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物色盡，情有餘 ——李渝《金絲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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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風吹開了，林木的華蓋，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有一片晶瑩的光等待着她醒來，不呈傳說中的金黃，而是一種暧暧内含精彩的灰顔色，好像是月暈的凝聚還是繁星的竄聚。
是的，它們在林頂穿梭飛躍，在枝葉間搓擦出飕飕的聲響，然後如同一簇流星，一片月光，一截載負着月光的河水，以目眩的速度飛掠過林端，完成任務，消失在視覺的底線。
” 2 現代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至少經過五起五落。
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到抗戰前夕，李金發、王獨清等提倡象征主義詩歌，劉呐鷗、穆時英等引領新感覺派風騷，還有京派的朱光潛、梁宗岱等的美學實驗，為現代主義奠定基礎。
抗戰中期，不論是後方的馮至、穆旦，上海的張愛玲，甚至延安的艾青、哈爾濱的爵青，都在現實主義的大纛下逆向操作，寫出幽深動人的作品。
與此同時，台灣從風車詩社到四十年代銀鈴會的活動形成平行脈絡。
五六十年代台灣和海外的現代文學風潮銘刻了一個時代最複雜的“感覺結構”，時至八十年代大陸的尋根先鋒文學，則标榜又一波的現代意識卷土重來。
李渝所代表的現代主義創作奠基台灣，成熟于海外，卻嘗被兩岸的文學史所忽視。
與其他同在海外創作的同輩作家如白先勇、施叔青、叢蘇等不同，李渝來美之後并沒有立即投入創作。
六十年代末政治氣氛高漲，她與郭松棻等都投入了“保釣運動”。
這場運動以擁抱祖國、投身革命始，以離去夢土、告别革命終。
但對李渝等而言，戰事還沒有結束，戰場必須清理。
政治的幻滅砥砺出最堅毅的創作情懷，過往的激情化成字裡行間的搏鬥。
論者嘗謂現代主義琢磨形式、淬煉自我、升華時間，因此與強調完成大我的革命理念背道而馳。
但李渝這樣的作家卻是在經曆了政治冒險後轉向文學。
他們的現代主義信念原來就和他們的政治烏托邦相輔相成，重回寫作之後，他們更多了一份過來人的反省和自持。
曆史與形式不必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書寫就是行動。
精緻的文字可以觸發難以名狀的緊張，内斂的叙事總已潛藏“惘惘的威脅”。
我們現在更明白《金絲猿的故事》何以要讓李渝一再述說。
因為那不隻是關于她父母一代中國人的故事，更是關于她自己這一代人的故事。
我指的不是李渝寫出什麼“國族寓言”。
恰恰相反，李渝毋甯将筆下的曆史事件作為引子，促使我們深入勘查“曆史”作為你我存在的狀态，還有曆史界限以外的“黑暗之心”。
這曆史是血腥的，也是情色的；是理想的，也是混淆的——殺人無算的殘暴，壯志未酬的遺憾，方城之戰的喧嘩，三輪車裡的誘惑，栀子花的幽香，水晶玫瑰加沙翻毛酥餅的松軟，回廊傳來的歌聲，電影院散發的豔異光影……形成繁複的織錦，就像将軍宅第那塊眩人的波斯地毯。
是在這一晦暗的邊際上，現代主義叙事仿佛成為不可預測的探險，一場耗費心血的戰争。
李渝要如何運籌帷幄，理出頭緒，賦予組織，化險為夷，不隻是形式的挑戰，也是心理的考驗。
小說後半段李渝描寫将軍的伏擊狩獵，堅壁清野，奇襲突圍，“沖鋒，陷陣，埋伏，暗算，背叛，棄離；水域，山崗，坡原，谷壑，樹林，沼淖”，何嘗不是作家在文字裡的鏖戰？調動文字，組合象征，“風中輪廓搖擺，疆界在移動歸并”。
将軍的冒險不妨是李渝自己的冒險。
而如果我們知道九十年代末以來李渝個人生命的跌宕起伏，她筆下将軍的暴虐與溫柔、沉郁與解脫就令人更心有戚戚焉了。
上個世紀末後現代主義、後社會主義的風潮曾經席卷一切。
李渝一如既往，堅持自己的信念。
從八十年代的《江行初雪》到九十年代《應答的鄉岸》，務求以最精準的書寫捕捉生命最不可捉摸的即景。
告别革命啟蒙，無視解構結構，她像筆下的将軍一樣，以一顆“自贖的心”追記往事、返璞歸真。
從大陸到台灣到美國，從美術史專業到現代文學創作，從《紅樓夢》研究到民族風格畫論，這些年來李渝經過了大轉折，終将理解曆史就是她所謂的無岸之河，書寫故事無非就是渡引的方式。
由此來看，《金絲猿的故事》何必隻是李渝持續現代主義的作品？由現代轉向古典，由彼岸回到此岸，由現實化出魔幻，連綿相屬，密響旁通，“乍看的紛雜混淆，零亂倏忽，無法預測掌握的突然和偶然，都自動現出了合理的秩序，在所有無非都變成為故事的這時，現出了它們的因緣和終始”。
我想到《文心雕龍》裡的話：“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
”物色：萬物感應，撼人心魄；色相流轉，情動詞發。
一切生命形式奮起交錯、試驗創新有時而窮，唯有灰飛煙滅之際，純淨的情操汩汩湧現。
蓦然回首，你仿佛看到一種物體一閃而過，“如同一簇流星，一片月光，一截載負着月光的河水，以目眩的速度飛掠過林端，完成任務，消失在視覺的底線”。
暧暧含光，悠然回駐。
是金絲猿麼？物色盡而情有餘，這大約是李渝的追求了。
是的，它們在林頂穿梭飛躍，在枝葉間搓擦出飕飕的聲響，然後如同一簇流星，一片月光，一截載負着月光的河水，以目眩的速度飛掠過林端，完成任務，消失在視覺的底線。
” 2 現代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至少經過五起五落。
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到抗戰前夕，李金發、王獨清等提倡象征主義詩歌，劉呐鷗、穆時英等引領新感覺派風騷，還有京派的朱光潛、梁宗岱等的美學實驗，為現代主義奠定基礎。
抗戰中期，不論是後方的馮至、穆旦，上海的張愛玲，甚至延安的艾青、哈爾濱的爵青，都在現實主義的大纛下逆向操作，寫出幽深動人的作品。
與此同時，台灣從風車詩社到四十年代銀鈴會的活動形成平行脈絡。
五六十年代台灣和海外的現代文學風潮銘刻了一個時代最複雜的“感覺結構”，時至八十年代大陸的尋根先鋒文學，則标榜又一波的現代意識卷土重來。
李渝所代表的現代主義創作奠基台灣，成熟于海外，卻嘗被兩岸的文學史所忽視。
與其他同在海外創作的同輩作家如白先勇、施叔青、叢蘇等不同，李渝來美之後并沒有立即投入創作。
六十年代末政治氣氛高漲，她與郭松棻等都投入了“保釣運動”。
這場運動以擁抱祖國、投身革命始，以離去夢土、告别革命終。
但對李渝等而言，戰事還沒有結束，戰場必須清理。
政治的幻滅砥砺出最堅毅的創作情懷，過往的激情化成字裡行間的搏鬥。
論者嘗謂現代主義琢磨形式、淬煉自我、升華時間，因此與強調完成大我的革命理念背道而馳。
但李渝這樣的作家卻是在經曆了政治冒險後轉向文學。
他們的現代主義信念原來就和他們的政治烏托邦相輔相成，重回寫作之後，他們更多了一份過來人的反省和自持。
曆史與形式不必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書寫就是行動。
精緻的文字可以觸發難以名狀的緊張，内斂的叙事總已潛藏“惘惘的威脅”。
我們現在更明白《金絲猿的故事》何以要讓李渝一再述說。
因為那不隻是關于她父母一代中國人的故事，更是關于她自己這一代人的故事。
我指的不是李渝寫出什麼“國族寓言”。
恰恰相反，李渝毋甯将筆下的曆史事件作為引子，促使我們深入勘查“曆史”作為你我存在的狀态，還有曆史界限以外的“黑暗之心”。
這曆史是血腥的，也是情色的；是理想的，也是混淆的——殺人無算的殘暴，壯志未酬的遺憾，方城之戰的喧嘩，三輪車裡的誘惑，栀子花的幽香，水晶玫瑰加沙翻毛酥餅的松軟，回廊傳來的歌聲，電影院散發的豔異光影……形成繁複的織錦，就像将軍宅第那塊眩人的波斯地毯。
是在這一晦暗的邊際上，現代主義叙事仿佛成為不可預測的探險，一場耗費心血的戰争。
李渝要如何運籌帷幄，理出頭緒，賦予組織，化險為夷，不隻是形式的挑戰，也是心理的考驗。
小說後半段李渝描寫将軍的伏擊狩獵，堅壁清野，奇襲突圍，“沖鋒，陷陣，埋伏，暗算，背叛，棄離；水域，山崗，坡原，谷壑，樹林，沼淖”，何嘗不是作家在文字裡的鏖戰？調動文字，組合象征，“風中輪廓搖擺，疆界在移動歸并”。
将軍的冒險不妨是李渝自己的冒險。
而如果我們知道九十年代末以來李渝個人生命的跌宕起伏，她筆下将軍的暴虐與溫柔、沉郁與解脫就令人更心有戚戚焉了。
上個世紀末後現代主義、後社會主義的風潮曾經席卷一切。
李渝一如既往，堅持自己的信念。
從八十年代的《江行初雪》到九十年代《應答的鄉岸》，務求以最精準的書寫捕捉生命最不可捉摸的即景。
告别革命啟蒙，無視解構結構，她像筆下的将軍一樣，以一顆“自贖的心”追記往事、返璞歸真。
從大陸到台灣到美國，從美術史專業到現代文學創作，從《紅樓夢》研究到民族風格畫論，這些年來李渝經過了大轉折，終将理解曆史就是她所謂的無岸之河，書寫故事無非就是渡引的方式。
由此來看，《金絲猿的故事》何必隻是李渝持續現代主義的作品？由現代轉向古典，由彼岸回到此岸，由現實化出魔幻，連綿相屬，密響旁通，“乍看的紛雜混淆，零亂倏忽，無法預測掌握的突然和偶然，都自動現出了合理的秩序，在所有無非都變成為故事的這時，現出了它們的因緣和終始”。
我想到《文心雕龍》裡的話：“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
”物色：萬物感應，撼人心魄；色相流轉，情動詞發。
一切生命形式奮起交錯、試驗創新有時而窮，唯有灰飛煙滅之際，純淨的情操汩汩湧現。
蓦然回首，你仿佛看到一種物體一閃而過，“如同一簇流星，一片月光，一截載負着月光的河水，以目眩的速度飛掠過林端，完成任務，消失在視覺的底線”。
暧暧含光，悠然回駐。
是金絲猿麼？物色盡而情有餘，這大約是李渝的追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