管怎樣都要申請。
“随你便。
”她厲聲說。
波普溫和地勸告我，能獲得出獄事假的可能性其實根本就沒有，即使是葬禮也不可能，除非是我的父母、孩子或者兄弟姐妹才有可能。
她告訴我這些是因為不想讓我抱有太高的期望。
“我知道這樣不對，親愛的，但他們就是這麼做的。
” 我看到過很多犯人在她們愛的人生病時有多麼痛苦。
看着她們接受最糟糕的事發生，我曾感到無助——她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失去親人的悲痛，還有身在監獄不能與家人一起的個人挫敗感。
那年的萬聖節，我一點都不歡樂，好像内髒被一個大錘猛擊過一般，但又不想說出來讓别人知道。
可我沒有辦法逃避與自己緊密居住的200多名女人的慶祝活動。
她們熱愛節假日。
在監獄裡慶祝萬聖節很奇怪，别人曾這麼告訴我。
會比這裡的其他事還要奇怪嗎？我們可以支配的那點有限和單調的資源要怎麼做服裝呢？那天早些時候，我看到了一些用馬尼拉文件夾紙做的傻乎乎的貓面具。
我沒有心情做任何事，更不用說給大家分發糖塊了。
在宿舍乙區，大老遠就能聽見節假日忠實者們“不給糖就搗蛋！”的戲谑。
我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讀的書上，沒有下床。
然後，美味姐在我隔間的門口說：“不給糖就搗蛋，帕-帕波！” 我隻得笑一笑。
美味姐打扮成一個男妓，穿着一套全白的服裝，這是她用自己的廚房制服和運動褲拼湊起來的。
她有一根“雪茄”，周圍還有一群裝扮成妓女的人：包括幾名埃米穆萊特斯；還有弗蘭，她是說話很快且十分健談的意大利老奶奶，已經78歲，是監區裡年齡最大的犯人。
妓女們想要讓自己更加性感一些，将運動短褲提得很高，把T恤的領口拉得很低，但主要還是靠化妝。
她們的妝即使按照監獄的标準，也太俗氣了。
弗蘭有一根長長的“煙鬥”和頭飾帶，是她用紙做成的；她的腮紅特别重，看起來像一個19世紀20年代上了年紀的輕佻女郎。
“快點兒，帕波，不給糖就搗蛋？”美味姐催促我。
“聞我的腳。
給我一點甜的東西吃，你知道吧？” 我的隔間裡從來沒有存過糖果。
我努力堆起一個大大的笑臉，讓她們知道我很感激她們的創意。
“那就搗蛋吧，美味姐。
我實在沒有甜東西了。
” 我開始尋找那些能夠決定是否允許我探望祖母的監獄警官。
其中一個是很少露面的臨時行政主管，布巴。
他會以盡可能最讨人喜歡的方式告訴你滾一邊去。
還有一個是我的輔導師費恩，聯邦監獄局的職業軍人。
他是一個對什麼都不關心、愛開玩笑的人，很愛侮辱别人，但是從來不做自己的文書工作。
不過，他喜歡我，因為我的金發藍眼，而且我有一個“緊實的屁股”——他會小聲地這麼說。
他已經很善良了，同意我用他辦公室的電話跟祖母聯絡——養老院的電話用監獄的公共電話打不過去，所以我沒辦法通過公用電話跟她說話。
她在電話裡聽起來很疲憊，聽到我的聲音感到很吃驚。
挂斷電話以後，我忍不住哭起來。
我跑出費恩的辦公室，來到下面的跑道上。
我又回到了以前那種孤獨的生活方式。
我不跟人交往，不怎麼說話，決定一個人默默忍受這件最糟糕的事。
其他任何方式都是在向世界承認，聯邦調查局已經成功将我打垮，我已一敗塗地，成了一個懦夫；也是在承認我不可能在服刑期間不受到任何傷害。
美國女孩的“斯多葛哲學”
可我怎麼能承認這些呢？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學會了克制——掩蓋我的情感軌迹、隐藏或者忽視自己的問題，因為我堅信這些問題都應獨立解決。
所以，在面對權威人物需要克制的時候，我知道該怎麼做。
我很會吓唬人。
在監獄裡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克制，我都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