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營(1942)
關燈
小
中
大
第二天,亨利裝作生病,連飯都拒絕吃。
但他知道,他也隻能騙這麼久——如果他騙到了她的話。
也許他并沒有騙到,母親隻是足夠好心,所以忍了他裝出來的那些症狀。
還有他用來解釋拜查斯所賜的——青紫的眼睛和擦傷的面頰——的借口。
他告訴她,那些傷是因為他在擁擠的街道上“撞到”了人。
他沒有再詳細講。
隻有當母親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幫兇時,他的詭計才能得逞,他可不想趕走自己的好運。
所以,在周四的時候,亨利做了他整周來都害怕去做的事情:他開始準備回學校去,回到沃克太太的六年級課堂上,獨自一人。
早餐桌上,母親沒有問他是不是感覺好點了。
她知道。
父親喝着一碗粥,看着報紙,為日本在巴丹半島、緬甸和所羅門群島的一系列勝利而煩躁不安。
亨利盯着他,但一言未發。
即便允許他和父親說廣東話,他也不會說一個字。
因為惠子一家被帶走,他要怪他。
他要怪他什麼也沒做。
但最後,他不知道自己要怪他什麼。
不關心?既然别人也都漠不關心,那麼,他怎麼能責怪自己的父親? 父親一定是感到了他的目光。
他放下報紙,看着亨利,亨利還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
“我有東西給你。
”父親把手伸進襯衣口袋裡,拿出一個胸章。
這個胸章上寫的是“我是美國人”,紅白藍三色的粗體字。
他把它遞給亨利,可亨利瞪着他,沒有伸手去接。
父親平靜地把新的胸章放在桌子上。
“你爸爸希望你戴上它。
日本人從西雅圖疏散走了,所以你最好還是戴上它。
”母親說着,盛了一碗稠稠的、滾燙的、冒着熱氣的白粥,放在亨利面前。
又是那個詞:疏散。
即便是母親用廣東話說出來的,這個詞仍然毫無意義。
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疏散?惠子,從他的生活中被帶走了。
亨利把那枚胸章抓進拳頭裡,匆匆拿起書包,沖出了門。
他面前的那碗熱氣騰騰的粥一口未動。
他連“再見”都沒有說。
在去學校的路上,上中國人學校的那些孩子們路過的時候,都沒有嘲笑他。
他臉上的表情一定帶着警示。
也許,他們也因為幾個街區外日本城的那些空無一人的、用木闆封起來的建築而吓得沉默了。
離家幾個街區後,亨利找到最近的一個垃圾桶,把他的新胸章扔到了滿溢出來的垃圾堆上——那裡有不能回收用作支援戰事的碎瓶子,還有四十八小時前因為疏散事件而歡呼雀躍的人群所舉的手寫标語。
那天在學校,沃克太太沒來,所以他們有了一位代課老師,迪肯斯先生。
新老師布置當天的作業時,其他的孩子似乎都在忙于猜測他們可以逃脫掉多少,隻有亨利獨自一人坐在教室後面。
他感到他可以就此消失了,也許他已經消失了。
沒人理會他,沒人和他說話,他對此深表感激。
可是,飯堂裡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比蒂太太對于惠子的離開好像真的很惱火。
亨利并不能肯定比蒂太太的失望到底是因為什麼——是認為惠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還是僅僅因為她不得不在廚房掃除上付出更多的精力。
她一邊從廚房端出午餐的最後一鍋肉菜——被她稱作“卡次萊次雞肉”——一邊輕聲咒罵着。
亨利不太明白那菜名是什麼意思,聽上去像是日本菜。
不過,是美國化了的日本菜。
裹了面粉炸成的雞扒,帶着棕色的肉汁。
午餐看上去真的不錯。
聞起來也很不錯。
“讓他們嘗嘗,看他們會怎麼說。
”這是她拿着煙晃出門去之前,滿腹怨氣地說出的唯一一句話。
不知亨利的那些學校同學是否知道午餐的主菜是日本菜,反正他們當中并沒有人注意到,也沒有人介意。
但這個反諷像一把錘子般敲醒了亨利。
他微笑起來。
他意識到,比蒂太太并不隻是他所見到的那樣。
然而,其他的孩子,他們并沒有什麼驚喜可以給亨利。
“看,他們漏了一個!”亨利給一群四年級的孩子盛菜時,他們嘲笑他道,“誰去叫當兵的來,有人跑出來了!” 亨利沒戴他的胸章。
既沒有戴舊的那個,也沒有戴新的那個。
兩個都沒有什麼用。
還會有多少這樣的日子?他想。
謝爾登說過,戰争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那我還需要忍受多少這樣的日子? 仿佛一名禱告者得到的是一個殘忍、複仇心重的上帝的回應,查斯出現了。
他把托盤滑到亨利面前:“他們把你的女朋友帶走了,亨利?也許現在你要學會不要友好……友善……不要跟敵人混在一起。
肮髒的、背後放冷箭的小日本——她可能在我們的食
但他知道,他也隻能騙這麼久——如果他騙到了她的話。
也許他并沒有騙到,母親隻是足夠好心,所以忍了他裝出來的那些症狀。
還有他用來解釋拜查斯所賜的——青紫的眼睛和擦傷的面頰——的借口。
他告訴她,那些傷是因為他在擁擠的街道上“撞到”了人。
他沒有再詳細講。
隻有當母親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幫兇時,他的詭計才能得逞,他可不想趕走自己的好運。
所以,在周四的時候,亨利做了他整周來都害怕去做的事情:他開始準備回學校去,回到沃克太太的六年級課堂上,獨自一人。
早餐桌上,母親沒有問他是不是感覺好點了。
她知道。
父親喝着一碗粥,看着報紙,為日本在巴丹半島、緬甸和所羅門群島的一系列勝利而煩躁不安。
亨利盯着他,但一言未發。
即便允許他和父親說廣東話,他也不會說一個字。
因為惠子一家被帶走,他要怪他。
他要怪他什麼也沒做。
但最後,他不知道自己要怪他什麼。
不關心?既然别人也都漠不關心,那麼,他怎麼能責怪自己的父親? 父親一定是感到了他的目光。
他放下報紙,看着亨利,亨利還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
“我有東西給你。
”父親把手伸進襯衣口袋裡,拿出一個胸章。
這個胸章上寫的是“我是美國人”,紅白藍三色的粗體字。
他把它遞給亨利,可亨利瞪着他,沒有伸手去接。
父親平靜地把新的胸章放在桌子上。
“你爸爸希望你戴上它。
日本人從西雅圖疏散走了,所以你最好還是戴上它。
”母親說着,盛了一碗稠稠的、滾燙的、冒着熱氣的白粥,放在亨利面前。
又是那個詞:疏散。
即便是母親用廣東話說出來的,這個詞仍然毫無意義。
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疏散?惠子,從他的生活中被帶走了。
亨利把那枚胸章抓進拳頭裡,匆匆拿起書包,沖出了門。
他面前的那碗熱氣騰騰的粥一口未動。
他連“再見”都沒有說。
在去學校的路上,上中國人學校的那些孩子們路過的時候,都沒有嘲笑他。
他臉上的表情一定帶着警示。
也許,他們也因為幾個街區外日本城的那些空無一人的、用木闆封起來的建築而吓得沉默了。
離家幾個街區後,亨利找到最近的一個垃圾桶,把他的新胸章扔到了滿溢出來的垃圾堆上——那裡有不能回收用作支援戰事的碎瓶子,還有四十八小時前因為疏散事件而歡呼雀躍的人群所舉的手寫标語。
那天在學校,沃克太太沒來,所以他們有了一位代課老師,迪肯斯先生。
新老師布置當天的作業時,其他的孩子似乎都在忙于猜測他們可以逃脫掉多少,隻有亨利獨自一人坐在教室後面。
他感到他可以就此消失了,也許他已經消失了。
沒人理會他,沒人和他說話,他對此深表感激。
可是,飯堂裡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比蒂太太對于惠子的離開好像真的很惱火。
亨利并不能肯定比蒂太太的失望到底是因為什麼——是認為惠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還是僅僅因為她不得不在廚房掃除上付出更多的精力。
她一邊從廚房端出午餐的最後一鍋肉菜——被她稱作“卡次萊次雞肉”——一邊輕聲咒罵着。
亨利不太明白那菜名是什麼意思,聽上去像是日本菜。
不過,是美國化了的日本菜。
裹了面粉炸成的雞扒,帶着棕色的肉汁。
午餐看上去真的不錯。
聞起來也很不錯。
“讓他們嘗嘗,看他們會怎麼說。
”這是她拿着煙晃出門去之前,滿腹怨氣地說出的唯一一句話。
不知亨利的那些學校同學是否知道午餐的主菜是日本菜,反正他們當中并沒有人注意到,也沒有人介意。
但這個反諷像一把錘子般敲醒了亨利。
他微笑起來。
他意識到,比蒂太太并不隻是他所見到的那樣。
然而,其他的孩子,他們并沒有什麼驚喜可以給亨利。
“看,他們漏了一個!”亨利給一群四年級的孩子盛菜時,他們嘲笑他道,“誰去叫當兵的來,有人跑出來了!” 亨利沒戴他的胸章。
既沒有戴舊的那個,也沒有戴新的那個。
兩個都沒有什麼用。
還會有多少這樣的日子?他想。
謝爾登說過,戰争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那我還需要忍受多少這樣的日子? 仿佛一名禱告者得到的是一個殘忍、複仇心重的上帝的回應,查斯出現了。
他把托盤滑到亨利面前:“他們把你的女朋友帶走了,亨利?也許現在你要學會不要友好……友善……不要跟敵人混在一起。
肮髒的、背後放冷箭的小日本——她可能在我們的食